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一观点，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国际关系和亚太研究学院教授星岳雄表示赞同，他说：“如今日本仍然依赖于出口贸易。由此带来的问题便是，如果你估算一下需求占经济利润总额的比例，就会发现这一比例非常之小。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仅占出口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当这一比例仅为10％～15％左右时，份额可以说是相当少的。如果你着眼于日本的经济发展，便会发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基本得益于出口。这就意味着，在庞大的国内市场环境下，85％～90％的经济并未增长。只有15％或10％的外向型经济在增长。日本仅依赖于这一小部分的经济增长来维持整体的经济发展。”
这一思路在日本成立，那么在中国呢？我想应该是同样成立的。这一观点支持了我对中国政府就2000年和2008年为应对欧美经济危机，而采取相应措施的判断。在2009年8月初所出具的一份题为《中国经济未来走势取决于欧美复苏情况——以时间换空间的经济危机因应之策能够走多远？》的研究报告中，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
中国政府对该轮经济危机的因应之策，事实上是2002年政策的翻版。结合2002年至2004年政府在应对经济危局的措施来看，今天政府的经济因应政策与当时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试图通过加大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手段来争取时间，并以争取到的这个时间来换取空间，即等待欧美经济的全面复苏，然后再将经济增长的结构重点，由资产投资转化为出口。
在该报告中，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对比两次危机后政府应对时投资的非典型性增长：
我们无法回避的，就是我国经济确实在增长，虽然其结构值得商榷。投资增长在各项指标中表现极为突出，2009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强劲增长，增长率达到33.5%。从绝对金额来看，2008年1月到6月的总额约为6.8万亿，而今年同期则达到了9.1万亿。扣除价格变动的因素，投资增长速度还要更高。
这种结构性增长，让我们不得不联想到，2001年因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所导致的经济危机时，中国政府当时所取的政策和与之相匹配的结构性增长。
下面这些数据应该可以说明一些问题：首先，如同我们今天的局面，当时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非常大，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高达26.7%，2004年第一季度更是高达43%。2004年上半年的增幅虽有回落，但仍然高达28.6%，高于2003年全年的水平，并远远高于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长。这点可参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刘伟、蔡志洲两位教授共同撰写并发布于2004年第三期《经济科学》里的文章，该文章给出的相关资料是：自1980年至2003年，中国包含价格变动因素在内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增幅为19.53%，扣除价格变动，年均增加约为12%。
从这里我们可见的是，4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而导致的投资过度，的确是引发包括产能进一步过剩、房地产泡沫和地方债务膨胀的直接原因，但正如建元正弘教授所指出的：“扩大投资，这种促进经济增长的国内因素，是不能和出口分裂开来的。”这主要表现在，这些投资中，很大一部分本就是为出口而投的。另一方面，政府为吸引这些投资而在包括厂房、交通运输等大配套设施方面做了大量投入。从这点可见，在我们的经济结构中，事实上过度的投资只是在为出口服务而已。
细说那些配套政策
同样的问题还表现在对货币政策的态度上，而在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中，我本人应该就是一个典型。就中国经济的衰退问题，我曾与一位网名为“@德国农村妇女”的网友，在新浪微博里有过一番讨论。
