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建立统一的专门的生存保障型产品供销体系及相应制度
建立生存必需品目录。为进入目录的商品建立独立的生产及销售体系，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其成本，从而最终降低销售价格。如可以由政府免费提供土地，建立销售场所，实行政府招投标体制，统一进行批量采购。如果这套体系建立起来，那么生存必需品的价格降低20%以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5.控制好级差地租
级差地租的存在也是造成民众生存成本过高的原因之一，在某些地域这甚至是头号因素。级差地租的出现是市场因素，但级差地租的高低政府可以引导，如政府合理布局国家的经济增长极，不要让全国大部分的人都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将人口分流到其他的经济增长极地区。在大城市内，严格控制城市密度，将人口均匀分布在各个地区，在就可以大大降低所谓黄金地段的土地使用租金，从而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特别是大城市的生产成本。
以上几条如果都可以做到，那么中低收入群体的生存成本降低30%以上没有任何问题。前面笔者还提到“新五蠹”造成财富巨大转移的问题，如果政府将“新五蠹”转移社会财富的渠道全部堵死，再加上“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的建立，民众生存成本至少可以降低50%以上。
总之，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坚决取缔“新五蠹”对社会财富的巨额转移和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是改善民生的最主要措施，其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根本措施，后两条是辅助措施。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有什么好处？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生存仍然是首要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抱怨生活成本太高，在物价奇高的大城市更是如此，“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不仅对普通民众而且对国家整体经济一样有着非常大的好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低生存成本是最大的社会福利
很多国家在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同时又加大了物价水平，客观上加大了人们的生存成本，福利社会永远不可能照顾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能够在人们的工资水平保持固定不变的前提下，大大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就相当于提高了民众的购买力，可以大大舒缓民众的生存压力。“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也就是一种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减轻民众生存负担的社会模式。对普通民众来说，低生存成本就是最大的福利。
2.“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使国家产业更具国际竞争力
一个国家的产业是否具有竞争力，除了技术因素外，劳动力价格水平是最重要的因素。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大部分的消费都是与生存相关的必要性消费。如果民众的生存成本降低，则这个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水平就可以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在与其他国家进行产业竞争时就可以具有优势，当今很多发达国家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方面渐渐失去了优势，只能将经济锁定在少数资本密集及知识密集型的经济领域。随着新兴经济体在技术方面的不断进步，这些国家在高附加值领域的优势也将不断消失，而对于同一技术发展水平的两个国家来说，谁的劳工成本越低，谁就更具备发展优势。如美国和日本的汽车企业竞争时，美国工人工资太高使美国汽车丧失了价格优势，当然美国的工人工资价格高主要是其医疗费用价格太高，“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则可以大大降低劳工成本。
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是由低收入群体的生存成本决定的，而与高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关系不大。因此，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可以将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水平保持在合适的范围内。
3.可以从整体上提升全社会消费能力
当“低生存成本型社会”降低了住房、医疗、生存必需品等方面的物价，也就为民众省去了大量的生活开支，而民众剩余的钱可以更多地用于享受性消费，这样也就从整体上提升了民众的消费水平，扩大了社会需求，从而带动了经济的增长。
4.可以让人生活的更有尊严
