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奇迹，但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经济的脆弱，意味着我们要更加珍惜资源。但遗憾的是，我们一直采用的是高投入、高消耗的发展模式。
当我们为了不可持续的发展而耗尽了自身宝贵的资源时，未来，我们将何以自处？
水已经被我们污染得差不多了，资源也快被我们消耗完了，现在我们不得不到非洲、南美洲这些地方寻求新的资源，世界因此担心“谁来养活中国”，而我们更应该担心拿什么来养活后代子孙？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的。樊纲博士的研究也表明，1979—2005年，我国经济的增长绝大部分是靠要素的投入实现的，占到了60%以上；而制度推进的效果却出现了明显递减，由1989—1998年的0。93递减到1999—2005年的0。32。樊纲。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因素分析与展望。资本市场，2008年第4期。
我国资本形成额占GDP的比重自2003年以来，已经连续6年维持在40%以上，2008年高达43。5%，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资本形成额占GDP比重已近两倍于世界平均水平。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1月6日。高于美、德、法、印度等国家的水平。
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比每况愈下，“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期间，每增加亿元GDP需要的固定资产分别是1。8亿元、2。15亿元、1。6亿元、4。49亿元，2004—2008年则增加到了5。61亿元，其中2008年更是高达7。58亿元同(2)。也就是说，我们要增加1元GDP产出，就要投入接近8元，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般在2倍左右，这是多么惊人的对比！
高速增长的同时，我们消耗了大量的物质资源，且资源利用效率不高。我国GDP每增长1倍，矿产资源消耗则增长4倍多。我国单位能源的产值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我国单位GDP的能源消耗，2003年分别是日本的5。68倍，德国的5倍，美国的3。32倍。如表4—1所示。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能源署提供的数据和IMF提供的GDP数据计算。
在水的利用效率方面，中国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只有0。43，而许多国家已经达到0。7~0。8；中国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平均为222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5~10倍，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平均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平均为75%~85%。
2000—2007年，中国单位国民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水资源消耗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9倍。
2007年，我国消耗了全世界41%的煤炭、9。2%的石油、47。8%的水泥、31。1%的包括铜铝锌铅锡镍在内的常用有色金属、16%的淡水数据引自中国科学院《200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在此基础上我们创造出了仅占全世界7%左右的GDP。
2010年，中国又有幸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了。
我国目前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最大的铜进口国、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原油进口国，甚至在2007年变成煤炭净进口国。国内廉价的资源已经被我们消耗殆尽了。
当中国巨大产能所需要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还可以在国内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可以低价出让资源、不要资源税、任意压低劳动力工资、牺牲环境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达到价格上的“比较优势”，从而维持商品的低价输出。为此，国外虽有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只好羡慕地说：“你们连工人的工资都可以不发，我们怎么竞争得过你们呀？我们国家的工人待遇、福利稍微差一点就要罢工，一罢工，资方就要让步，而你们工资特别低又不许罢工，多好啊！”
正因为这些天然的“优势”，我们达到了“中国卖什么，什么就跌”的境界。全世界因此才能享受很长时间的所谓“低通胀高增长”的好日子，而这种好日子后来变成了“中国向全世界输出通缩”，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爽了一把，得到了增长幻境和堆在中央银行里的一大堆美国“花纸”。而当国内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消耗得差不多时，疯狂运转起来的机器就开始要求国外提供资源供应，从而不可避免地引发大宗商品的价格暴涨。
