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东坡先生的这首过海诗，是他于公元1097年（宋绍圣四年）谪放海南岛儋耳，三年后，公元1100年（元符三年）六月遇赦，渡琼州海峡北归，到廉州，也就是现在的广西合浦时所作的。
三年流放，九死一生，竟轻轻巧巧地落在了“兹游奇绝”四个字上，绝不是一般人的心境，能够想得开的。诗人的乐观胸襟，豁达精神，不屈意志，全在笔下流露出来了。尽管此时的他，已是一位遍体鳞伤的诗人，但他精神不死。
他的一首《观棋》诗：“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十六个字，能够表达出他的人生态度。
据《王氏交广春秋》：“朱崖儋耳，大海中极南之外，对合浦徐闻县，清朗无风之日，遥望朱崖州如菌廪大。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日一夜而至。”不妨设想，在900年前过琼州海峡，可不是现在一两个钟头的事情。即使在现代交通条件下，航行在茫茫苍苍，激流汹涌，波涛起伏，浪逐船高的琼州海峡之中，也是一次令人不由得心情凝重的旅程。何况苏轼乘坐的是一艘吃水量很小的趸船，要作二十四个小时的不间断航行呢！
可以想象，他在雷州半岛的徐闻港码头上告别登舟时，无论送行的亲友，还是同船的渡客，自然包括“监解”的官方人员，都不相信年逾花甲的东坡先生，还有北返的可能；恐怕连他自己，也作老死海外，有去无回之想。
他与友人范元长的书信中说：“漂零江海，身非已有，未知归宿之地，其敢必会见之日耶！临纸哽塞，言不尽意。”与友人王敏仲的书信中，连后事都作了安排：“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书与诸子，死则葬身海外，庶几延陵季子赢博之义，父既可以施之子，子独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古往今来，凡是尝过流放滋味的人，都能体会这种生离死别，回归无期的痛苦。回想起1957年，一顶帽子，逐出京门，深山老林，四顾无亲时，唯有寒号鸟的啼声，伴我度过那无望的岁月，读苏文至此，也不由得心头发紧，潸然泪下。人之最残忍，莫过于教你看着自己怎么一步步地走向死亡。人之最冷酷，莫过于让你看不得父母妻子儿女而一片片撕裂着自己的心。但是，苏东坡没有死，不但没有像他预计的那样埋葬自己，也没有像那些收拾他的小人们所设计的那样油尽灯灭，不死也死，而是多少近乎奇迹似的生还中原。
据《苏轼诗集》注引《独醒杂志》，讲了一则小故事：东坡还至庾岭上，少憩村店，有一老翁出，问从者曰：“官为谁？”曰：“苏尚书。”翁曰：“是苏子瞻欤？”曰：“是也。”乃前揖坡，曰：“我闻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归，是天佑善人也！”东坡笑而谢之，因题一诗于壁间。
鹤骨霜发心已灰，青松合抱手自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赠岭上老人》）
历来的皇帝，都把他们不喜欢的文人，往冰天雪地里送，和俄国的沙皇将十二月党人，押往西伯利亚的用意一样，冻得你灵魂出窍，看你还有兴致给朕唱反调？但从未振作过的赵宋王朝，只拥有中原半壁江山，因此，对犯了错误的官吏，只好往南方偏远的省份送。那时的岭南，是蛮荒之地，疫疠之乡，而发配海南岛者，更难逃瘴气，几与死刑无异，到得那里，绝无回返的可能。
苏东坡很高兴自己成了一次罕见的例外，给岭上老人写了这首诗。可那些整了他一辈子的小人们，得知没能将他整趴、整死、整完蛋，还活着出现在大陆南端，光火愤怒，跺脚骂娘。于是，今天发出一道命令，“量移廉州”，明天颁布一纸文书，“改舒州团练副使”，一会儿叫你东，“徒永州”，一会儿让你西，“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使得北归的苏东坡，疲于奔命，仍过着折腾不已，折磨不止的日子。
这就是千古不灭的结论：只要遭遇小人，好人就休想安生。
据《宋史·本传》，苏轼始终“忠规谠论，挺挺大节”，所以“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立于朝廷之上”常因文字之祸，无罔之灾，饱尝贬谪他乡之罪，领受颠沛流离之苦。苏辙在《墓志铭》里，有这样一段对他人格力量的赞语：“其为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抱着这样的人生哲学，他能不触犯小人嘛！一般稍懂得处世道理的人，见到这些决非良善之辈，躲都来不及的，他“斥之如恐不尽”，岂不引火烧身么？所以，他一生，不是困于文人中的小人，如王安石、吕惠卿、章惇之流，就是困于小人中的文人，如何正臣、舒宣、李定之流。
