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相当部分人虽然是城镇居民，也算城市化了的人，但却离开本土到外地谋生活。比如谋到上海、北京若干年，也喜欢上那里了，不愿意再回到最初的小旮旯，但是因为“人户分离”，整个人就不完整了，因此依然不敢说“阿拉上海人”，也不敢自认是北京人，最多称为“北漂”，还漂着呢，不知什么时候沉下去。这也是一个异象，晚上睡觉你想起来心里会有些隐隐作痛。
城市化的核心本应是将农民变成市民，但是我们的政策却人为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藩篱，那些为城市建设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进城务工人员和在城市定居的农民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社会之外，无法完成身份的转换。
农民在城市里居住10年甚至20年，如果没有完成户口迁移，那也依然只能算在城市暂住，最后还得回老家，变不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这些人虽然进了城，在城市里面工作生活，但身份依然是农民，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教育、医疗、劳动保障和失业救济等社会公共福利，只能游走于城乡之间。
庞大的游离于城市之外的进城务工人员成为中国城市化独有的现象：孤岛般耸立于日渐凋敝乡村上的繁华都市，庞大而混乱的城乡结合部，简陋且面临随时被强拆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新的两地分居，候鸟一般的季节性迁徙，无助留守的儿童群落……城乡差距因之日益拉大，社会因之日益呈现断裂状态。
城乡二元制度结构使城市既可达到凭借户籍制度和人口流迁政策的有限开放获得它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又不必为他们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大大节省了政府的财政支出。这样的城市化是扭曲的，是对农村制度性的掠夺与伤害。新的城市化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乡村的凋敝和对农民的剥夺之上的，只要造成二元分割的制度存在，掠夺就必然存在。
我们的城市化，一定意义上只是物质的城市化，层出不穷的高楼、雄伟瑰丽的广场、宽广美丽的道路背后隐藏着的是对人性的漠视。
改革开放之前，城市基础建设由国家全包，农村则基本上由农民自筹资金解决，农村生产与生活急缺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实际上主要依靠农民自己集资或者是无偿建设，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极不相称。改革开放之后，农业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每况愈下，1978年为13。4%，1990年下降为9。98%，2000年仅为7。75%。
农村生产能力低下，但我们在很长时间内还在征收农业税费，直至2006年方全面取消。而西方国家很长时间实行的则是高额的农业补贴，2002—2007年，美国每年的农业商品补贴就达190亿~210亿美元美国就该取消农业补贴。环球时报，2004年6月9日。；欧盟每年用于农业补贴的开支高达440亿欧元。难以为继的欧洲农业补贴政策。世界新闻报，2003年9月1日。
改革开放之前，农村中小学的相当一部分开支由人民公社或生产大队负担，民办教师报酬由农民承担，这也可以理解，旧社会私塾也是这样子的。改革开放后的很长时间里，国家每年财政支出的教育经费几乎全部用在城市。1985年以前，农村教育多少还可以享受点财政的羹汤，每年每个中学生有31。5元、小学生有22。5元的教育拨款，但到了1985年突然就没了，改由农民自筹经费办教育。
后来国家强大了，GDP超德赶日地不断前进，农村教育也有了一些财政投入，好些，有点甜头了，但城乡教育分化却远未能止住。
就业方面，城市居民的工作国家也不安排了，这点和农村差不多。但目前国家每年为城镇居民提供各类社会保障，虽然这点保障也快变得越来越没有保障了，但总比没有好。2009年全国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606亿元，农村社会保障就业支出为零，因为没必要，农民有土地就是保障，政府已经又给你延长30年不变的承包权了。
2009年我国的医疗卫生支出3994亿元，城市居民的医疗支出自然是占大头，农村沾点药气就可以了。说到医疗，城市居民多数似乎也别妄想，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排序显示，中国医药卫生总体水平排在第144位，卫生公平性排倒数第4位。这样看来，城市居民最好也别生病。中国社科院一份有关医疗卫生的调查指出，中国投入的医疗经费，80%是为850万以党政军干部为主体的特权阶层服务的。
还好，城市有保障房。不过农民就不要想了，想也没用。2009年我们财政部安排了726亿元保障房支出，2011年达到1300亿元左右中国建千万套保障房。中新网，2011年2月23日。因为我们要开工建设1000万套各类保障性住房！
