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一个极为难受的不眠之夜，卡迪卡素夫人对于监舍里的恶浊气味已失去感觉。随着白天来临，她已能看清监舍里面的情况。监舍大约十英尺见方。一半的房间搭了低矮的木制平台，囚犯就睡在上面。后面的一道门通向一个围起来的狭小空间，里面有一个马桶，但无法形容地污秽。
这牢房除了她还有两个人。一个华裔女孩大约十四岁，她说自己两三天前在路上行走时被逮捕了。她不知道为何被捕，也猜想不出可能的因由。她非常不满，因为她的父母不知道她在哪里，但她认为她今天会被释放。另一个女孩年纪大得多，躺在地板上不断呻吟，像是发着烧说着梦呓。
“她是谁？”卡迪卡素夫人问年轻的那个。“她好像病了。”
“我不知道。她遭到毒打，但她从不说话。”
卡迪卡素夫人想尽力帮助她，却不愿干扰她的睡眠。她呼叫守卫，要求他给一把扫帚和一些椰皮丝。目前这里无疑就是她的家，她得让它尽可能适宜居住。她擦洗地板，清洁墙壁。这时候那不幸的女孩醒来了，张开眼睛瞪着前方。她走过去在她身旁屈膝跪着。这姑娘对她的询问一语不发，但容许她检查她的身体。她瘦得惊人，遍体鳞伤。她的背部有一颗肿大的脓疮使她疼痛非常，并且显然是她发烧的根源。就是这腐烂伤口所排泄出来的毒脓，使牢房充满腐臭味。卡迪卡素夫人用冷水尽量清洗脓疮，竭力使这女孩好过一点，虽然效果微不足道。
在七点钟监狱供应早餐。那是混合了几颗白米的稀粥，不加盐或任何调味料。早餐用半只椰壳盛着。如果椰壳太小，犯人可要求再盛一次。椰壳通常很肮脏并会有一两个小洞，洞口需以碎布或纸张塞住，以免椰壳漏得太厉害。至于饮水则需要向值勤的守卫求取。
八点钟，监狱长会来检查牢房。之后，一个军曹把当天提堂受审的囚犯名单念出来。他们被上了手铐脚镣，由警员自牢房里押送出去。时常会有囚犯走不动，须用担架抬去接受审问，囚犯在赴审途中死去也时有所闻。被带走的囚犯有的几分钟后就回来，有的数小时后在衰竭昏迷状态中被抬回来，满身是殴打和酷刑的伤痕。在牢房里待审的囚犯度日如年，总是处于面临严刑拷问的恐惧之中。他们唯一能够期待的只是晚餐。晚餐在五点钟到来，是煮熟的木薯，有时候会加盐，但通常没有。囚犯要靠这凄凉的食物支持到次日早上。
那个年小的女孩在卡迪卡素夫人住进牢房的第二天被释放了。傍晚时卡迪卡素夫人有个朋友来探访。他是战前由日本人资助的印度独立同盟的主要成员，所以是个很吃得开的人。
“你好吗，卡太太？”他说。
“在可以期望的情况中还算可以，谢谢你。”
“我刚和AC医生见过面。他还好。有什么我可以帮忙吗？”
“正好有件事，如果你能够做的话。这个女孩病得很重。她背上的肿疮正在化脓，必须加以清除。她应该住在医院，而不是待在牢房。你能安排送她就医吗？她留在这里可能会死去，而且要我在这种环境吸着这股臭味过日子，对我也不公平。”
“我会尽力而为，卡太太。”然后他走开了。他说到做到，第二天那女孩就被释放了。
在日军统治下，维持治安的联邦警察部队和英国人管辖时没有多大变动，只是最高层的职位由日军官员取代，其他因英国官员撤走而留下的空缺，则以擢升下层的方式填补。下层警员大多是马来人和来自旁遮普的印度人。也有少数华人被雇用，通常是在侦探部门（即特高课）。除了庞大的正规和辅助警察部队，还有令人极度畏惧的日本宪兵队。虽然人数不多，宪兵队却拥有无上的权力。他们全是经过特别挑选和严格训练的人，是日本模式的德国盖世太保。他们所关注的要务，不像英国宪兵那样在于自家军队的纪律，而是在于全面打击抗日游击军。对付抗日分子的日常运作大多由普通警员执行，但他们卖力的原因却是由于畏惧宪兵队的督查，宪兵队可以随时接手警方正在处理的案子，并且肯定会调查之前的处理方式。因此，虽然警察时常会同情受害者，但为了保全自身而不敢显露同情心。卡迪卡素夫妇在怡保广为人知，和警察局各阶层都有许多朋友。在他们被捕之后，很多警察和在监狱内部工作的熟人帮助了他们，使他们得以减轻牢狱之灾的困苦。