不是它们要暴涨，只是因为以前被压低了，现在需要回归合理的价格。国外的人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标准远远超过中国，其成本自然也远远高于中国，“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原因大概在此。
沉重的“地耗”
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耕地总数不足18。26亿亩，已接近18亿亩的红线。人均耕地不足0。1公顷，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发达国家的1/4，只有美国的1/6、加拿大的1/14。然而，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正在被不断蚕食。
现在，无论你走到哪一个城市，首先映入眼帘的总是宽阔的入城大道、气派非凡的新城市广场、鳞次栉比的工业园区，此外还会有规模恢弘的大学城以及美丽招摇的高尔夫球场。但在这背后却是新城区日渐沦为“鬼城”，白天少有人行，入夜灯火凄凉；很多大学的占地规模早已超过世界一流高校，而里面的学生却渐渐稀少，因为稀少，所以就难免成为动物们野合的好去处；只是工业园渐渐变得美丽起来，芳草萋萋，污水淙淙，近可闻鸟语，远可观野狗。
有人估计，我国省级以下开发区征地后的土地闲置率高达40%以上，省级以下的自不必说，当然是越来越美丽。而高雅的高尔夫球场旁边自是房地产开发的好去处，别墅、洋房充分展示出我们野蛮的富裕。由于高雅还不太被官方认同，早在2004年，国务院就要求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但高雅的东西是挡不住的， 2008年国土资源部通过卫星照片依然发现全国172个城市中仍然存在相当数量的在建高尔夫球场。
美中不足的是，你也许会在入城大道上看见道路两边低矮而整齐划一的民房，当你还以为如此整齐划一大约是在列队欢迎你的到来时，它们就会偶尔地露出些许斑驳来刺痛你的眼睛，这你得理解，曾经的沧桑与无奈不是一点整齐划一可以掩盖的，而这正是城市化的奢侈与寒酸的农村之间真实的对照。
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但土地的低效率利用问题十分突出。“目前，我国大中城市人均综合用地已超过120平方米，对照国际大都市，东京人均综合用地仅78平方米，中国香港才37平方米。”“从1980年到2005年，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急剧扩张时期，经济每增长1%，会占用农地30万亩左右。与日本的快速发展时期相比较，我国GDP每增长1%，对土地的占用量差不多是日本的8倍。”中国地耗怪象。半月谈，2011年第3期。
“2008年全国城镇工矿建设用地达1。231亿亩，人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大大高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工业用地开发强度明显偏低，容积率一般只有0。3~0。6。”徐绍史。落实节约优先战略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国土资源部网站，2010年12月7日。
一边是中央一再地重申，要守住18亿亩耕地的底线，一边却是地方无度地挥霍。近几年全国每年建设用地需求量在1200万亩以上，但每年土地利用计划下达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只有600万亩左右，缺口达50%。怎么办？自然还是老办法：未批先占、少批多占、以租代征。
为什么我们的地方政府就这么没有创意，难道想不出一点新办法吗？不是，那是因为老办法依然管用，新办法麻烦，费脑筋不说，还不一定管用，就别累着自己了。
但，我们能永远这样子下去吗？
断裂的城乡关系
早期人类渔猎而食，随遇而栖，其后群聚定居，渐成村落。因物质日有丰盈，因之而互“市”。市者，交换也，“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有了多余的物质，难免就有人不怀好意，始而筑城。城者，墙也，可以自守。于是乎，城市渐兴。
什么是城市？目前全世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和标准，不同国家对城市构成的标准也不同。在丹麦，任何250人以上的居民集中地都被视为城市，而加拿大则需要1000人，德国需要2000人，美国呢，稍多一点，要有2500人才算。中国因为人口多，得要3000人或者是行政级别达到镇或以上的，因此我们又合称为城镇。城镇之外的，那就是乡村。
乡村变成城市，就是城市化。
城市化有什么好处？经济学解释说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因为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进行资源合理配置、提升产业结构。如此解释有些不好理解，举个例子吧，你在农村要卖一只鸡，如果不到集市去的话，就只好提溜着鸡满山坡吆喝，很累，还不见得有人买；如果你到城里去卖，可能刚进城就被鸡贩子给收走了。
两者比较，你不仅节约了时间，而且还赚了钱。回头想想鸡贩子腆胸凸肚的模样，你开始羡慕了，于是也跟着一起去贩鸡，这样你从事的产业立马从第一产业跳升到第三行业，你从一个每天劳作还吃不饱的“农二哥”升级为每天可以吃鸡下水的商人。当然，你也可能不跟着鸡贩子走，或者你想跟而鸡贩子不要，但你又很羡慕城市里的花花绿绿，于是进城打工。
这样，你还是升级了。当鸡贩子也好，进城打工也好，说不定你就发了财，这样你还可以将老婆孩子一起接到城里做城里人，老婆尽可以打扮得光溜水滑坐在门口看风景，你一家子就城市化了。而你留在农村的那点土地自然有人惦记，就是没人惦记，你年迈的父母也不会让地荒着，因为家乡本来就人多地少。
