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成千上万的日本企业都属于这种情况。这些企业和个人，为修复其严重恶化的资产负债表，而不得不努力归还债务。也正是因为如此，在1995年日本将利率降到零时，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没有增加借贷。这些企业和个人赚到钱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加大对科研技术和市场的投入，而是加速还贷。到2002年和2003年，日本的净债务偿还额，已经上升到每年30万亿日元以上的空前规模。
为了努力偿还债务，尽快修复糟糕的资产负债表，这些企业不得不拼命地节衣缩食、控制成本。如此一来自然对其经营行为中的科研、市场，甚至是质量投入，都形成严重的挤出效应，长期以往无疑会对日本企业的竞争力造成巨大的伤害。前一个失落的10年期，日本的企业还能够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大量的利润，并用它去偿付当初因为赌博经济而落下的亏空。但没有投入，对于现有的产业采取典型的收割战略，当日本步入第二个失落的10年期时，这种危害就开始凸显出来了。
对于2010年的丰田危机，《国际商报》的汽车主编何仑认为，丰田汽车不顾一切控制成本的思想导致了它的那次全球性危机。他说：“很多丰田车没有经过现实的路试，只是进行实验室里的模拟实验。其实很多车子在实验室里是发现不了问题的。丰田的新车上市时很少宣传自己经过多少公里的路试，因为路试成本太高了。”
丰田汽车的问题不是孤立的，事实上其他的很多日本企业情况比它更糟。
2012年5月，日本最大家用电器制造商松下公司公布业绩称，在2011财年第四季度里，公司出现4384亿日元净亏损，创公司史上最大单季净亏损规模；2011财年松下净亏损额达7721亿日元。松下还预计，公司2012年的电视销量将由2011年的1700万台降至1550万台，在电视业务上，公司或仍将维持亏损状态。受此影响，5月14日公司股价深度跳水，盘中一度下跌4.7%，创该公司1978年1月份以来的股价最低纪录。
与松下面临同样命运的还有日系家电巨头索尼和夏普，迄今索尼与夏普的跌幅分别达48%和46%。三大巨头的股价在2012年均出现接近“腰斩”的现象，其中较为典型的是索尼，索尼在2000年全盛时期的市值超过1000亿日元，但是截至2012年5月11日收盘，公司总市值仅为175亿日元。
同年5月，索尼因为电视业务亏损、预盈规模缩水，其股价一度跌至自1980年8月份以来的低点；夏普也因电视和面板业务的亏损一路走低，同月11日收报390日元，创过去三十多年收盘新低。
降低负债是避免重蹈覆辙的关键
对症下药！
既然泡沫过后个人、家庭和企业的痛苦，都是源于高负债。那么，中国的个人、家庭和企业要想避免重蹈1989年的日本和2005年美国的覆辙，我的建议是，首先要认识到赌博经济的危害，不要轻易为金钱游戏带来的虚幻利益所迷惑。只有认识到它的危害，我们才能够做到趋利避害。
趋利避害的关键，不在于盯着你现在的资产负债表，你要以泡沫可能出现的崩溃为标准，来重新检视你的资产负债表，并逐步降低你的资产负债率，把资产负债率降低到合理的水平。
而当务之急则是，抵制诱惑。家庭财富要降低对诸如房产等泡沫财富的过度依赖；公司要摆脱炒地皮、囤地皮、肆意赚取房地产暴利的怪圈，而是像政府一样回归本分，将自己有限的精力老老实实地放回企业的经营上来。
当然，如果你有着理查德“坎蒂隆那样敏锐的观察力和对经济运行规律的十足把握，那么你的确可以例外。在约翰“劳改革的时候，理查德“坎蒂隆正随其叔父在巴黎经营银行业，同时还附带经营着丝绸和酒业。坎蒂隆基于他渊博的经济学知识和非凡的洞察力，预料到了约翰“劳的改革将注定失败，但他相信凭借自己非凡的智慧，能够做到火中取栗。于是，他专门成立了一家金融公司，炒作西方公司的股票，以此来赚取巨额利润。同时，为了规避风险，坎蒂隆将其赚取到的纸币偷偷摸摸地兑换为硬币，再将其转移到英国和荷兰。也就是说坎蒂隆的成功投机，实际上是对他朋友约翰“劳改革的破坏。最后约翰“劳忍无可忍，利用职权将坎蒂隆驱逐出了法国。就在坎蒂隆离开法国的时候，劳的改革已走到了尽头。当约翰“劳的金融体系最终崩溃时，巴黎90%以上的银行倒闭了，而他们的资产绝大多数都流入了坎蒂隆的钱包。
正如上所论，你可以例外，但其前提是，你必须得拥有理查德“坎蒂隆那样的智慧。如果你非常幸运地拥有这种智慧，那么，我的建议是，你非但不应该降低你的杠杆率，反倒是你应该将杠杆化做到极致，因为只有这样，你的利润才会最大化。如果不幸的是，你并不具备这种智慧，那么我的建议是，你应该听取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的忠告：次要的罪恶是说谎，最大的罪恶是负债。
信用扩张下资本市场的一般规律
在当前错把民粹当民主的政治体制下，在当前仍由凯恩斯主义主导的经济思想支配下，为了应对经济的波动，政客们必然的选项是通过货币和财政手段对经济滥加干预。
当中央银行为此而印制出新的货币，并将其投向商业领域，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首先，货币供给量的扩大必然导致利率的降低。接下来的情况是，商人被银行的信用扩张所误导，大量借入这些便宜的资金，但基于人们的储蓄诉求和传导时滞影响，货币供给的增长，很难在短时间内传递到总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上来。这决定了人们出于应付日常的商品交易而需要持有货币的动机，即交易动机的货币需求很难在短期内上升。这时要想让货币市场保持均衡，只有通过风险资产价格上升。
