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们因为渡过了两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就证明中国政府干预经济这种模式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是今后我们继续遵从的标准，那么“中国模式”就此不动无疑是应该的。但如果说，虽然我们扛住了经济危机的冲击，但过度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已经不可持续，而国有企业由于固有的制度性缺陷，容易造成效率低下，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容易造成寻租和腐败，这些方面我们还需要改。那么，我们的改革方向在哪里？
一路往“西”去，难度似乎很大；折回头回到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肯定又不现实，目前的既得利益集团也不会允许。那么，停在原地不动呢？事实上不可能，因为我们早就已经认识到经济需要转型这一现实。
在很多西方人看来，中国经济持续繁荣是一个大的悖论，有些不可理解。经济上建立起了初步的市场经济体制，但保留了政府对经济的强大干预权力，国有经济成分占比很大且垄断着一些重要行业。
而在我们某些人看来，这正是“中国模式”的精髓所在，并武断地认为在当今中国社会，起决定性作用的不再是任何单一的力量或价值，而是多种力量、价值的综合，因此中国也有了不错的相互制衡。在这种模式下，中国可以按照自己的特征和需要，走“半市场、半指令”的道路，因为政府具有高超的平抑市场周期波动的强大干预力。
因为有了超凡的“自适”能力，我们当然可以搞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混合模式。渐变式改革决定了混合经济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至少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落后国家在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良好的集权政府治理对经济也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这些都不可否认。而经济发展成功的关键，甚至可能是唯一的关键，是“找到正确的制度”。
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为一项伟大的实践，目前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西方现代化以来所积累的知识对我们的引领作用。市场经济、民主、自由、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这些东西是具有普世价值的，这一点也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致认同。
为“找到正确的制度”，我们已经“摸”了很多年，也许我们还将继续“摸”下去，因为别人以为的“正确制度”并不一定适合我们，适合我们的“正确制度”还在远方。
“中国模式”背后的陷阱
早在几年以前，吴敬琏先生就提出改革需要“过大关”，我们需要通过“惊险一跃”来完成，也需要运用大智慧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但很遗憾，这个大关我们还没过，似乎现在也不太准备要过，而“顶层设计”究竟要设计成什么样子，吴老先生似乎也不好明说。之所以要“过大关”，要“顶层设计”，是因为我们现在面临很多荆棘和陷阱。
第一，政党垄断国家权力暗含的前提是社会大众多数的授权，也就是说要有合法性。封建社会自然是天命所归，现在不同了，得通过经济的不断发展带给大众更好的福利，这是一个政党执政能力的真正体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执政党要具有超凡的前瞻性、快速的适应能力和及时纠错的能力。但一般以为，如果没有良好的约束机制，即使一个具有很强专业知识和良好意图的政府，要在一个迅速变化和复杂的全球经济环境中作出好的决策，也会很难，甚至还会作出不理智的决策，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经济负增长，造成大灾难。
第二，2007年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因为失衡而产生，但到目前为止，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并未发生任何改变。与欧美国家经济去泡沫化不同，中国几乎没有从西方的危机中吸取教训，救市政策反而刺激了投机、加剧了资产泡沫、制造了大量的地方债务，从而加重了中国国内本身就已存在的失衡状态。
站在中国的角度看，世界存在着四重失衡：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失衡；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失衡；中国内部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中国国内的资产泡沫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这些失衡如果不能达到再平衡，世界经济要想恢复到危机之前的全球增长状态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虽然暂时渡过了这场金融危机，但经济发展似有不可持续之虞。我们当初之所以在危机波及我国时，放胆采用4万亿元投资和紧随其后的10万亿元信贷投放，是希望以此暂时渡过难关，平滑一下经济周期，以便于外部经济好转时继续在老路上放马狂奔，但这个打算现在看来有点玄了。外部经济一时难以复原，我们过剩的产能出口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阻力。
