近年，中国出现了一些歪风。如一些诗人转型为出版人、书评作者，甚至报纸文化频道的负责人等。这些人通过与学术界知识分子骂仗来获得一些影响，但是这些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回应，是一种自讨无趣的行为。他们通过将学术界的水搅浑，然后从中捞得一些社会地位的图谋并没有得逞，而这种企图一旦被人识破，也很难持久。另外，一些历史学者分为两种：一种从对古人文化的诠释为业，如易中天等；另一种是为历史翻案，如为曾经的殖民者翻案，为中国历史上的汉奸翻案。此类学者如袁伟时，也名噪一时。近期他又将为汪精卫翻案而蠢蠢欲动，估计这种翻案很难做到，如他近期关于圆明园的文章已经没有了原来那种关注度，因此，他们这种利用为殖民主义者翻案和为国家汉奸翻案的成名路线也很难走下去。
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另一支-学术知识分子从某种程度上也继承了五四恶习，一直充当学术二道贩。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学习西方，而且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建立一个能与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地位相称的独立学统。当前中国这种迟缓的进程，在世界各大文明民族的社会转型时期是不多见的，破坏多于建设，情感多于理性，我们的思想文化总是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且不说这种思想文化的贫困已经并将继续给社会经济和技术进步带来怎样不利的影响，如果一个民族普遍缺乏理论教化、思想表现和自我意识，那么它在人类文明史上只是其中一个得过且过的过客，除此之外，任何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存在。因此，笔者认为“致力于思想文化建设”应该成为每一位学者的责任。
环顾当今世界，那些经济发达、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国家都有着自己独立的学术体系，如德国、北欧。“二战”之后，德国在废墟上迅速崛起，重新成为经济强国。弗莱堡学派则是德国经济快速复苏的内在原因-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供应者。北欧瑞典学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了一整套带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开放型混合经济理论，并且对当代世界有重要影响。
反观日本虽然是经济强国，但是在学术研究上没有任何影响力。大前研一号称是日本的战略思想家，但是笔者看大前研一的书，看不到任何思想的影子，而只是些拼凑之作，与克鲁克格曼这些人相比差太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学术独立，做事情就缺乏理智的判断性，就容易盲目没主见，禁不住“忽悠”，苏联之失败也是这样。
中国有“道德经”这样的世界级巨着，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鼻祖魁奈、亚当·斯密到西方近代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哈耶克，都视老子为思想教父，中国孔子的理性与道德也曾经风靡世界，后来达尔文主义在欧洲兴起后，孔子的思想才渐渐没有了市场。即使到了近代，中国也出现了魏源、郑观应、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这样具有世界级水平的思想大师，可惜自从五四时期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破坏后，中国再无伟大思想出现。中国的大部分学者到现在一直是世界学术界的“二道贩”，世界上什么理论最热门就将什么理论引入中国，而很少进行独立的研究。北大、清华是中国的最高学府，林毅夫、张维迎、李稻葵等是这些学校最有名的教授，但是这些人几乎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思想，仍然在照搬西方人的经济思想，中国学术独立实际上已经是个迫在眉睫的事情。
究其原因，我认为是中国当前出现了两大断代：一个是中国古文化的断代；另一个是与西方社会科学的断代。与中国古文化的断代，非常容易理解，在此也不赘述。对于我们与西方现代科学的断代，这与我们建国前30年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有关，诚然马克思主义来源于西方，是西方社科学者的集大成者，但马克思主义也只是代表着当时西方社会科学最高水平。而马克思之后，西方社会科学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这方面中国并没有及时吸收。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以政治学为代表的不少社科科学的新学科在中国得以建立，这又为中国提供了接近世界的机会。我一直认为科学无国界，这里的科学不仅仅包含自然科学，也包含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抄袭非常严重，特别是去年爆出的汪晖和朱学勤抄袭案，更让大家对中国的社会科学心灰意冷。大家可以这样想，这些人知识功底本身就不扎实，学习都来不及，何谈创新。抄袭固然不对，但是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那代人的历史情况。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应该感谢他们的抄袭，因为这样让我们尽快地缩短了与西方的差距。