很早很早以前，农民盼望着被城市化，因为那意味着鲤鱼跳龙门，或者“农转非”，一下子就可以吃上公粮，或者被安排到城市企事业单位就业。这种安排，体现出来的经济关系，是失地农民能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到土地转变用途后产生的增值收益，城市化带给了失地农民命运的转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转非”没意义了，安排就业也不现实了，但土地还是国家和集体的，要征用那不过是一个“物归原主”的过程，规定补偿多少就是多少，由不得嫌多嫌少。补偿费用的构成大致包括以下几块：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地上地下构筑物补偿费和人员安置补助费。
随着征地范围的扩大，失地农民越来越多，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近几年，我国大规模城市化才开始，失地农民造成的负面影响似乎还不大，等到几年以后，矛盾也许才会真正爆发。
城乡之所以分割，以前是为了控制，但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掠夺农村，尽快完成资本积累，以便尽快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据估算，改革开放之前，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村隐蔽地吸走了8000亿元资金项继权。城镇化的“中国问题”及其解决之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4月。
我们现在的“剪刀差”依然存在，但这一块已经不多了，说实话，政府也没有怎么看在眼里，现在看中的是土地。2006年政府卖地的收入为7000亿元，2007年突破“万亿”，达到1。3万亿元，2008年少点，但也有9600多亿元，2009年1。59万亿元，2010年2。7万亿元。2010年全国土地转让成交总价款达到2。7万亿元。新京报，2011年1月9日。5年累计达到7。25万亿元，这其中有多少可以归于对农村的掠夺呢？
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调整了城乡发展战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但很遗憾，重城轻乡的公共财政投入结构并没有多大变化，农村的资金和资源仍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2008年，中央明确提出，要“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要“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社会保障”。
同时提出，“在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经批准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非公益性项目，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并保障农民合法权益。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这些构想都是很好的，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较大的偏差。
但是还好，我们开始慢慢转变。
房地产绑架城市化
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本质上是依靠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完成人口和资源的重新配置，并依靠市场调节完成产业及城镇的布局。我国的城镇化则是在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强有力的主导下进行的，这为城市化后来演变为政府与房地产商之间的合谋创造了天然的条件。
我国大规模城市化严格地说是在2000年以后才开始的。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推进城市化条件已渐成熟，要不失时机实施城镇化战略”。在此之前，政府的精力还主要放在农村小城镇建设上。
房地产这个行业在中国倒是出现得更早一些，20世纪80年代末海南房地产泡沫可以说是我国房地产行业的滥觞，只是很快被打压下去了，弄得海南省政府以后很长时间都疲于消化烂尾楼。
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为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央政府决定进行房改、医改、教改，从此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房地产产业化正式拉开序幕。现在，官方已宣告医改正式失败，教育产业化诟病也很多，只有房地产脱颖而出，不仅早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更弄得全国上下为之癫狂。
“要不失时机实施城镇化战略”，那是自然的。我国的城市化当时不管是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还是相对于经济发展都已经落后了，所以得追。追的最直接表现就是政府开始利用“有形之手”强力推进城市化。为此，政府首先需要筹措资金，怎么筹措，当然是先将土地从农民手中廉价征用，然后转手倒卖出去，获得高额利润，然后循环不已就可以。