一个印度裔工人会来牢房清理马桶，每天一次。卡迪卡素夫人很高兴认出他是萨美，他在战前为她在波士打路的房屋执行过同样的工作。萨美目睹她的苦难非常痛心，当牢房只剩下卡迪卡素夫人一个人时，萨美可以毫无顾忌地和她交谈，而且告知她AC医生监舍的卫生是他的朋友苏班掌管的，这样卡迪卡素夫人获得了和医生互通音信的机会。萨美给她带来纸和一支铅笔。他把卡迪卡素夫人写的信藏在他的头巾里送出去，不管是写给她丈夫还是在狱外的孩子和朋友。
一天天过去，卡迪卡素夫人仍然没被带去审问，甚至也没被告知为什么遭到逮捕。这使她备受煎熬，魂不守舍地逢人就问，尽量获取零碎的消息。在过道里，离她的牢舍不远处有一个水盆，放风时男囚犯在那儿洗脸、洗椰壳、从水龙头盛水喝。女囚犯是不许和男囚犯说话的，但这时候卡迪卡素夫人是牢房里唯一的女性，她根本不管那么多，一有机会就和其他囚犯说话。她也决意与每个走近她牢房的警员谈天，借此了解每一天的大事。一整个星期就这样子过去，到第八天的傍晚，她终于被告知特高课办公室要审问她。
按照惯例，罪犯要赤足前往受审问，但她不肯屈服于这种羞辱，坚持穿上鞋子。押送员带她走出院子，从警察局后面的一道门出来，穿过一片空地到达另一边的特高课楼房。
卡迪卡素夫人早就听说过特高课的头子国近（Kunichika），虽然从未见过他。他在战前几年就居住在马来亚柔佛，从事动物标本制作。他的外表和任何其他日本官员无异，头发修短，戴着圆框眼镜，还有拖曳在身边的日本长剑。卡迪卡素夫人知道他会说流利的英语，但在审问中他只说马来语。“我要你毫不隐瞒地说出真相。”当卡迪卡素夫人被带来站在他的桌前时，他这样说。“你曾经医治过游击队吗？”
“我根本不认识他们。”
“你说谎，”他大喊一声，抄起一根藤制拐杖，捉着它的尾端俯身向前，以弯曲的把手勾着卡迪卡素夫人的脖子，把她拉向跟前。
“你曾经医治游击队员吗？”他重复。
“我已经告诉你。我不认识他们。”
卡迪卡素夫人一否认，拐杖就如雨点般频密地敲击她的头部和肩膀。国近再一次重复问题而卡迪卡素夫人也同样回答他。这时他的态度转变了。“抽根烟吧，”他说，从他桌上的香烟罐子中拿出一根给她。但卡迪卡素夫人说自己并不抽烟。
这时国近向站在他身边的一个警员点头，这警员就走出去，一会儿带来两个年轻人。卡迪卡素夫人马上认出这两人。他们曾经是她的病人，她给他们医治过疟疾，但据她所知他们从未在天黑时随游击队员来就医。
“你们认识这个人吗？”日本人问那两人，用他的藤杖指着卡迪卡素夫人。
“是的，大人。几个星期前她给我们注射药物，并在我们离开前让我们喝茶吃饼。她医治全部游击队员；他们在每晚八点钟到她家来。”
“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日本人转向卡迪卡素夫人大喊。“这两个人知道你的底细。马上回答我！”
“我见过他们。但他们只是我每天医治的普通病人。”卡迪卡素夫人说。
这两个华人被带走了。国近和另一日本人继续盘问她。国近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纸，摊在卡迪卡素夫人的面前，问道：“这封信是游击队写给你的，他们要你做的事你都做了吗？”
卡迪卡素夫人一看心里一惊，认出这是游击队总部来的信。她马上想起了被捕之前“条纹”说的总部给她的信件给日本人搜去的事。她看到信上用英文写着这样的两句话：
队长被囚禁在哪里？
约瑟芬已经收到，对我们很有用。谢谢你。
卡迪卡素夫人心里很明白这信里说的事情。队长指的就是被日本人捕获的赖莱福；“约瑟芬”是收音机的代称，卡迪卡素夫人曾经帮助游击队在黑市上买到一台并由张公孟带回到了深山里面。卡迪卡素夫人庆幸好在给收音机取了代称，于是她承认了信上说的“约瑟芬”指的是奎宁药片，而“队长”是什么她说自己不知道。
日本人对她所说“约瑟芬”是奎宁药片将信将疑，但不相信她的关于“队长”的回答。日本人不断重复地问她同一问题：“队长是谁？他叫什么名字？”而卡迪卡素夫人同样重复着她的否认，而每一次否认都换来日本人的藤杖重击，以及野蛮的耳光。最后，日本人终于明白这种方式不会有效，因而将她押回牢房去了。