当前中国知识分子中，这种二道贩知识分子是居于主流地位的。中国学者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敢说自己的话，中国的中年学者大部分有留洋的经历，这些人言必称外国人，即使是自己的想法也要假外国学者之口说出来，这些都是不自信的表现。中国的学者现在是宁可当别人的信徒，也不敢走出自己的路，中国学者必须改掉的毛病是言必称外国学者的习惯。
除此之外，还有一股逆流应该值得警惕。我们一直主张学习西方，但是西方也分很多学术派别，当然现在狭义的西方主要是学欧美。这样的学习我是支持的，我也认为是正确的，中国的社科科学研究绝对不能自绝于世界主流文明之外。但我们必须反问一句，我们学习是真正的西方主流文明吗？我感觉不是，其中在中国一直有个不公开的秘密，就是我们中国很多主流学者信奉的都是奥地利学派，而奥地利学派是最顽固的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的一个西方学术流派。这个学派在西方并不是学术主流，但这个偏激的边缘学派却在中国暴得大名，这很值得反思。
究其原因，我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在反思计划经济的同时，迷上了那些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走上了奥地利学派哈耶克主义的邪路，这真是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而不是从边缘进入主流。这种情况在经济学家身上表现地非常明显，如张五常、郎咸平。这些美国派学者回到国内都感觉不适应，每次都能掀起一股旋风，经过他们宣传我们才恍然大悟，中国学者信奉的根本不是什么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而是西方的一个激进学派的分支。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极左派，奥地利学派是西方的极右派，两个派别轮流统治中国，可怜中国学术界一直就这样拜错师，走错路。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比较悲观，似乎中国学术界了无希望。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如此的悲观。刚开始学习西方踩不对脚步，忽左忽右是正常的，我相信这种状况并不会持久下去，我也相信中国也会在充分吸收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学统，就像两百年前西方吸收中国思想文化的精髓建立自己的学统一样。
中国建立自己的学统需要一定条件，当前中国也具备这样的条件。每一次世界性的大危机之后都会出现一次大的学术革命，资本主义早期的经济危机诞生了马克思主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诞生了凯恩斯主义，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又诞生了一大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派别。本次经济大危机必然也会导致学术界出现大的变革，中国应该抓住自己的机会。
中国要建立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必须开辟新的领域。如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发展的问题，而我们可以重点研究民生保障的问题，这也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当代中国虽然经济上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民生依然艰难，民众依然面临着生活没有保障，生存成本过高，贫富分化等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又何尝是中国自己在面对呢？世界各国都同样在面对。全世界都无能为力，可以说现在的学术界也非常无奈，这些都可以成为学术创新的突破口。
中国的发展表明，暴力革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西方学术体系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学术界“爱美国主义者”推崇的美式套餐，实践证明也并非什么高营养食品。中国实际上需要一场学术革命，用学术革命中国，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正当其时。需要中国知识分子重拾我们的学统、道统与正统，为国家发展献计策，为民众福祉鼓与呼。
做有强健思想的“经济公民”
