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读者是否相信，我认为一种巨大的历史罪恶会带有一种持久的气场，经过几十年几百年还是可以致人死命。
为了写这本书，我研究了大量资料，发现日本人在东南亚战场上对华人犯下的战争罪行和在中国本土所犯下的同样惨无人道。当我面对那无数充斥着屠杀、酷刑、强奸、尸骨、鲜血等等的资料和图片时，心里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和屈辱。事实上，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的睡眠质量大大下降，而且脾气变得非常暴躁。这样的症状让我不得不想起我的一个同行或者说是先驱——张纯如。她在写作《南京大屠杀》一书时接触了大量血腥的史料并采访了南京许多的见证人。写好这本书之后，她一直沉陷在日本人的战争罪恶中而不能自拔，再次着手写揭露日本人虐待美军战俘的《巴坦死亡行军》。就在这期间，她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最后在2004年她满36岁时开枪自杀。
毫无疑问，张纯如的自杀和她所写的这段恶梦般的历史有关系。她是用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把历史上发生过的罪恶真实呈现给读者，也呈现给她自己。我非常尊敬张纯如，敬佩她的历史正义感、无比的勇气和卓越的才华，然而我在如何书写这段历史问题上选择了一条和她不一样的策略。我不大愿意正面去描写日军那些令人发指的兽行，尽量避开血腥场面的细节描写，而是把主要的笔墨放在写被侵略者的抵抗和斗争的勇气、力量和智慧上面。然而问题还是出现了，当我写到卡迪卡素夫妇在日本人的监狱里所受的酷刑时，再也无法回避那些令人神经受折磨的场面。我怀疑这个时候还是采用回避策略是否说明我内心有一种懦弱呢？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说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写了一本纪念女儿的书《无法忘记的女子——张纯如母亲回忆录》，很快会从美国来多伦多做宣传演讲活动，其中的一场演讲会就在我家附近的Fairview图书馆里举办。我起先并不想去参加，主要是考虑自己正在写一本同样历史背景的书，怕被张纯如独特的写作气质吸引过去而失去自己的方向。不过最后我还是去参加了活动，因为实在很想了解一下张纯如写《南京大屠杀》的心路历程，同时也很想知道她自杀的最终原因。
那天的活动有一大半的时间是在看一部介绍张纯如写作《南京大屠杀》过程的纪录片。主要的内容都是围绕着张纯如在南京采访当年大屠杀的亲历者证人。比如一个老太太在讲述日本人如何在一张大床上将她母亲和好几个姐姐强奸致死，还在她身上刺了三刀；还有一个老人说他一家躲在芦苇丛里，如何被日本人发现并一个个用刀劈成两半。我看了十几分钟之后，觉得极度地不舒服，而影片还在看不到尽头地展开一个又一个个血淋淋的事例。我看到了坐在我旁边的一个老太太也似乎十分地受刺激，不停地喘着气。一个半小时之后，影片终于在张纯如自杀的枪声中结束了。张纯如的母亲用英语作了不是很长的演讲之后，便留了时间给听众提问题。那天提问的人很多，大部分问题是关于张纯如的书在日本的反响情况，日本人是不是承认南京大屠杀事件等等。而张纯如母亲给人的答案是令人忧心的，因为日本人基本上是拒绝了张纯如的书，而且从政府到民间对于侵略中国这段历史态度暧昧。就在张纯如母亲回答完所有问题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那个一直气喘吁吁的老太太突然举手要说话。老太太说着熟练的英语。她首先表示了对张纯如最大的尊敬，感谢张纯如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了这段悲惨的历史。老太太说自己就亲眼看见过日本犯下的罪恶。那是在她七岁的时候，她跟着她的母亲走过上海外滩的一座桥。那座桥上有日本兵把守，一个个检查过桥的人。老太太说在她前面的有一个女人手里抱着一个婴儿，那婴儿上桥之后哭了起来。婴儿的母亲使劲哄着，试图让孩子吸奶让他平静下来，可是孩子还是哭个不停。那日本兵见状大声骂道：八嘎雅鹿！可孩子受了惊吓哭得更响了。日本人拔出刺刀，往婴儿身上扎下去，婴儿身上的血喷了出来。日本人一把抓过婴儿扔到了黄浦江里，那母亲也跟着孩子跳了下去。老太太说当时她昏了过去。从那以后，她再也不能看到血。一看到血马上会昏倒。