国内消费市场，虽然我们提出了收入倍增计划，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加强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但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也仅从2008年的35。2%上升到2009年的35。6%。2010年国家大力促进消费，包括降低汽车购置税、汽车家电下乡补贴等，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也仅达到38。8%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2011年该比例极可能折而向下。而资产泡沫也早已从房地产延伸到了古董、艺术品、红木家具甚至是农产品等领域。
经济失衡的难题需要破解之道，这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
第三，当一个社会利益集团明显多元化的时候，需要有效平衡社会利益。北京大学的姚洋教授在解释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成功时，提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存在一个“中性政府”，它不会为任何利益集团所俘获，而是为了国家和人民大众。这在改革开放之后一段时间内是非常正确的看法，因为中国的社会阶层明显地扁平化，大家共同的诉求就是搞经济建设。
改革开放到今天，我国出现了明显的按照所掌握的财富和资源进行的社会分层，贫富已经极为悬殊，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且很难调和。在这种利益取向大相径庭的情况下，党和政府还能保持“中性”吗？又如何才能保持“中性”？
第四，政府对经济的介入如何法制化的问题。“宏观调控”正在演变成通过行政手段对经济进行的微观干预，也正在变成政府介入经济的常态。
政府介入经济在没有解决权力监督和约束的情况下，有着很大的风险。首先就是腐败问题，因为有钱又有权，寻租当然就免不了，腐败也会屡禁难止。“根据1988年以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中国租金总数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年绝对额高达4万亿至5万亿元。”吴敬琏。中国经济六十年。财经，2009年第20期。其次是市场自由交换秩序得不到保证。最后是资源错配，在所有制成分多样的经济形态中，政府需要公平公正地对待一切所有制形式，防止金融等稀缺资源被浪费在导向错误的、关系紧密的国有企业中，而那些有希望的新型小企业渴求融资支持，却得不到国家的庇护。因此我们需要从制度上明确政府怎样调控宏观经济，并营造规则透明、执法公正的调控环境。
第五，如何让民众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福利。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大多数民众的福利。我们需要从深层次改变利益分配格局不公正、不公平的局面，让大多数民众切实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
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经济专家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由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执笔写成了“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共有十项内容，包括：加强财政纪律；把政府支出的重点转向经济回报高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改革税收，降低边际税率和扩大税基；利率自由化；采用具有竞争性的汇率制度；贸易自由化；资本准入，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进入自由化；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消除市场准入和退出的障碍；保护产权。
“华盛顿共识”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后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其核心就在于“最大化的市场”和“最小化的政府”，要求政府对经济的干涉越少越好。
20世纪80年代，由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美英两国采取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成功，加上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科尔奈等人提出社会主义的试验已经结束，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水火不相容，向资本主义过渡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华盛顿共识”一时打遍天下无敌手，成为包医经济百病的“普世药方”，自然也就成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极力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的模式。
政府企图纠正市场失灵，而政府本身也有失灵。但是，“华盛顿共识”对政府的失灵矫枉过正，它假定所有政府都只能是“守夜人”角色：白天没你什么事，你的任务就只是单纯地保障契约实施和保护产权，其他的你要做那也会是一无是处，不如不做。
这样的看法，自然很不合一些政府的胃口，也与东亚国家曾经信奉的发展战略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东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于是就有人拿“阴暗面”来说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和拉丁美洲照你们的药方抓药怎么不灵呢？