在福利社会，很多补助都是按照收入水平来发放，而这样的发放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监督，而且程序相当繁琐，这些都给低收入群体造成了非常大的麻烦，并且这些过程无形中也损害了民众的尊严。“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直接降低商品的价格，让那些本该接受政府救助的民众可以通过自己的收入维持生存，而不用通过繁琐的手续从政府那里获得救助，这样就可以让他们生存得更有尊严，因为现代社会，收入的高低主要是由国家的经济政策决定，与勤劳还是懒惰已经关系不大。现在，中国主张民众应该体面地工作，有尊严地生活，因此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非常有必要。
5.可以降低国家的经济风险
对于民众来说，生活中会遇到生病、失业等风险；对于全社会来说，则要经受经济周期的考验。如果生存成本非常低的话，则社会的抗风险能力将大大增强。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适用于中国与世界
福利社会相对于没有福利的社会是进步的。如在北欧，群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很少，像法国、英国、德国那样动辄出现罢工、示威游行等现象也较少出现，这些国家的治安比西欧国家要好得多，国家领导人大都清廉，几乎没有贪污现象，而且比较平民化，他们与普通大众一样上街购物。据介绍，瑞典首相上街都不带保镖。
福利社会在实行过程中暴露出了非常多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低工资、高物价问题。因为高税收必然导致两个方面的问题，那就是高个人所得税导致工资很大一部分被交了税，如在瑞典工人每年12个月中，有相对于8个月工作时间是为政府税收工作。高企业税则直接推动了高物价，在世界上各国版本的城市物价排名中，北欧城市几乎全部高居榜首。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并不反对和排斥福利社会，也不是福利社会的替代方案，而是福利社会的补充方案。
低成本型社会主张从生活细微之处减轻民众的生存压力，而福利社会则是从大的方面减轻民众的负担，两种社会模式出发点不同，其效果也各异，“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主张没有改变“多劳多得”的原则，福利社会相当于将一样东西直接送给你，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相当于低价卖给你，因此“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不存在施舍的问题，这样可以保障民众的尊严。不存在施舍的问题，也就从根本上不存在养懒汉的嫌疑。
中国现在正处于高发展阶段，完全的福利社会将是一个国家社会的不可承受之重，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可以减轻单纯依靠福利社会模式的风险，减轻福利社会模式对民众造成的负担，特别是对于生存的负担，两种模式完全可以协调发展，齐头并进。
我们相信市场，但也不能放任民生难题的不断加大；我们渴望社会福利，但又不想背负沉重的税收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则不失为一个可行性的选择。当然，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既需要政府，也需要市场。确切地说，是要政府利用市场手段来建立，而不是依靠行政手段建立。低生存成本社会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适合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因为中国与世界同样都要面对这些问题。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属于帕累托改进
大部分改革都会伤害某个群体的利益，会造成既得利益者的反抗。但是，我的“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主张不是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进行利益重新分配，而是在每个人的消费行为间进行利益分配，如我们将生存型消费领域的产品价格降得非常低，让人们可以用最少的钱解决生存问题，享受型产品的价格可以稍微高些，而我们奢侈品将价格定得非常高。这些可以通过税收手段进行调节，也就是提高享受型消费品和奢侈型消费品的税收来补贴到生存型消费领域。这种改革在经济学上基本上属于帕累托改进，是最理想的改革方式。
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政府的推动，需要税收制度的改革，只要政府、学术界和民众一致认可，推动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民生改革与历史有周期律吗？
用历史周期律来看待或解释历史必然有一定的高明之处，因为历史本身就是有规律的，只有那些深刻的历史研读者才会发现这样的规律。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与黄炎培曾经有过一段关于历史周期律的对话。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请黄炎培等人到家做客。黄炎培认为历史周期率是：“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乃至国家，都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都难长期的兴盛下去。”他拿这问题问毛泽东。毛泽东答道，共产党可以通过民主建设可以跳出该周期率。这段对话后来被人们传为“窑洞对”。
黄炎培总结的“始兴后衰”的历史周期律是客观存在的，但这其中的原因却是比较复杂的。如中国古代的王朝之所以走向衰亡，更多的是因为人口因素，也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
历史也并非只被一个周期律支配，《三国演义》开篇之中提出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可以算是历史的周期律。
