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增长与国力的上升，我们的报刊上不断出现种种“我们老祖宗比你们强多了”的声音。一位学者在上海一家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居然说，前资本主义的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已经“超过美国”。此种用语之漫不经心，说明“好了伤疤，忘了痛”文化健忘症，已经深深植根于我们民族的心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反思对于我们这个对自己文化从来就有着“审美定势”的民族，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我们要特别注意当下中国知识界与企业家中出现了一种可以被称之为历史浪漫主义的思潮，他们为秦以后的专制大唱赞美歌，不久前，笔者在参加某一次会上，就听一位学者说，“中国传统的帝国专制体制，从经济学上看是一种经济效率很高的体制”。他用“要素市场”、“发达的消费市场”这样一些现代经济学的概念来附会到小农经济社会上，而完全忽视专制国家对社会经济自主性的压抑。他们甚至不承认清王朝专制极端保守对于中国近代代造成的灾难后果。明朝矿税监的残暴对明朝经济的消极影响，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
舒泰峰：在您看来，这种现象的深层次根源在哪里？
萧功秦：为什么现在国内知识界中会出现这样一种“新国家主义”思潮？我们要从文化心理上来分析，应该注意到，3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社会繁荣，中国人出现了一种民族自豪感，一种要求摆脱百年来以批判传统为基调的价值追求，要求对自己的民族予以重新定位，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中国传统的积极遗产的意义，不能再被民族自卑感压抑，许多学者的学术旨趣就在从传统历史中寻找精神支柱的新基础。他们要重新发现科举的积极意义，他们对专制官僚制，对中国文化对宗教的宽容等均予以了强调，其心态就在于此。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会通过把历史当做精神支柱与信仰对象，从而牺牲对历史的求真，为什么做浪漫的解释，来实现精神寄托？我认为，这与中国缺乏真正能承担精神寄托的宗教有关，在意识形态淡出中国人的生活之后，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与精神寄托不得不把历史当做一种浪漫的寄托对象。换言之，明明是应该由宗教来承担的信仰功能，现在不得不通过重新解读甚至“改造”历史的方式，来让历史承担这种功能。生活在这样一个缺乏宗教的文化中，人们对宗教的渴求，不得不通过历史的宗教化来实现之，于是，在这些国人心目中，历史变成了他们的宗教！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历史不得不承担求真以外的其他社会功能，从道德、教化、审美与意识形态功能，为了实现这些功能，中国人习惯于“求善重于求真”，习惯于让历史成为十三四岁的小女孩，来予以打扮。从解释学角度来看，人们对历史进行解释时，他面对的无数信息，但只对自己感兴趣的某此信息作出反应。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帝制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宏观稳定是以“安分敬制”制的方式来实现的，更具体地说，为了防止大一统的同质体社会“争则乱，乱则穷”，中国统治者不得不通过“各守其分，不得相侵”的方式，以社会成员各自承担的功能与角色地位，将其安排在“分”的等级中，并根据其在等级中的地位来分配其资源，以此来达到“求定息争”的效果，中国的文化是“分”的文化，而“分”是以反竞争，反微观多元个体的活力与自主性为基础的，这是与多元自主性的竞争完全不同的文化，不谈文化上的结构上的根本区别，而大谈“老子过去比你们阔多了”，就如同把千百条小竹伐绑在一起，说成是我们早就是航空母舰一样荒谬。
今天，我们当然不能像五四人士那样，简单化地把传统一棍子打死，但也绝不能变成浪漫的历史学者。因为历史离开了真实，就不能提供智慧与启示。
事实上，把历史浪漫化，在20世纪以来的历史上，确实也是个普遍文化现象。有学者研究指出梁启超1902年反传统的激进主义，认为专制主义只会导致中国亡国，中国必须全盘西化。到1917年以来，他的看法则完全反了过来，他在《欧游心影录》中认为，西方已经末落，中国人必须回归到中国传统精神中去。他的这种文化转向，正是因为中国面临着两重使命与两重价值重迭的困扰：反省与批判传统的价值，代表了现代化的使命，回归于浪漫化传统，代表着对现代化、世俗化后果的担忧，从而不得不从缺乏宗教资源的中国历史中，通过对历史文化的再解释来满足国人在无根状态中的精神寄托。
