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确实存在很多不满，但必须指出的是，即使是那些不断指责共产党施行“暴政”的人们，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90年奋斗成就的受益者，他们在靠骂共产党、造共产党的谣来博取名声的同时，却无耻地利用了成千上万中国共产党人曾用鲜血换来的和平与发展，利用了共产党人的谦虚谨慎和虚怀若谷。确实是这样，中国只要遇到重大事件，就会谣言满天飞，很多以意见领袖自居的人拼命地鼓动人民的反政府情绪，但这些人基本从不被追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共产党的自信。
很多人对一个陌生学科里那些听起来非常时髦的概念都非常神往，以至于很多过时的、失败的东西在中国还往往能大行其道，这除了我们的学者学术水平差之外，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只喜欢从只言片语或某个汉译概念是否能带来美好联想而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粗浅的理解。公民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词，首先，公民社会否认阶级差别，这是虚妄的；其次，公民社会理论将公民与国家对立，好像好事都是公民社会干的，坏事都是国家干的，这也是虚妄的。所谓的公民社会实行的结果就是黑社会泛滥，如美国的3K党、日本的奥姆真理教等，这些组织对民主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所谓公民社会，说白了其用意不外乎两点：第一是挑动群众斗政府；第二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甚至悍然支持富人斗穷人，而穷人则沦于无声。离开了社会的资助，很多社会组织也是存活不下去的，非盈利部门必须依靠政府的资助才可以维持。现在很多民间组织（NGO）打着非盈利的幌子，只是为了逃税方便而已，其实商业化非常严重，中国不能以“市场放任”的名义，把关乎千家万户、生老病死的基层事务，“承包”给各类营利性组织、“公民社会”、“盈利型经纪”。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如西方强调政体，而中国则更多地强调政道，政道就是治国理念，中国人不会像西方人那样迷信，凭一个理想的政体便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现实政治问题。中国务实的政治家往往是现实实践中的操作治理者而非空谈的哲学家。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历史周期律的时候所提到的民主也非西方的民主政体，也是政道。体是术的方面，道才是根本，世界上照搬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就是因为他们只能照搬术，而没有掌握道。
中央领导经常搞调研，一直保持着“三进三同”（即干部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作风，但是个别干部却喜欢在沙龙里与精英们云山雾罩地开学术思想讨论会，而不喜欢接近群众。当今之时，精英与民众的利益日益分野，如果听了精英们的宣传，那中国似乎早就国将不国，除非改制换人、卷旗缴枪，让某些“先富者”上台跟着美国走，最好能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了；但如果肯听老百姓的声音，那么其中头几条便是：当今精英祸国、律师谋财、“盈利型经纪”黑白通吃，富者不仁者等。走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的传统，这个传统不能丢。
在当今精英们“民主”、“宪政”的高调里，“人民”往往在“民粹”的释义里成了贬义词；在他们设计的“公民社会”中，底层人民群众和人民政府成了贬义词。既然如此漠视人民，那又何谈民主？胡鞍钢教授参加了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制定，他在书中指出“十二五”规划回应的是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这些关乎人民基本生计的根本问题。在关系人民生计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必须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面对那些指责我们为民粹主义的说辞，我们的回答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共产党从来都是为平民服务的，而不是为精英服务的。
人类历史就是一场“挑战-应战”的大博弈。在这场空前的大棋局中，生死存亡之道，完全在于领导者、决策者的战略视野、战术水平和创造性的决策能力。中国共产党信奉马克思主义，但中国革命和中国发展道路从来就是独立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而中国共产党也是在不断应战的伟大实践中带领中国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因此我们相信共产党一定能带领中国处理好目前以及将来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中国经济治理必须转变的十大观念
1.通胀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对于通胀的治理不能总盯着通胀本身。中国的通货膨胀，是由地租级差化、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生产率提高引起工资上涨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是个不可抵挡的大趋势，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工资的增长。当工资的增长超出通货膨胀的时候，人们对通货膨胀也就没感觉了，通货膨胀也就不那么明显了，而工资增长最终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只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的工资增长。
