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床就是她的指挥所。她喜欢躺在床上，一直到中午才起来，有时甚至整天不下地。她在床上写信，管理家务，接待访客。艾森豪威尔喜欢宠着她，结果这反而更使大家以为她懒惰，被宠坏了，或多或少属于没什么头脑的人。实际上，她像丈夫一样，也在辛勤工作。她对丈夫也很忠诚。虽然她从不参与艾森豪威尔的工作，但却为他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当丈夫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人物时，她克服了与生俱来的羞怯，在他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招待他有钱有势的朋友和他们的妻子；主持了无数大型和正式的社会活动；认真回复每封来信；对艾森豪威尔手下一大帮助理、顾问和秘书，她都会做好准备，保证能让他们在生日和圣诞节的时候收到礼物。在公开场合，她神情愉悦，举止高雅，衣着入时地站在将军身旁。总之，她尽到了艾森豪威尔妻子的本分，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艾森豪威尔的确曾与一位女性共同工作过。这位女性曾担任秘书工作，她的名字叫安·惠特曼。1952年竞选开始“前几天”，安加入了艾森豪威尔的团队。她和艾森豪威尔一起工作了八年多。她工作能力强，聪明伶俐，为人友善，非常熟悉艾森豪威尔关心的问题。他常常向她深入分析世界重大事务。他知道，她能够理解最隐晦的言语。他甚至知道，她完全站在他的一边，因为她有着无可置疑的忠诚。他从早到晚让她苦苦操劳，像一个奴隶。他对她提出一些无法完成的要求——比如他会说，让某某人把这份文件写出来——而她就会完成任务。和她在一起，他可以随意表达愤怒或者蔑视，而不用担心自己大发雷霆的故事第二天传遍全城。
1952年11月29日，艾森豪威尔飞往朝鲜。随行的有布雷德利、威尔逊和布劳内尔。途中在硫磺岛停留时，太平洋美军总司令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加入他们一行。接下来数天之中，雷德福给艾森豪威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他决定，一旦1953年8月布雷德利参联会主席的任期结束，就由雷德福来接替他。关于雷德福的决定是此次出行仅有的几项积极成果之一。
实际上，对朝鲜的视察过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艾森豪威尔没有做的事。韩国总统李承晚博士急于说服艾森豪威尔，再次对朝鲜发动进攻将发生作用。但艾森豪威尔根本没有理会李承晚。他只与李承晚见过两次面，时间加起来没有超过一个小时，也没给李承晚说明全面进攻计划的机会。
驻朝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也制定了攻势计划，想把中国人赶过鸭绿江，统一朝鲜。使克拉克感到惊讶的是，艾森豪威尔不给他说明计划的机会。三天之中，艾森豪威尔视察前线部队，与高级指挥官和士兵谈话，与部队交谈，用野战餐具在野外就餐。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局势难以忍受。
这是此次访问的真正结果。不是艾森豪威尔没有下决心在最好的条件下尽快准备结束朝鲜战争，而是他对地形的研究支持了这一本能判断。他认为李承晚和克拉克发动全面攻击的计划近乎疯狂。他写道：“鉴于敌人在阵地上所部署的兵力，正面进攻显然极为困难。”
既然排除了进攻的可能，剩下来的选择自然是认真展开谈判（停战谈判已经进行了近两年，但是由于战俘问题，双方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或者继续保持军事对峙，既不通过谈判达成和平，也不寻求胜利。而通过谈判寻求和平的困难在于，要将朝鲜让给共产党。而对于曾经誓言要攻下朝鲜的美国而言，有此举动实在是奇耻大辱。但是，接受继续对峙的局面，麻烦更大。艾森豪威尔后来写道：“当我离开朝鲜时，我的结论就是，我们不能永远固守在静止不动的战线上，在看不到任何结果的情况下继续承受伤亡。向小山发动小规模进攻的做法不能结束这场战争。”