老太太说她今年已经八十岁了，几乎所有不快的事情她都愿意遗忘和原谅。但是她说：只有对日本人的罪行她不会遗忘，而且也永远不会原谅！老太太说完了，全身发抖，极为激动。后来喘过气来，就提早离场了。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太太所述的事实对我的震动是很大的，她激起了我心中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一周之内我无法写作，只觉得气愤难平。我后来明白了也许我正需要这种仇恨，才能把这本书写好。接下去我要写到日本人在卡迪卡素夫人和她女儿身上犯下的一件灭绝人性的恶行。我决定不予回避，而是要正面迎对。
对卡迪卡素夫人的苦刑并没延缓。一旦日本人认为她的身体能够承受进一步的拷问，那恶毒的过程又再开始。很明显的，现在日本宪兵队已经从特高课手中接过她的案子。卡迪卡素夫人不再见到特高课头子国近，主审的官员现在是宪兵队的一个矮胖军曹，名字叫吉村（Yoshimura）。审问和拷打像以往一样交替进行，可是吉村把问题设计得更狡猾，设圈套套她的话，因此她必须时刻打起精神。一连串没有关联和胡闹的质问，会以一个看来同样性质的问题终结，但其实暗藏陷阱。这个过程日复一日的循环，以致卡迪卡素夫人不再记得时日。有时吉村采取不同的策略，让她坐下来听他循循善诱、指点迷津，还不时为她叫来冰水和咖啡。但大多时候，重击和掌掴，加上其他手段复杂的酷刑，给卡迪卡素夫人不断的肉体折磨。
几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但日军毫无所获。卡迪卡素夫人的身体处处是皮开肉绽的伤口，而在皮肤存留之处，也是一片片青紫。她稍微移动肢体就极度痛苦，仿佛身体变成了一团阵阵发痛的肉块。吉村看严刑拷打并没奏效，只得暂时中止审讯。
“你太倔强了，”这个日本人说，“但你终须说出真相。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让你只吃微薄的牢房食物。你不再被允许接受外面的食物，也不再会收到干净的衣服。”
“请让我拥有一张被单，长官。夜晚很冷而我的身体非常疼痛。”
“原来你也会感觉疼痛，真的吗？那很好。饿肚子时你会更难受。”
最后卡迪卡素夫人还是被允许保留一条被单和一套换用衣服，加上一把梳子和一点用来洗净牙齿的木炭。最糟的是，全部监管牢房的看守都被撤换了。接替他们位置的一组新警察，他们来自新加坡并经过特别筛选和训练。他们不认识任何怡保人，所有暗中传送食物和通风报信渠道突然中断了。
新来的狱警对他们的日本主子忠心耿耿。他们照章行事，结果囚犯们只得到极微薄的牢食，还和外面断了音信。卡迪卡素夫人的朋友萨美也不敢再捎带信息，因为新狱警总要在他进来或离开时搜查他。第一次，卡迪卡素夫人开始尝到了饥饿的滋味。他们总是最后才分派食物给女子牢房，而通常所供的玉米粥或熟木薯经常不足以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女囚犯仅获得一把从椰子的果肉刮下来的椰渣，而它的浆液已经被榨干。他们在椰渣里加入一点热水，毫无调味，连一丁点盐也不给。这种贫乏粗劣的饮食很快就产生效应，女囚犯的腿开始肿大起来，脸也鼓胀了。
两天后狱警来到卡迪卡素夫人的牢房，告诉她要转到新的地方去。她被押上了一辆大车子，车的后座坐着她的死敌吉村。车子开动后，卡迪卡素夫人全然不知她是被带去处决、释放还是继续审问。她尝试镇定下来，以面对任何发生的情况。穿过市镇的一些街道之后，车子在务边路的宪兵队总部外面停下来。卡迪卡素夫人这时知道了她以后将被关在这里的牢房。