在当今中国，对于近代以前的中国历史，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价值趋向，一种是沿着20世纪80年代启蒙思潮而延续下来的价值趋向，批判专制主义与专制传统文化，上接五四以来的反传统，呼唤启蒙与自由民主，对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抱有强烈的警觉意识，这不但与五四以来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有关，也与当下中国现实政治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家长专制现象的反思有关，更有一种道德批判的使命感。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史学的消极后果还没有得到清算与反省，历史浪漫主义却又由于其所具有的对国人精神真空的填补功能，而进一步崛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正处于双重价值关怀交叉的时期，生活在一个双重价值重叠文化气氛之中，社会上的自由派与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思潮各自所表述的价值关怀也同样体现在我们近年来的学术讨论之中。
舒泰峰：不少人开始认为西方民主模式已经没有前途了。他们的论据之一是，西方的竞争式民主导致的是向选民的无限制承诺，从而，不可避免地让国家走向高福利国家，又因为不敢得罪选民，于是改革举步维艰。怎么看这样的论点？更有甚者（而且不少）认为西方已经无可避免地走向衰弱，果真如此吗，您怎么看西方模式的未来？
萧功秦：我承认，现代西方民主正面临一系列挑战，福山《历史的终结》与亨廷顿的《第三波》中表现的那种民主乐观主义确实过于简单了，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第三波民主”在发展中国家遇到的最大麻烦是民粹主义，那么，在发达的西方国家，民主的困境则来自于一人一票的选战为基础的高福利主义，西方劳工阶层手中的选票与强大的工会的压力，往往使政客们不得不对选民报以高福利的承诺，任何不利于既定的福利主义好处的结构性改革都在这些国家难以进行。这就极大地影响了经济效率的提升与维持。但这绝不能成为我们幸灾乐祸的理由，因为毕竟人家已经现代化了。
多党政治在现在的中国未必符合国情，但民主监督，非政治领域中的公民社会的自由，应该是我们现在可以而且应该致力的目标。我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民主政治是人类进步的结晶，成熟的民主社会中出现的民主困境，可以通过多元社会的丰富试错机制来予以克服，西方文明为人类实现民主理想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在这一方面，我们中国人还是谦虚一些为好。
六、对话姚洋：终结“北京共识”
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就会制造利益集团，政府自己就会变成一个利益集团。另一方面，这也给强势的利益集团俘获政府打开了大门。
在全球热议中国模式的时候，2010年初，美国《外交》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北京共识的终结》，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作为美国极具影响力的学术刊物，刊登一位中国学者的文章并不多见。
此文尽管不长，只有3000字，但不论从标题到内容，都十分尖锐。文章称，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策略是成功的。但是它开始露出“山穷水尽”的迹象：收入的失衡不断加剧，此策略也制造出了内部和外部的不平衡。
文章认为，中国增长奇迹留下了不稳定因素。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深受“中等收入陷阱”之苦。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3000～8000美元时，经济发展开始停滞，收入不平等开始增长，社会冲突开始爆发。中国已经进入了这个阶段，陷阱的预警征兆已无法忽视。
姚洋对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保持警惕，他写道，“最近的几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加强。最显着的是目前的4万亿（合586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在政府投资的帮助下，2009年中国的GDP增长率达到将近9%，赢得掌声一片。但是从长期来看，这可能导致中国经济效率降低，国进民退，使中国经济窒息”。
“目前的经济高度依赖外需，使得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摩擦不断。GDP的52%由储蓄构成，消费降到历史新低。大多数先进民主国家政府在资本性投资上的支出不超过政府收入的8%，在中国这个数字却高达近50%。作为国民收入之一的居民收入正在下降，经济扩张了，百姓却感到变穷了。”
姚洋认为，裙带网络使得国有企业快速地形成了强大的排他性利益集团。
姚洋的文章可以说是在一片吹捧中国之声中少有的清醒之论，在学界引起的反响非同小可。为此，2010年3月3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专门举办了一场名为“中国模式的成功与前景”的研讨会，研讨会由姚洋主讲，其他四位专家——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王小鲁（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秋风（独立学者）、陈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担任评论人。这场研讨吸引了北大内外数百名听众。