1月18日，艾森豪威尔带着妻儿、儿媳、孙儿女和助理们坐火车前往华盛顿。他们一行人入住斯塔特勒饭店。在那里，艾克见到了自己的兄弟和亲友们，与家人及自己那一小帮人欢聚在一起。
1953年1月20日就职典礼当天，艾森豪威尔一家由36个亲友和约140名新一届政府官员陪同，在全国长老会教堂做礼拜。他们回到斯塔特勒饭店后，艾森豪威尔对玛米说：“你向来在这些事情上做得非常得体。我想在就职演说中加一段祈祷词，你觉得合适吗？”玛米非常赞成这个主意，于是艾森豪威尔用十分钟时间写了一段祈祷词。
接着，就到了他们坐车去接杜鲁门夫妇的时候了。去年11月，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曾有过短暂的会晤，但之后，艾克只在1月15日给总统发过一份电报。
当艾森豪威尔家的车来到白宫门前时，新当选的总统不愿接受邀请，进屋去喝咖啡，以此表示他对现任总统的反感。艾森豪威尔坐在车内等杜鲁门出来。他们冷漠相对，一起乘车前往国会。据杜鲁门说，艾森豪威尔打破沉默说道：“1948年我没有参加您的就职典礼，是替您考虑。因为如果我出席，我会从您那里把别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杜鲁门立即回敬道：“艾克，当时我并没有请你——否则你一定会来。”艾森豪威尔否认有这么一段对话。不过，他的确记得曾经问过杜鲁门，是谁下令让约翰从朝鲜回来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的。据艾克说，杜鲁门坦率地回答：“是我。”据杜鲁门说，他当时这样说：“美国总统命令您的儿子参加你的就职典礼。本总统认为，您的儿子见证自己的父亲宣誓就任总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两人一起坐车去国会三天后，艾森豪威尔写信给杜鲁门，“感谢您在执政最后阶段给予我及我的家人的许多照顾……您下令让我的儿子从朝鲜回国，这份关怀尤其令我心怀感激……特别是您不让我们父子知道您的照顾，更是让我感动。”这是他最后一次与杜鲁门通信。在艾森豪威尔离开总统职位之前，除了乔治·马歇尔的葬礼，这一年的1月20日是艾克与杜鲁门最后一次在一起。
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穿过圆顶大厅，来到国会的东翼。那里为了就职典礼，搭建了一个平台。听众云集——这是美国历史上总统就职典礼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到场的共和党人人喜形于色。电影演员、未来的共和党参议员乔治·莫菲说：“这一切太美妙了，就像经过漫长黑暗之后，终于走入明亮的阳光。”这时，阳光穿透云层，带来了稍有寒意但舒适的一天。所有人都同意，这是艾森豪威尔的好运气。艾森豪威尔身穿深蓝色双排扣大衣，脖上围着一条白色围巾。12时32分，弗雷德·文森大法官开始主持宣誓仪式。
艾森豪威尔发表就职演说时，他原本严肃坚毅的表情变成了大家所熟悉的满脸笑容。他将手举过头顶，比出代表胜利的V字。欢呼声平息下来后，他开始念当天上午写的祈祷词，请求全能的上帝“使我们能全心全意为在场的人和全国同胞服务。”他没有忘记民主党人，说道：“希望我们能够合作。希望我们能够根据宪法的精神，让合作成为持不同政治信仰者的共同目标。如此一来，大家都能为了祖国的福祉和上帝的荣光而工作。阿门。”
随后，他开始了自己的就职演说。他说：“世界和我们已经度过了充满挑战的半个世纪。”他坚持认为，现在必须面对的挑战，就是战争的危险与共产主义。在专门谈到外交政策的部分，他承诺自己的政府“不会妥协，不会厌烦，更不会停止”寻求体面的、世界范围的和平。但是，人们必须意识到“善与恶已集结、武装并对立起来，这一现象以前极为罕见”。在这样的敌对气氛下，寻求和平变得尤为迫切，因为，“科学似乎已经准备赐予我们最后的礼物，那就是从这个星球消灭人类的力量。”