还好西方人比较诚实，有人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不仅要关注增长，还要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同时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既然“华盛顿共识”都承认政府对经济发展有着促进作用，那依然保持政治集权的国家心里就多少有点底气了。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不断的增长，基于中国以及越南这样的转型国家的成功经验与政策措施，这种转型的实践在国际上也就获得了不少的肯定与支持，并被认为是中国等亚洲国家转型的成绩及经验，可以对“华盛顿共识”提出挑战。但这样的声音，在很长时间里还比较微弱。到了2009年，中国似乎一夜之间崛起，中国渐变式转型赢得了世界性目光，似乎可以有资格与“华盛顿共识”比个高低了。
既然要比高低，那就得对等，别人是“共识”，你也得弄个“共识”出来。还好，“共识”其实早都有了，只是很长时间躺在角落里无人注意。
雷默的“北京共识”包括：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因事而异；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体现了一种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思路。
在雷默看来，“北京共识”将取代已广受人们怀疑的“华盛顿共识”，这是平等、和平与高质量的发展愿望。
雷默的“北京共识”一提出，就受到国内的广泛关注，但在国际上却影响不大。西方不喜欢，那是自然的，因为雷默想为“华盛顿共识”树立一个对立面（很奇怪，雷默这个美国人事实上的卖国贼勾当，在美国却并未引起公愤，甚至于批评他的同胞也没指出这一点，可见美国人觉悟之低下，真是不可思议）；一些经济学家更是认为雷默“对中国国内严肃的经验研究成果似乎看也不看，他大概只是把宣传品中最不实事求是的大话言辞当做了实际情况，填充进他的概念之中。”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后来雷默自己也觉得“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相比没有什么确定内容，只是有足够的灵活性。有灵活性就足够了，于是他不断往里面注水。可惜他孤身一人，对经济又是一知半解，怎斗得过编写“华盛顿共识”的那一帮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出来的结果依然不很理想，有的甚至成为笑谈。
比如，雷默认为，中国拒绝把人均GDP的增长作为进步的唯一标志，不搞自由国际贸易等。这不是往中国脸上抹黑吗？哪有这等事？我们可是GDP的第一崇拜者，也是国际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不然我们一个劲地要求加入WTO干什么！
但是，说实话，“北京共识”这名字不错，在这个世界上还真难找到一个，且由纯种美国人提出的并自认为可以和西方普遍认同的“华盛顿共识”相提并论的概念。正因为其核心天然具有灵活性，因此“北京共识”经国内学者不断往里装填东西，内容越来越丰盈，像极了十八岁的大姑娘，有了十八变的功能。
“北京共识”的新颖之处在于体现了“渐变式改革”，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个同时又在转型的经济体，如果要采取“华盛顿共识”的建议，只好经历“大爆炸”和“振荡疗法”，饱受痛苦不说，还可能“休克”；如果按照中国经历的渐变式改革，就会步步得益。
后来，有胆大的国内学者认为“北京共识”单说经济不过瘾，于是将政治引了进来，认为同“华盛顿共识”截然相反，“北京共识”就是把市场自由化改革放在民主化改革之前，甚至认为这是“北京共识”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但很遗憾的是，“北京共识”的内容依然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因此很难说它本身在国内达成了一个什么共识，在国外甚至依然不断受到强烈的质疑。
这是大家共同的认识吗？
好像不是的。
对此，有的学者干脆提出，“如果这一共识在中国得到了普遍的接受，那么‘北京共识’是错误的，是对美国和全球经济共同体过度的敌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战略依赖‘华盛顿共识’的基本要素，例如自由价格、竞争、有限的通货膨胀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此，‘北京共识’只是在‘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对它的补充，而非挑战和替代。”〔美〕斯科特·肯尼迪。“北京共识”的神话。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4期。有的认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准确无误地朝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市场信条迈进，即强调谨慎的财政政策、经济开放、私有化、自由市场和保护私有产权，这种策略是成功的，并嚷嚷要终结“北京共识”。姚洋。终结“北京共识”。财经网，2010年2月23日。
说中国经济过往的发展道路遵从了“华盛顿共识”的很多条款，这自然是对的。其实我们也知道，要靠雷默的这个东西来挑战“华盛顿共识”，现在还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的高层一直没正面回应“北京共识”这个提法。但这并不妨碍某些人将“北京共识”看成是对“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以及东欧和苏联休克疗法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