而你当年看见的鸡贩子，因为你也来贩鸡，竞争激烈了，又拼不过你，只好在城市周边圈点地准备做养鸡场，本来快破产的人，只因为房地产火暴，碰巧有个远房老表在市政府当处长，于是合伙将养鸡场变成了开发小区，眨眼之间跻身上流社会，奔驰、宝马开得呼呼转。城市就在这样不断的轮回中快速膨胀起来，资源得到优化，产业得到升级。
虽然最早的城市起源于大约一万年前的中东两河流域，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一代，但古代城市风头最健者当属我国。唐朝的长安、北宋的汴京都惊得世界一愣一愣的，以至于上海世博会都要用高科技将“清明上河图”展示给外国人看。
因马可·波罗而传至欧洲的东方神话，欧洲始而震撼，继之以怀疑，当马可·波罗垂死时，神父甚至要他忏悔《马可·波罗游记》里说的都是谎话，马可·波罗含泪答道：“上帝知道！我所说的连我看到的一半还不到！”
可惜那时的上帝常驻欧洲，不知道东方的繁华。其实，当西方还处于中世纪蒙昧黑暗之中时，唐朝长安常住人口就已超百万，西域、天竺、吐蕃、高丽、日本，以至于波斯、安息，一时四海来朝，煊赫辉煌。“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只是到了近代，我们落后了，以至于中国很长时间都是“乡土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长时间实行城乡二元分割，有一段时期甚至实行“逆城市化”运动，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也进入城市化的快速轨道，但城市化很大程度上不是市场化的结果，而是在二元分割制度下政府强有力的“有形之手”推动下形成的。
坚不可摧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事实上将中国演变成了两个断裂的社会，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像纽约，乡村越来越像非洲。中国目前已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达到3。3∶1袁杨。探索实现民富的中国路径。半月谈，2010年10月。如果加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对农村居民来说不可得的各种补贴、社会保障等，实际差别还将更大。
扭曲的城市化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8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相当缓慢，城市人口比重仅由11。2%上升到19。4%，而同期全世界的比例则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范恒山。中国城市化进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这段时间，我国对城市和市民实行从生到死的“统包”，对农村和农民则实行什么都不包，但严加管制的“统制”，城乡之间不同的户籍制度、粮食供给制度、住宅制度、教育医疗制度、失业保障制度等造成城乡之间差异巨大，成功阻止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整个社会形成了相互隔离的二元社会结构。
隔离到什么程度？彼此之间几乎都不通婚，除非城市姑娘一时吃错了药，不然农村小伙就没有希望。那时的你真要是娶了一个城市姑娘，十乡八县都会传开，比现在娶一个毛里求斯的媳妇还稀罕。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因土地承包似乎慢慢“抖”了起来，乡镇企业的发展更使部分农民敢于穿西装打领带，装扮得和城里人差不多，说话也可以嗯嗯啊啊地吐半截了；而城市则因为大量“知青”返城、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等问题闹得有些自顾不暇，城乡之间的壁垒因此渐有松动，至少在外面吃饭不要粮票，买衣服不要布票了。
这样，胆大一点的农民就可以到城里去，而不用担心会成为盲流，城市化因此被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但农民要离乡背井远走高飞还是不行，不是政府不让，而是传统文化要求你“安土重迁”，所谓“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因此政府就实行人道主义的“离土不离乡”的小城镇发展策略，你可以迁入小城镇，县级以上稍远稍大一点的城市那就别去了，去了也不予迁入。政府担心你走远了，话都听不懂，受外乡人欺负。
随着开放的深入，珠江三角洲开始出现大量的民工荒，本地人完全不能满足用工需求了，于是河南、四川、湖南等人口大省的农民开始大量涌入。既然那么遥远的地方都可以去，别的地方自然也尽可以去得，神州大地一时人潮如流，春节期间更是闹得各地政府都有些不安生，组织好民工的返乡和春节后的返城一时成为地方工作的重头戏。
这一时期，我国城市化得到了快速发展，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46。6%，2010年年底，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近50%2010年11月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但是在统计的城镇人口中，“包括1。5亿农民工在内，至少有2亿人并没有享受市民的权利”。公安部2008年提供的户籍统计数字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之间的差距也显示，2008年至少有1。61亿人中国遭遇“半城市化”困扰。光明日报，2011年2月17日。是“被城市化的”，在统计部门看来，只要你在一个城市中居住半年以上就“被城市化”了，至于你是不是城市居民，那是你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