@德国农村妇女：“一个深谙中国的经济学家说，中国有钱人很多但是富人很少，这就是财富的质量。比如一个新建工厂，两年后你去看，已是门窗锈了墙面脱落了，设备管理也一塌糊涂，而这个老板却还在建新工厂，这个现象在每个行业都存在。而德国工厂有30年历史，依然如新。”对于这种现象，她将其归因为中国人的浮躁，她说：“中国的这些问题并非无解，就是踏实些……”
对于她的这种说法，我的观点是，正确但不充分。我当时的回答是：“您说的这些确实是我们的短板，但以我个人之理解，我认为您说的这些事实反倒恰好是果而不是因。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家能够容忍这些无效率生产，为什么能够放纵扩建而不去努力提高管理和生产的效率呢？原因很多，但主要的或还在于人口红利和低利率政策这几个主要原因。正因为人口红利和低利率政策，我们的企业家在压缩成本提高生产率上的压力没有那么强烈，压力一旦解除，那么他们自然会放纵他们的行为。而这些行为的结果就是大量的无效生产和错误投资。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资金成本和人力成本很高，那么企业家还会这样无视无效生产吗？”
这一观点的确解释了企业的无效和错误投资的普遍性，但可惜的是，这一论点无法解释我们的货币当局为什么要执行低利率这一政策。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张晓慧为我们给出了一个有力而权威的解释，张司长在2011年的一篇工作论文里指出：“导致中国流动性过剩的国际收支顺差既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跨国外包、供应链重组加速以及国内资源禀赋竞争优势的反映，也与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以及围绕此战略长期形成的财政体制、收入分配体制、贸易体制、价格体制、汇率体制等因素有关。”简而言之，就是一切相关政策都是为出口导向型战略服务的。
譬如汇率政策。中国之所以要锚定美元，目的很简单，就是想通过与美元结成连船战略，以此减少汇率波动来扩大出口，最终为其出口导向型战略服务。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目前主导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的是借款“依赖型”体制，美国要想维持它当前的长期国际贸易逆差和经常账户逆差，就需要以美元不间断地循环周转为保证。这就需要其他国家出口商品换取美元，并购买美国债券投资于美国。
不幸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出口导向型国家，正是这一体制的维护者，具体来说就是包括中国和那些石油出口国在内的对美贸易顺差国。它们将通过国际贸易赚取到的美元，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投给了美国。也就是说，这些经常项目经由资本交易回流到了美国。
整个循环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在美国以住宅抵押贷款购物的消费者比较多，如果住宅价格上涨利率下降，则再融资抵押贷款的借款额就会增加，在还款额一定的情况下，借款人可以套取巨额的现金，也就是所谓的套现借贷。这种借贷的大部分用来充抵购物款，这样就形成了在住宅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其他商品的销售情况也会随之同步增加的局面。
而中国为了应对美国庞大的需求，则长期实施超低利率政策和政府干预汇市。于是，我们就可以对美国的泡沫经济做如下的理解：借中国的商品趋人民币贬值和低利率之势，增加在美国的销售。而中国则将其赚取到的美元，又以购入国债的形式投资在美国。由于中国大量买入长期国债，结果是压低了美国的长期利率，这又反过来支援了美国的住宅按揭贷款。伴随着中国出口进一步扩大的是，它也慢慢地吹大了美国的住宅价格和金融泡沫。
而当大量优质客户都已买好房，有购买能力的人群越来越少的时候；当居民收入增长远远落后于住宅价格上涨的时候，住宅价格的下跌就成为一种必然。一旦住宅价格下降，华尔街银行家的资产负债表就开始恶化。在“去杠杆化”的诉求下，银行的放贷审查自然会趋于严格，这就使得原本打算购买中国商品的人因为银行放贷紧缩而无法实现购物愿望，致使中国商品销量下降。也就是说，中国近几十年来一直是，“向美国散发低成本的资金”。