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连续发表政论文章，“新民说”由此产生。他在《释新民之义》中说：现在的人都知道在政治、学术、技艺方面取人长补我短，却不知道民德、民智、民力才是政治、学术、技艺的根本来源。“新民”的概念显然接受了近代欧洲启蒙主义思想，梁启超将打造新国民视为强国的首要任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影响巨大，新文化运动、鲁迅的“立人”思想等都能从中找到渊源，而“改造国民性”的话题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谈。一个话题可以谈上一百年，国人之坚韧确非虚传。建立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成为“新民”的目的，梁启超曾用文学化的语言将这个全新的想象共同体描述为“少年中国”。在那个多变的时代，梁启超以一种现代人格以及披肝沥胆的真诚，将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结合在一起。
启蒙其实是知识界内部的一场思想更新运动，知识分子在哪里，启蒙的主战场就在哪里。开民智首先就是要“开知识分子的智”，知识分子也不是天生正确、一贯正确的，知识分子也需要进行思想更新。孙中山在革命运动中就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知识阶级无知识”是最大的社会悲剧。“军阀背后都有学阀的支持”，知识分子自己都没有做足知识储备就来指点江山，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有些知识分子明明自己已经落伍了，却在那里抱怨时代。
当代媒体中，网络主要面对的是学生，报纸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市民，而只有出版界才是真正面对知识分子，因此中国启蒙的希望就在出版界。
当代的出版行业却日益萧条，除了盗版、盗印、图书销量低、作家收入少等问题之外，中国图书在产量上也是非常少。以我最了解的财经图书市场为例子，中国每年上市的财经图书看似很多，但是具体到相应的类别非常少，根本就没有几本。如经济图书中的中国经济子类，真正系统性的思想着作，每年不到五本，其中高质量的平均不到一年一本。因为写书不赚钱，稍微有点资历和名气的学者都去做课题、演讲，而不写书，图书的版税对学者往往不具备太大的吸引力。知名学者演讲一次的收入就赶得上出版一本书的收入。而近年数字阅读器的普及更加速了纸质出版的衰落。
但是，真正伟大的学术创新不能靠文章，不能靠论文，不能靠课题，更不能靠到处进行商业性的走穴演讲，只能靠书籍，也只有书籍这种形式才能承载起伟大的创新。因为一篇文章只能表达一两个思想点，一篇论文也只能将这一两个思想说透点，而“课题”这种命题作文的方法就更限制了创新。学者只有写书才能真正系统自己的思想，其他形式都很难做到。而当前中国出书不赚钱，甚至赔钱、倒贴钱的现状，让大部分学者都放弃了写书，因此很多学者也不对自己的思想进行系统规整。这也是中国科技以及思想领域创新性不强的根本原因之一。
现代社会是经济社会，公民与其说是政治公民，不如说是经济公民，因为公民的每个政治选择都是对其自身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选择，因为让公民都具备现代经济思想也将是当代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点。
当代西方国家，公民因为不具备经济思想而导致的悲剧已经显现。如国债占GDP比例的警戒线为60%，因为只要超出这一比例，一个国家也就失去了偿本付息的能力，而西方国家早已超过这一警戒线，日本国债总额已占GDP的229％，美国也已经超出100%，希腊债务/GDP比例也高达166.1%，几乎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已经超出债务警戒线。而这些国家的财政其实已经破产，他们只能是借更多的债，以新债养旧债，已经很难实现周转。如果他们要还清这些债务，则国家福利要面临极大的削减，即使这样也要至少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时间才能还清。当政客为自己的国民欠下了百年的债务的时候，而公民却茫然不知。当债务危机爆发时，等待他们只有成倍提高的大学学费，被大幅推迟的退休年龄，已经亏空殆尽的养老金，破烂不堪的公共道路。这些钱都哪里去了呢？经济学家的谎言是这是因为政府的高福利政策，但事实的真相是这些钱早已经通过减税进入了富人的腰包，或是通过公共产品私有化进入了资本的口袋，通过穷兵黩武满足了政客的战争欲望，而真正进入国民福利的极少。
这就是典型的因为公民缺乏经济思想的恶果，他们看不穿政客的作秀，看不透经济打手或是经济杀手的谎言。西方的悲剧已经显露，而中国的部分学者们仍然在煽动民粹主义，如鼓吹公共产品私有化，鼓吹减税，鼓吹平分外汇储备等已经在世界上证明是失败的东西，而且这些人的鼓出在中国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颇能迷惑人。
观察世界各国的经历就会发现：秉承“经济良知”的学者的力量要远远薄弱于“经济打手”；而“经济卫士”的力量也远远小于“经济杀手”，而民众更多的在其中充当着不知所从的看客角色。如果中国人不能清醒看待这一情况，就必然同西方国家的公民一样陷入“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悲惨境地，公民如果不具备经济学知识，也就不能辨别哪些是对自己有利的，哪些是对自己不利的。如果公民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就不是一个成熟的公民，这也就是笔者提出公民要具有强健的经济思想的必要之处。这项工作还需要更多的、大量的、拥有社会良知的经济学者们一同参与进来，才能真正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