宪兵队占用了怡保市郊一座大楼做他们的总部，这座大楼原属一名富有的华人矿商，设备豪华，耸立在整齐美观的草木之中。楼房后面过去是佣人的宿舍，以有盖走廊连接起来。这些宿舍已被改造成宪兵部的牢房。这里共有三间囚室，厚砖墙，只在后面开一个小窗口。这窗口安装了铁栅，只让一点光线和空气通过。每一囚室大约十二平方米，地方铺上混凝土，房门以厚重木条紧密竖立而制成，从外面可窥视里边的情况。每一扇门又分成两部分，上半部钉死，只有下半部能打开，因此囚犯必须弯下身子像狗一样出入。每一间牢房架设了大约六英寸高的木制睡榻，几乎占据了整间房，而门边则以混凝土铺成一两英寸高的小方台，上面放置一个铁煤油桶。这就是马桶。在拥挤的牢房里完全没有隐私，也不供应纸张或水。每间牢房囚禁了20至25名囚犯，男人和女人毫无区别地挤在一起。马桶的臭味惊人，有时两三天也不得清理一次。睡觉的地板长满各类臭虫，还有老鼠爬来爬去。
卡迪卡素夫人就这样被抛入这种境况和生活。她被囚禁在三号囚室。在她爬入门内时，最先见到的是一张熟悉的脸孔，那是林英——她的养子威廉的一位朋友。卡迪卡素夫人很快从他口里知道威廉已经被捕了，原因是他用收音机收听英国BBC广播。威廉把收音机“约瑟芬三号”从甲板诊所楼梯下的洞里面挖掘出来，把它带到怡保放在林英家里，以满足他们想了解时局的渴望。他们把消息传给几个密友，但那圈子中的每个人也有自己的朋友，结果消息越传越远，最终传到一个日本人的线人耳中。日本人先是抓捕一个传播消息的二手车买卖商，那商人在酷刑胁迫下说出他的消息来源是一个退休的老书记员，老书记员跟着被逮捕。日军宪兵队接着从一家巴士公司的华人经理和一个年轻的混血儿商人一路追踪到威廉和林英。他们搜查林英的家，找到收音机，两人都被逮捕，而威廉终于在酷刑下说出收音机来自甲板的住家。
卡迪卡素夫人进入牢房不过几分钟，还来不及消化林英透露的消息，就被叫出去接受盘问。军曹吉村已经就座，他的桌子摆放在一座环视花园的露台上。时间还早，阳光舒适温暖，而四周的草地、矮树丛和花卉是一幅和平美丽的景色。这日本人让她在一张舒适的藤椅上坐下，她乐意接受，还说：谢谢你，长官。吉村翻看着桌上的文件，然后把游击队总部带给她的那张纸条夹在手指间，举到卡迪卡素夫人的眼前问道：
“当你在特高办公室接受盘问时，你说这上面写的‘约瑟芬’的意思是代表‘奎宁’药片的意思，我现在问你，你有没有说错了？”
“那是事实。”
“你在说谎。我们已经知道约瑟芬是一台收音机。”
卡迪卡素夫人心里一沉，知道威廉在酷刑之下一定说出了收音机的代号“约瑟芬”的事。联系起游击队总部的那封信，日本人知道了她送给游击队的不仅有药品，还有收音机，这样她的罪责会更加严重。但是现在日本人已经知道了事实，她决定改变策略给予承认，因为她要最大程度地保护养子威廉。
“是的，约瑟芬是一台收音机。”她回答说。
“那你上一次为什么要说它是一种药品？”吉村问。
“因为它和药品一样，都是山上的游击队强迫我提供给他们的。”
“你还在撒谎！你不仅提供游击队医疗服务，还提供他们情报，现在我们知道了你还提供他们收音机，说不定还有电台！你完全是一个共产党游击队的间谍！”吉村咆哮着。
“不，长官。这一切都是被迫的，不然的话他们会打死我全家。我说过在甲板这个地方政府没有能力保护我们。”
吉村控制住怒气，问下一个问题。“我们抓住了你的儿子威廉，他手里有一台收音机。你要说明白这台收音机是哪里来的？是不是游击队又把收音机还给了威廉？让他去散布英国人的消息？”
“不是这样的，长官。”卡迪卡素夫人声辩。“事实上我家在战前有三台收音机。我们已经交给警察局一台，还有一台游击队拿走了，留下的一台原来是在楼梯下的地洞里的。我养子威廉一定是拿了地洞里的那一台。”
“我们得到只有收音机的核心部分，外壳和喇叭在哪里？”
“我们当时把它们埋在了菜园的里面。”卡迪卡素夫人如实地说。这些事情已没有保密价值。
为了核对卡迪卡素夫人的供词，日本人决定押她回甲板去看隐藏收音机的地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