姚洋的一个核心理论是应对政府权力过大的现象保持十二分的警惕，认为这是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源。因此，他的观点不仅是针对雷默的北京共识，而且更是对潘维、韩毓海等新左派流行观点的一种批驳。
姚洋说，“北京共识的终结”这个大标题是《外交》杂志的编者所加。2004年5月，美国人雷默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来总结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其核心指的是“创新”等三条内容。然而，“北京共识”提出后，很快就被演绎为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代名词。“我要终结的是被歪曲了的这种‘北京共识’。”姚洋说。
姚洋的这篇文章由于篇幅的局限导致了许多观点无法完全展开论述。4月的某天，笔者来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姚洋的办公室对他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访谈。
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巴西
舒泰峰：您为什么要终结“北京共识”？
姚洋：我挺反感“北京共识”，因为大家一说“北京共识”立马就想到中国是个威权国家，“北京共识”就是威权为主。政府干预，我倒觉得这是我们中国模式里应该摒弃、化解的东西，而不是应该发扬光大的东西。一说到“北京共识”似乎我们应该把这个发扬光大。其实你去看一下雷默写的北京共识的原文，他并没有说北京共识是威权体制。但是现在大家慢慢把“北京共识”变成了政府干预，把以市场为主叫做“华盛顿共识”，从而将它们俩对立了起来。这显然误解很大。他强调的主要是三点，一个是公平的发展，一个是创新，再一个是独立自主。其实他这三点也不完全符合中国的现实，至少公平的发展我们没做到，创新也很少，在技术层面上，只有独立自主，他说对了。
总之，就像“华盛顿共识”一样，“北京共识”也被演绎得面目全非。一说“华盛顿共识”恨不得就和新自由主义等同起来，一说“北京共识”就和政府干预等同起来。这种演绎显然造成了西方的担心。比如说赖斯（美国前国务卿），2008年在《外交》杂志上有篇文章，比较明确地说要警惕中国威权体制向世界的输出。我想《外交》杂志在编辑我那篇文章的时候，他们想法里面的“北京共识”也是这种威权体制，政府干预。“北京共识的终结”，这不是我一开始给的标题，是他们在最后一时刻改的。其实我要反对的是被演绎了的北京共识。研究语义的变化很有意思，大家都想说自己想说的东西，然后找一个框框给它搁里面。
舒泰峰：您的文章认为中国模式难以持续，其中一个主要论据是，收入的失衡不断加剧，在您看来，这种收入的失衡主要是怎样造成的，它真的有那么严重吗？
姚洋：我们现在政府直接干预经济，造成的结果有几个是对收入分配有影响的。第一是扭曲了要素价格。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必定要照顾某些部门，照顾某些垄断部门，人为地压低价格，能源、土地、环境、劳工标准都在压低。我们这里的黄益平老师计算过，过去10年平均而言，这些扭曲相当于给生产者占GDP8%的补贴，这是很大的补贴。这对收入分配当然有影响，生产者拿得多了，消费者就吃亏了。
第二，政府干预必然要追求大的项目。地方政府不会去做小的项目，也不会去做劳动密集的项目，因为这对GDP的贡献很低。你到他们的开发区去看，他们有一个指标叫做“亩均产值”——我给你一亩地，你能给我贡献多少GDP，多少税收，他是这么算的。土地都是很便宜的，你要给我带来经济增长，这样一来，招商引资就会招资本密度高的，劳动力收入占的比重就不会高。哪个省级政府投资性支出比较多，哪个省的居民收入占的比重和消费占GDP的比重就会低。政府投资实际是对生产者的补贴，最后扭曲了收入分配。
还有，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就会制造利益集团，政府自己就会变成一个利益集团。另一方面，也给强势的利益集团俘获政府打开了大门。你想要经济增长，我给你经济增长，那你是不是要给我好处？他们就很容易结盟。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巴西奇迹，跟中国现在有很相像的地方，就是拼命地抓经济增长，最后发现财富是在少数人的手里集中。结果是最后出现其后20年的经济停滞。中国是不是会成为下一个巴西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舒泰峰：那么，我们要怎样避免这种可能性？
姚洋：我们创造财富要比较平均地分给所有的民众。我们的中产阶级队伍在增加，但是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如果长期走下去，中产阶级就会发现我们收入增长怎么这么慢？这就会出问题。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事情？我认为初次分配的时候要让政府退出经济运作，它的干预就少了。调整价格结构，把价格理顺。初次分配不仅仅是涨工资的问题，这个应该强调。应该做一些结构性的调整，比如我们的银行体制也应该改。现在的情况是银行贷款基本贷给资本密度高的企业，就是他们所谓的“优质客户”。比如一些比较好的民营企业，好的民营企业基本也是资本密度很高的。当然他们最愿意追逐的还是大的国有企业，因为国有企业大，赢利能力强一些。小的国有企业它反而未必会追逐。小的国有企业如果老亏本，它们也不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