除了以上，笔者还发现了一个历史周期率，那就是经济发展带来财富集中和贫富分化，而这些都成变成了政治改革的动力；但是随后的政治变革不但没有解决原来的问题，还加重了原来的问题，使民众遭到更大的苦难，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也是一个从繁荣到失败的历史规律，其演变规律就是：“经济发展-民生恶化-政治变革-民生更加恶化”。
“经济发展-民生恶化-政治变革-民生更加恶化”
法国大革命如此，中国清末民国的变革如此，苏联东欧地区的失败也是如此，当今阿拉伯地区很多国家的状况还是如此。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当人们面临民生问题的时候，只是抱着换一个政府就能解决问题的想法，即就是用政治变革来改善民生，但最后都没有一个好结果。不仅民众，政治掌权者也是这样，他们只看到民众的不满，而不去深究这种不满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采取的方式主要是两种-“压制不满”和“释放不满”，结果这两种都不行，而且“释放不满”比“压制不满”更容易导致政权的倒台。看看世界几百年的发展历史，任何大的政治动乱都很少是因为“政治不自由”，而更多的是因为民生的恶化。“消解不满”必须从改善民生入手。现代社会，即便是北欧、瑞士、比利时这些号称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没有解决民生问题，而比美国、西欧、日本就更不行了。
其实，民生问题就是民生问题，政治变革也不可能带来民生问题的改善，反而使民生更糟糕。“革命不是发生在经济最差劲的时候，而是发生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这是因为经济繁荣的时候往往也是民生问题最严重的时候。
经济发展为什么反而不能带来民生的改善呢？这里面有这样几种情况，首先，经济发展会带来贫富分化，这早已被历史无数次的证明，也不需要过多的解释；其次，还有一个比贫富分化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经济发展会导致民众生存成本的提高。因为随着经济发展，民众生存必需的产品就越多；经济越发展，那些廉价的生活模式消失得越快，民众收入的增长赶不上民众生存成本的升高，就必然出现民生的恶化，民众生存成本的提高，也抵消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民众的整体幸福感并不会增加，这一历史周期律比黄炎培所说的历史周期率更现实，也更具有现代意义和世界性意义。
民众的思维往往比较简单，他们总是天真地以为，只要革命了，或是换个政府，生活就会变好；但往往是政府换了，生活却没有改善，结果事与愿违。
跳出历史怪圈
如果要跳出这样的历史怪圈，就必须进行民生改革。经济改革、民生改革、政治改革应该是互相并列、互相独立的三个改革。民生改革，郑永年先生称之为社会改革，其实道理上是大同小异。
选票代替不了面包，民生问题只有通过民生改革才能解决，将民生困境寄希望于政治上的革命或是变革是不切实际的。民众要有这样的意识，而政府更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对于民生改革，笔者提出了“建设低生产成本型”社会的方案，这个方案可以适用于世界上各个国家。
中国现在是在走与西方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国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是我认为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比民国时期更严重。民国时期是以农业为主，但是现在人们大多是工薪人群，生活更加没有保障，中国一旦出现混乱，那必然出现大量的失业现象，其惨状可想而知，缺少了土地保障，而社会保障又不完善的中国，这不是比民国时期更脆弱吗！
未来十年将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黄金十年”，也是增长最快的10年，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中国就可步入初步发达国家。因此，5年后的中国不仅会将日本远远的甩到后面，而且将与美国平起平坐。那时的人民币可能已经成为世界的通用货币，那时中国的国民自信心将加大的增加，那时候的中国也将在世界上承担更多的世界责任，同时也发挥巨大的影响力。而这一重大转变即将在这5年展开，这5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重要的5年，因为未来5年必须稳定的5年。如果谁蠢蠢欲动搅乱中国，将是对整个民族的犯罪。那5年之后中国是不是就可以进行重大的政治变革了呢？对此我不做明确的回答，但是我坚信5年之后，中国人的心态必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我相信那时候的中国必然会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西方制度，那时候可以变对西方的“仰望”为“平视”。
基于以上原因，那么这几年中国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我认为，中国在启动政治改革之前，可以先进行民生改革，民生改革是中国改革最大的空间与纵深所在。对于民生改革，我的主张就是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曾经提出了一个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现代社会从古典社会脱胎而出之后，就形成了风险社会，这是全球性的，“现代人类身处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风险的制造者以整个社会的风险为代价来保护（攫取）自己的利益。其中，主导西方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仅卷入了风险的制造，而且参与了对风险真相的掩盖。因此，人类应反思现代性，以应对现代社会的种种风险。”这就说明中国当前面临的社会风险与冲突，并不只是中国的事情，所以任何人不必过于紧张和过敏，大家应该一起坐下来开动脑筋想想办法，我相信“低生存成本型社会”能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