2.即使是对付通货膨胀，也不要总是着眼于货币因素。中国货币M2确实增加了，但增长的货币已经被增长更快的投资投资吸附住了。货币因素不是中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中国要抑制通货膨胀，就必须从地租因素和供给方面想办法，降低地租更多的是要优化城市布局和治理房价过快上涨；而提高供给方面则必须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不一定会造成流动性过程。这是因为“流动性过剩的本质不是钱多，而是钱太便宜”，因此中国需要在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还应该适度提高货币的使用价格-利率。
3.对于外储，不要总是盯着用外汇储备应该来买什么的问题。买黄金根本不现实，买资源也很难操作，中国应该将精力用于考虑如何降低外汇储备的问题。只有外汇储备没有那么高了，中国外汇保值的压力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大了。
4.对于降低外汇储备，我们不要总着眼于对外贸易和人民币升值，而最根本的还是应该从“外资”入手，并设法降低外资在中国的存量。外资在中国的存量不降低，中国的外汇储备就不可能少，也不应该减少，因为这些外汇储备并不属于中国，而是属于外资企业，这些钱也只是暂时放到了中国央行，中国央行也只是暂时替他们保管这些钱，而不拥有这些钱的最终支配权。
5.对于经济发展，不要总着眼于“投资多一点，消费多一点，还是出口多一点”的问题，经济发展最根本体现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因此应该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只要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中国的经济总量自然也就增长了。而无论是依靠投资、消费，还是出口，都是一时之计；从长远来看，还会造成中国经济结构的扭曲。抓关键，扭转根本，这个根本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6.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们不要总盯着最先进的技术创新。传统成熟技术的深化运用，照样可以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传统行业进行改造提升，也可以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不仅要重视高端技术的创新，还应该重视传统成熟技术的深化运用，两手同时抓，两手都要硬。
7.对于技术创新，不要总盯着国家政策，国家补贴，决定“创新型国家”能否建设成功的是人民，是文化。没有爱国的文化，没有优秀购买国货的文化传统，就不可能产生伟大的民族企业。世界上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国民，无论是先进的欧美，还是后起的日韩，其国民都有购买国货的传统；而中国的爱国文化却总是遭到破坏，这严重地制约着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
8.对于国家财富分配，不要总从“藏富于民”和“藏富于国”的角度进行讨论；除了国家和人民之外，资本也是财富分配的主体，而现在国家更多的是对财富进行转移支付。“藏富于国”从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藏富于民”。
9.解决民生问题，不要总想着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解决，也许从“消费支出”的角度更容易解决。“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就是从“消费支出”的角度解决民生问题的一个方案。
10.对于建设中产阶级社会，不要总是从“限高、扩中、拔低”上做文章，最根本还是建立起社会保障。如果有了社会保障，全民都是中产阶级；如果没有社会保障，即使收入居中的民众再多，也不是中产阶级社会。北欧和新加坡的中产阶级自我认同度比较高，而欧美中产阶级自我认同度比较低的道理就在这里。让民众拥有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更容易，要加大社会保障，不是从扩大中产阶级人数上做文章。对于社会保障，不要以为有了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就够了，最重要的是工作和住房。没有工作，没有住房，即使有着再完善的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社会保障仍然不算完善。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十个具体建议
1.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中国发展战略
在经济发展上，经济发展不能总靠在消费、投资和出口三个方面进行宏观平衡，而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笔者提出将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目前，自动化技术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最有效的方法。
2.完善“福利社会”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双轮驱动的保障模式