在这样的环境下，商人拿着他们新得来的便宜的资金，会向那些远离消费者的，像股票、房地产这样的资本商品行业转移，这样一来风险资产就开始上升。而那些在资本市场募集到了资金的企业，也将扩大它的产能。譬如：房地产开发商将为满足投资者的需求，而建更多的房子，这又必然会带动它的上下游相应产业。在资本商品行业资产价格上涨的直接带动下，经济增长开始加速。新的货币也将从风险资产价格的上涨中，从商业贷款人手中渗透到生产、生活的各环节，募集到资金的企业扩大产能，这必然会形成用工、用地的需求。这种需求会以工资、房租的形式，传导到我们的生产、生活中来。而随着经济从复苏步入繁荣，随着就业形势的好转、工资的增长，人们的消费需求得到恢复，食物价格和出行成本也开始慢慢上涨。
这时，人们为了应付日益高涨的日常商品交易，需要持有更多的货币，交易功能的货币需求上升。为了让货币市场恢复均衡，就需要风险资产价格下降，以此来减少其对货币的需求，进而满足实体经济中对交易性货币需求的增加。
但可惜的是，这个时点上的商人们，却把太多的钱放在了资本商品里了。那些商业投资因缺乏新资金的加入而难以为继，就显得多余而浪费。其必然的结果是，“繁荣”停止，“危机”也就不期而至。
在这个单纯地依靠流动性驱动的繁荣中，我们将会依次看到这样的场景：以资本商品为代表的风险资产上升；在该类商品价格上涨的直接带动下，经济增长加速；新的货币也将由商业贷款人之手，逐步渗透到生产、生活的各环节中，也就是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导致货币需求从风险资产领域，重新转移到日常消费上来，其直接结果是风险资产价格下降。
基于这种传导的序贯机制，我们完全可以将资产市场的调整，视为实体经济调整的先导指标。而历史上从繁荣到萧条的每次转变，事实上无不是由资本市场的调整开始的，如1720年法国西方公司股票的调整，与及后的法国大崩溃；1929年黑色星期四，及以后的大萧条；2000年网络股崩盘，与之后的经济衰退；2006年开始的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崩盘，与此后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
诚如投资大师索罗斯所认为的，市场中的认识和现实之间始终存在着偏差。有时这种偏差很小，有时认识则与现实不接近，索罗斯将其称为“远均衡”。在索罗斯看来，“远均衡”现象又存在两种子现象：一种是尽管认识和现实相差很远，但状态却相对稳定，他将其定义为“静态不均衡”；另一种是状态极不稳定、变化迅速，认识与现实的偏差非常之大，他将其定义为“动态不均衡”。他认为“动态不均衡”是“自我强化”的结果。“自我强化”必然使投资者进入一种盲目狂乱近乎于“类兽性”的失控状态，从而导致市场价格的暴涨暴跌。市场越不稳定，越多的人会被这种趋势所影响，这种随趋势投机的影响越大，市场形势就越不稳定。当达到一个临界点后，局势将不可避免地失控，市场为之崩溃。这时，相反方向的“自我强化”过程又会重新开始。这也就形成了所谓的“狂升暴跌”。也正是这种“自我强化”意识，导致风险资产市场调节速度大于实体经济调节速度，风险资产价格通常会出现超调。
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其任务不是去纠正市场，而是要走在市场曲线的前面，至少应该做到顺势而为。那顺谁的势呢？在当前错把民粹当民主的体制下，在当前仍由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思想支配下，在这个经济被政治任意操控的时代，自然是顺政府和媒体特别是媒体的势。
正如被《剑桥意大利文学史》誉为20世纪后半期最耀眼的意大利作家的安贝托“艾柯（UmbertoEco）所指出的，我们目前所处的政制，实在地说，就是典型的传媒民粹政体。因此，如果媒体极度悲观，哭喊着再不救市就要完了，那可以预期的是，相应的刺激政策也就不会太远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论的，面临货币供给增长的冲击，要想让货币市场重新恢复均衡，只有通过风险资产价格上升才能实现。而当媒体又集体抗议经济太热了政府再不调控，经济就危险的时候，我认为，那将是你卖去手中资本产品的好时点。
当然，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般规律并不能够对每次具体趋势的时间做出正确的研判。正如“自我强化”心理所透射的，资本产品价格的升降和升降的幅度，有时纯粹是由投资者的心态所决定的。但有一点却是一般规律所肯定的，当景气循环到谷底的时候，某些投资者将不得不考虑退出市场，多余的竞争者被筛除，参与者逐渐减少，市场的非理性因素也会随之而下降，实体经济亦在同样的规律下而有所改善，这时资本市场的景气自然会有所提升。而当大量投资者为坚守者的利润所吸引，纷纷涌入时，相反方向的“自我强化”过程又会重新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