对于这位1928年之后首个当选总统的共和党人而言，这篇演说其实并不是共和党保守派所期待的东西。他没有谴责新政，没有谴责雅尔塔协定，也没有承诺减税或平衡预算。相反，艾森豪威尔号召美国人民再次发动进军。如此一来，他听上去像是宣布遏制政策的杜鲁门，而不是太像塔夫脱或其他共和党人。民主党少数派新任领袖林登·约翰逊称，这篇演讲是“近二十年来民主党计划的极好声明”。
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开始工作。这一天结束时，他用一分钟时间写了篇日记。他写道：“我在总统办公室的第一天面临着许多焦虑与不安。但我早就对此习以为常。这就像我在1941年7月之后所做工作的延续——甚至在此之前，也是如此。”
同样是第一天当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自信态度与他前任的反应截然不同。1945年4月13日，哈里·杜鲁门对记者们说：“兄弟们，现在给我祈祷吧……他们昨天告诉我发生的一切时，我觉得天一下子塌了下来。”
很显然，艾森豪威尔对于总统工作的准备远胜杜鲁门。罗斯福的去世让杜鲁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他全然陌生的世界。但是艾森豪威尔只是继续过自己早已习惯的生活。自从1942年6月他抵达伦敦的那一天起，他就没有了私人生活。十年之中，他身边都是助理与顾问。他已习惯于在公共场合受到记者的簇拥，被人拍照，被人引用他说过的每一个词。最重要的是，艾森豪威尔习惯于感受众人的敬畏、关注，习惯于拥有决策权。
艾森豪威尔已经被迫放弃了许多普通人才有的乐趣，但也学会了接受职位带来的特权。除了偶尔举办私人宴会外，他在十年之中从未在某家饭店用餐。由于事务繁忙，他很少有时间认真研讨自己喜欢的历史。他学会了偶尔短时间休一下假，只是休假时不但怕有人打扰，同时还要处理许多工作。为了放松思想，空出时间，他让别人来做最基本的杂务。而且从不随身携带支票本，也不会管理自己的账务。只有在高尔夫球场或桥牌桌上，他才会亲自处理钱的问题。而在这两个地方，他既不愿失败，更不愿意输钱。他的旅行安排也是由别人一手包办。
艾森豪威尔也为总统工作在体能方面的需求做好了准备。1952年大选前三周，他庆祝了自己的62岁生日。虽然年事渐高，但艾森豪威尔身体很健康。他体重175磅，只比在西点军校打橄榄球时重了几磅。他饮食很有节制。1949年，他突然之间戒了烟。他定期锻炼身体，不是打高尔夫球就是游泳。他脸色红润，经常晒太阳。他举止一副军人气概，肌肉匀称，身强体壮。虽然他身材中等（5英尺10英寸），但看上去比较高。不管在哪里，他都很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因为他有名气，还因为他很有活力。艾克身边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他旺盛的精力和和蔼的态度。他的助理们利用了他无穷无尽的精力，而他的政治对手则为此惊慌失措。
艾森豪威尔激发了多数群众的自信。那些熟悉他的人和数百万不认识他的人，本能地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指引与领导。但是哈里·杜鲁门对艾森豪威尔的可信度感到怀疑，并相信艾森豪威尔无法为美国提供适当的领导。虽然艾森豪威尔对总统这一职位带给自己的生活方式早有准备，但杜鲁门认为，他根本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不能应付今后真正的工作。1952年末，杜鲁门认真思考了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后即将面临的问题：“他会坐在这里说‘做这个！做那个！’但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可怜的艾克，这与军队根本不一样。他会发现这非常令人沮丧。”
艾克可能会感到厌倦，对国家治理问题漠不关心；也可能会倍感沮丧，发现自己孤立无助，指挥不了任何人。结果究竟如何，即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