对与民生保障问题，笔者主张实行“福利社会”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双轮驱动的保障模式。这两者互为补充，福利社会主义用于保障“生老病死”的问题，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是从“衣食住行”方面降低民众的生活压力。福利社会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进行社会保障，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是从消费支出的角度进行社会保障。福利社会更多地依靠政府来完成，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是依靠市场来完成，并且“低生存成本型”可以避免因为福利社会建设带来的高昂税负，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实行的经济模式，而中国已经开始实行的蔬菜直销、免税街市政策已经具备了“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的特征，希望能推出更多的此类政策。
3.建立“国家战略委员会”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表明，任何一个经济体的成功崛起、任何一项重大技术的研究应用、任何一项重大工程项目的完成都脱离不了国家的力量，古代是这样，现代更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也是这样；发达国家是这样，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
笔者主张成立一些高级委员会，负责中国战略政策的实施，这些委员会的主任应该由一些德高望重的退休老干部担任，退休老干部可以利用自己的威望、能力和人脉关系为这些项目的执行提供保证，效果比一些具体部门来执行效果更好。这个委员会应该比国家部委要高一个级别，因为它很多方面需要国家各部委的配合。这些项目设立的越细、越具体越好。国家战略委员会解决的是战略与执行脱钩的问题，解决的是智库与政府脱钩的问题，中国的官方智库大多是执行层面的智库，而非战略方面的智库。谁都知道战略的制订与实行非常的重要，其实建立一些负责执行国家战略的机构也很重要。
4.加强行业组织的行业管理职能
针对不道德商业行为的监管，笔者认为中国在认识上还存在误区，总是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实行了市场经济，只要不违法的事情都可以做。但是，法律一般都是滞后的，也是存在漏洞的；而且执法难，导致很多受害者不能获得赔偿，因此完全依靠立法对其进行打击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政府应该让一些行业商协会担当起行业管理的职责。因为政府的精力是有限的，并且政府在治理商业不道德行为时往往存在着不够专业的现象，因为政府对经济生活中的具体现象不是很了解。如果政府能够赋予一些行业商协会一定的公权力，那么就可以基本做到“事事有人管”。如果他们没有管好，政府和公众就可以直接向他们问责。现在中国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业组织，但这些组织其实并不具备对行业管理及规范的职能，这些组织的潜力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现在的问题在于，并不是行业内的所有企业都加入了行业商协会，行业商协会的规则也只对会员有效，而对非会员无效。即使是对会员也是呼吁下，而并非强制执行，因此很多东西都是形同虚设。如果这些组织能够在政府及法律授权范围内拥有对行业管理的“公权力”，那么这些单位就可以对违背商业道德的行为直接处理，这样中国也就不会存在那么多“没人管”的事情，或是“管不住”的事情。当然，行业商协会也是在国家法律和上级主管部门管理下运作的。以笔者看来，这应该是可行的。
5.制定《反投机法》
对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管理问题，笔者提出将反投机看做经济管理的重点，中国可以考虑制订《反投机法》，像保护知识产权和反垄断那样进行反投机，最起码也要严禁在住房及食品领域的投机行为。反投机在技术上已经不存在问题，关键在于认识上不到位。现在，只要政府明确地表明态度，如反对住房及食品领域的投机行为，然后通过媒体进行宣传，我们相信，广大的投机客还是会听政府的话的，会与国家政策保持一致。
6.从打击“新五蠹”的角度缩小贫富差距
“新五蠹”导致中国财富发生非正常转移，中国缩小贫富分化应该从打击“新五蠹”入手。当前，中国的贫富分化严重，其核心原因不是中国人的勤奋程度不同，也不是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造成了收入的差距，不是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也不是垄断企业与民营企业职工的收入差距，因为只要收入来源于工薪收入、劳动收入，从根本上来讲即使有差距，也不可能差得太离谱。笔者认为，中国贫富分化最大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存在着巨大的财富非正常转移，这是导致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最应该警惕并进行彻底治理的。这些人的行为有的是非法的，有的是合法但不道德的，但其相同的是都对社会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和巨大的财富转移。其他方面的收入差距不过几倍的差距，而“新五蠹”造成的收入差距则是几百倍、几千倍的收入差距，是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所在。
7.住房“按面积”进行保障
针对房地产问题，笔者主张将住房保障由“按收入”进行保障转变为“按面积”进行保障。中国现在的住房政策基本上是以居民收入为标准制定的，存在着太大的不公平性。因为现在中国居民收入严重地不透明，且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按收入来制定住房政策，执行起来非常困难，并且会出现非常多的问题。中国现在的经济适用房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就是这种按收入制定住房政策惹的祸。笔者主张，以居住面积来划分政府与市场，意即在一定面积内政府向民众免费提供住房，而超出这个规定面积的话，则由政府或民众共同承担，或是民众自己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