接下来的几天，日本人好几天让卡迪卡素夫人独自留在牢房，没有审问她。但她的监舍里来了一个新囚犯。她自认和游击队有联系，对卡迪卡素夫人非常友善而且很健谈。卡迪卡素夫人没说什么，对她的故事不感兴趣。很明显，她是日本人派来的，想套出卡迪卡素夫人的话。这个“室友”最终一无所获，被日本人提前“释放”了。
大约在被捕两个星期后，卡迪卡素夫人再次在一个下午被传召到特高课办公室。“你现在打算从实招来吗？”当她被带入房间时，国近厉声诘问。卡迪卡素夫人保持沉默，准备如常挨揍。但他接着下令带AC医生进来。当AC医生进来时，卡迪卡素夫人几乎认不出是她丈夫，他的身体濒临衰竭即将垮下。他赤着脚，全身湿透，脸部布满黑青淤伤而面目全非。当他看到卡迪卡素夫人在那里，难过地说：“碧儿，很对不起，我不得不告诉他们，我们曾经医治游击队员。”
卡迪卡素夫人听到这话并不吃惊，因为这本来就是明摆着的事实。她安慰AC医生不要为这事自责，还关照他要换上干衣服。但日本人没让他们交谈下去，立刻把AC医生带到别的房间审问。卡迪卡素夫人后来知道，国近当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对付AC医生。起初他亮出剑来，威胁如果AC医生不承认罪状的话要砍下他的头。这项威胁没有奏效，他们就以重杖和木棍毒打AC丈夫，最后他们更以水刑法整治他，一次又一次往他的肺里灌水，迫使他承认罪状。
当她的丈夫被半拖半抬地带出房间时，特高课头子转向卡迪卡素夫人。“你是个老练的撒谎者，不是吗？”卡迪卡素夫人没说什么，她有点不明白为何日军费尽心机要她承认他们已经确定的事实。现在AC医生承认了这件事，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她心中的压力，因为这样她可以把所有的责任揽到自己的肩上了。她现在可以说一些事情，尽量编造恰当的故事以免AC医生再受到折磨。
“你曾经医治游击队员吗？”
“是的。”
“噢，这才像话。现在你可以帮我们一个大忙。把你知道的全部说出来。”
“好吧。”卡迪卡素夫人以疲惫的声音回答。“大约四五个月前的某个晚上，九点钟左右，我在家里听到前面有人敲门。我以为有人求诊，或有人要我去接生，于是我去开门。三个人冲进来并即刻关上门。他们拿着左轮手枪戴着黑面罩，告诉我他们是游击队员并要我医治他们几位生病的伙伴。我告诉他们我不敢这么做，因为我不敢违抗日军法令。他们断然说违抗游击队比违抗日军更加后果严重。如果我不跟他们合作，他们就枪毙我全家。这种情况下我还能做什么呢？他们的神色很坚定，我相信他们说得到做得到。”
“说下去。”日本人说。
“他们做出这样的安排。游击队的病人会在晚上八点钟来到后门并以三下叩门声为暗号。我必须让他们进来并亲自医治他们，决不可让屋里的其他人听到任何风声。我还得不时供应药物给他们，游击队会送来信息指明所要的药物，而我必须准备好一切让他们来领取。”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呢？”
“我害怕。游击队说过，如果我报警，他们会枪毙我并把我全家杀光。”
“你怎么如此害怕游击队更甚于害怕政府？”
“因为政府不能保护我们。”
“你胡说些什么？”
“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军警来到也为时已晚。”
“你要我相信你的一派胡言吗？”
“这是实情。”
“我一点都不相信。你一直都在说谎。”
接下来又是拷打。卡迪卡素夫人坚持从头到尾说的是实情，可国近不信，用拇指和食指捏着卡迪卡素夫人的嘴唇拧扭，直到她流泪。一番折腾之后，他们才让她回到牢房。
那一晚卡迪卡素夫人回到牢房即开始写字条给她丈夫，把她所编造的故事详细写给AC医生，让他统一口径。最让卡迪卡素夫人担忧的是，日军可能侦查到有关游击队员高佬的事情。如果他们掌握到资料证明医生曾经替受伤的游击队员取出子弹，他就性命难保了。卡迪卡素夫人在字条中提醒他，决不可承认和高佬有任何关系。她把信交给忠心于她的萨美。他把纸条小心地塞在他头巾的褶子里，并保证会送到AC医生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