正是这种行为，间接地助长了这场金融大浩劫。这几年出口企业的业绩大增是事实，只是从整体来看，我强烈地感觉到中国被主谋美国所利用了，并且今后还要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事实上，我们已经受到了一定的惩罚。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和人为压低汇率，其结果是在固化现有的产业结构之外，更制造了大量的错误投资。
正如张司长的论文所指出的，除了货币体制和汇率体制外，还有财政体制、收入分配体制、贸易体制、价格体制等配合出口导向型战略。
譬如于现行财政体制下对企业的变相减免。在中国，常常有人说，比起筹措资金和劳动力来，购置土地是极为容易的事情。制造工业的“土地生产率”和农业相比较，大得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完全是事实。一份数据显示，在中国，农业用地与工业用地的土地生产率比为1：1000。因此，人们可能想，只要把农业用地转化到工业上去那么一点点，就能够使得这块土地的价格提高数百倍。
在西方，作为工业主来说，如果想得到工厂用地，一般的惯例和普通的做法是由他根据自身的判断来展望前途，选择一定的土地，再签订购买某一区域的合同。但是，事情却并不如此简单。如果说工厂用地必须满足各种效率方面的条件，那么就必须符合以下各种要求，诸如：适当的工业用水、运输便捷、劳动力供应充沛等。即使碰上了好运气，有人愿意出卖他所拥有的土地，那么使买卖双方都满意的价格问题还是严重的障碍。拥有土地的人要求的价格，往往不仅要补充他将丧失的、将来能连续从其土地上获得的收入，还要能够补偿他自己改行所需的费用，在一个产权明晰的国家和地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在这种漫长的谈判和估价中，对企业来说，最大的风险是时间成本。
但是，在中国上述情况几乎不存在，因为在中国，农民所拥有的仅仅只是该土地的使用权。土地的最终支配权在政府手里，政府可通过手中的行政权征地。这也就免去了像产权明晰的国家和地区那样的，企业跟农民一对一的谈判，而替之以作为土地承包者的农民与政府的谈判。这样一来，企业所需付出的成本也就很低了。政府更是对已征收土地提供修建道路、供水、供电等产业基础设备，为征收土地进行先行的公共投资。政府承担这部分工作的结果，使企业把获得工厂用地的成本控制到最小限度。
此外，还有政府在水电方面给予企业的隐性减免。我们知道，水、电对现代文明是如此重要，因而被定性为“公用事业”。然而，不管是水、电的发明和最初应用，还是当前和今后的供给，无不是私人行为和市场力量的结果。
既然是一种市场化的私人行为，一切自然以价格变动为风向标。而真正的市场价格，不仅由成本决定，还取决于供求关系。但处于快速工业化和体制转轨中的中国，水、电价是被行政力量管制的，水、电价长期被低估，从而降低了整个国民经济用电成本和资金成本不一样，工业的用水、用电经常因为行业不同而千差万别，对于某些产业来说，水、电费用在总成本之中所占比大于利息成本。因此，政府通过价格管制的手段强力压低工业的水、电费用，在某些特定的制造工业如钢铁、化工、建材以及原料工业的发展过程中，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以电解铝为例，该行业铝锭综合交流电耗2007年全年平均值为每吨14,488千瓦时，该耗电水平据说已创历史最低水平，其耗电之巨可见一斑。
此外，作为全力支持出口战略的一揽子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税收政策亦是不容忽视的政策。2011年，美国《福布斯》（Forbes）杂志发布全球“税负痛苦指数（TaxMiseryIndex）”榜。在该榜单中，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在公布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第二。事实上这不是中国首度入榜，早在2005年和2009年，中国曾先后两度入榜，且也一直仅次于法国而稳居该榜单的次席。
按常理而言，“税负痛苦指数”越高，对外资的吸引力就应该越小。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虽然税负高居全球第二，但这丝毫不影响外资大量涌入中国。官方数据显示，金融危机后的2010年，反映外商投资意愿的领先指标——2010年全国累计吸收外资1057.4亿美元，同比增长17.4%。
事实上，《福布斯》提到的“税负痛苦指数”，采取的税率是名义税率，而不是实际税率。由于各种优惠及政策减免，中国的实际税率要远远低于名义税率。这也是在中国同时出现高“税负痛苦指数”和高“外资吸引力”悖论的真正原因。
我们知道，在中国大多数税收法规不是以法律的形式存在，而是以“暂行条例”“暂行规定”等形式出现的，如《增值税暂行条例》《消费税暂行条例》《营业税暂行条例》《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