这个过程，大家开始都还有点不适应，政府的精力主要放在通过招商引资、增加基础建设来增大GDP，城市化和房地产的发展都相对平缓，购房者绝大多数以自住型为主。到2003年，经过几年磨合，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尝到了甜头，政府职能在城市化推进中不断强化，政府发现自己正在变得“无所不能”，于是热烈地爱上了这个行业，并提出了著名的“经营城市”的理念。
要经营城市，只靠政府“有形之手”单耍自然不行，那样政府收购的土地会砸在自己手上，这当然不是政府的初衷。代表“无形之手”的房地产商一个个特精明，看见政府提出经营城市的理念，就知道政府准备变成大商人了，你要做买卖，那我得傍上。有了“捧哏”，有了“逗哏”，晚会就可以隆重上演了，房地产头戴着“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高帽，一时间大兴特兴。
地方政府财政迅速变成“土地财政”，有的城市出让土地的收入甚至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巨额的卖地收入勾起了地方政府不断膨胀的欲望，很多城市于是不顾条件地通过规划将城市范围扩大，城镇面积从1990年约1。28万平方公里到2008年的3。63万平方公里，增加了180%。
目前，我国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规划要建成“国际大都市”。城市化不能“大跃进”。人民日报，2011年2月14日。真是气势恢弘。
土地既然被规划进来了，那就是政府的了，什么时候征，什么时候用，就看地方和房地产商两刷子什么时候扫到。
“城市化大跃进”中，有条件没条件都要上，至少口号得喊得响亮，一是显示领导水平与魄力，二是得勾引住那些近几年越来越财大气粗的房地产老板。
“咱俩抬抬价，把地价哄上去？”
“好！”
于是地价一夜之间轰然上涨，升斗小民一时看不明白。哇！新地王出来了，那房价还得涨，于是哄而抢之，于是地产商赚大钱了，于是地方GDP上去了，于是新的地产商又冒出来了，于是新的土地又可以卖高价了……皆大欢喜。
现在，房地产确实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甚至提升为关键产业也不为过。中国社科院2010年《国家竞争力蓝皮书》就曾指出，中国近20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房地产业膨胀发展取得。
一个行业，几乎不从事任何价值创造，主要功能就在于左手买进、右手卖出，而能变成中国的支柱产业，支撑中国近20年的大发展，这是何等伟大的创举！
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呕心沥血，成天盘算着怎样偷工减料才能不成为“楼脆脆”、“楼歪歪”，怎样将世界上所有的动听名字搬到中国让中国人足不出城便可以享尽世界绝妙风光，怎样用诚实的房托吸引住准备买房的人……目的不就是为了让房价飞一般上涨，今后可以高价再买政府手中的土地吗？
我们为地方GDP和土地财政作了莫大的贡献，房子建到哪里，城市才能“化”到哪里，房地产的支柱地位不可动摇。否则，房地产商都不再买地了，土地财政就玩完，要想用卖地的钱建什么辉煌的广场，再造几个城市，就更没指望，地方经济也得掉一半下去。如果实在要逼着房地产商降价，那银行得先准备倒闭。
这不，狠话放出来了，地方政府被逼得也是实在没办法。不是要限购吗？那就只限中央城区的，反正中央城区已经基本开发完了，限不限问题不大。要开发就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吧，你们去了，就说地铁很快要修过来，这样房子会卖得快些，如果实在不灵的话，我们就开个讨论会，讨论讨论行政中心是否可以搬到你们那里去。
不是国土资源部不给地吗？那咱还是打农民的主意，请“农民上楼”，腾出宅基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于是一场让农民上楼的行动在全国20多个省市悄然展开，山东诸城宣布取消域内所有行政村建制，生生造出208个“万人村”不能把农民“逼上楼”“打上楼”。新京报，2011年5月2日。山东诸城已经达到了100%的城镇化，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的相互利用裹挟了城市化进程，造成城区面积的快速扩大，城市密度日渐降低，城市空宅率日渐提高。从2000年到2008年，中国城市建成区的面积以6。7%的年平均速度在增长，而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只有2。5%左右，张曙光。世界经验已证明城市化是必然趋势。凤凰财经，2011年4月14日。城市化的密度从20世纪80年代初城市每平方公里接近2万人，到现在只有9000人左右杨伟民：盲目开发是城市化进程扭曲的主因。中国经济网，2011年3月29日。这本身和城市化是背道而驰的。何为如此？圈地运动需要也！
“经营城市”本身的逐利性与房地产商贪婪天性的紧密结合，成为推动中国城市化的巨大动力，间接引发了房价从2003年起的一路高歌猛进，而这也正是地方政府不愿意深刻打压房地产的根本原因。
凋敝的乡村
乡村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在GDP至上的竞争下注定不可能受到重视，乡村不可避免地走向凋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