无论文人中的小人，还是小人中的文人，其危害性不亚于鼠疫，虎列拉，和时下在非洲流行的埃博拉病毒。细查一下历代文字狱的起因，总是小人先来劲，尔后皇帝才下手的。这倒不是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皇帝政务倥偬，日理万机，是何等忙碌？哪里有闲情逸致在金銮殿上捧读小说和诗歌。而下了朝回到内廷，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后宫三千粉黛，哪一个女人不是似饥如渴，等着他全身心地投入？宫闱之内，床第之间，文学，又不是伟哥，有什么用处？
所以，小人吃准皇帝不可能了解详情，就用两片子嘴，把文人送上断头台。
我还发现，那些根本不入流的作家；那些已经写不出作品的作家；那些写得不如别人好，一比之下黯然无色而又不甘心的作家；那些压根儿就以文章为登龙术，为敲门砖，为垫脚石，志在攀附巴结，其实是打着作家幌子为了达到目的，连杀人之心都敢有的作家；那些吃柿子拣软的捏，以作家为靶子，为猎物，根本不是作家，却挤在作家行里来谋算作家的文学杀手，则是最卖力气收拾同行的种子选手。
这些人，无一不身怀绝技，无一不人其面而兽其心，无一不是想将文坛扫荡干净就剩下他老人家称王的家伙。这些人，唯其志不在写而在整，所以，只要一有机会，结伙、成群；倾轧、排他；派性、门户；封王、称霸；告密、陷害；检举、揭发；批判、打击；压迫、厮杀。这些人要是串通作恶起来，有时候，连皇帝老子，皇帝他妈，都拿他们没法办的。
他们到底把苏东坡抓了起来，其中一条理由，他写了反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宋神宗也觉得这些人过分。据王巩《闻见近录》载：“王和甫尝言：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禹玉辄曰：‘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耶？’及退，子厚诘之曰：‘相公乃欲覆人之家族耶？’禹玉曰：‘它舒亶言尔。’子厚曰：‘宜之唾亦可食乎？”’尽管如此，还是要将他定罪。仁宗皇后急了，据陈鹄《耆旧续闻》载：她对神宗说“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然而，小人仍旧不买账。
所以，当一个政权中小人成堆，败类结伙，就有左右政局的能力。其实，苏东坡最终被谪放岭南，再逐琼岛，未必是哲宗赵煦的意见。而是已贬往惠州的他，写的一首即兴诗，惹恼了小人群落：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
原来算是苏轼的挚友，还曾为他说过两句好话的章悖，后来爬上高位，成了小人集团的领袖人物，也干起卖友的勾当。这首诗传到了京师，小人们凑在一起，一为他的文学声望，感到沮丧，越想消除他的影响，影响却越来越大，二为他的不妥协精神，感到恼火，本想整得他灰溜溜，他却越来越自在。于是，大家看着章悖，他冷笑一声，“苏子尚尔快活耶？”于是，完全不念旧交，大笔一挥，再贬儋州。
为什么贬到这个县份呢？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道出其中底里：绍圣年中，把一批元佑党人贬往外地，苏轼号子瞻，瞻字的偏旁为詹，就罚往儋州，苏辙号子由，由字与雷字下半的田字近似，就罚往雷州，刘莘老罚往新州，也因为莘与新两字的部分相同。从这种挖空心思的刁钻行径看，文学杀手比职业刽子手更毒辣阴狠，更卑污龌龊。
如果考较起苏东坡之死，其远因要追溯到王安石实行的新政。
他的一生噩运，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王安石的改革，固然勇气可嘉，但他的新政措施，峻刻狷忿，法严责苛，加之操之过急，任用非人，结果民不受利，反而成害，遂酿成一次政治大动荡，朝野大分裂，宗派斗争，余波达半个多世纪，差不多闹到北宋政权结束。王安石这个人，世称拗相公，其实，拗是他的外在表现，内心世界里，有其小人的一面，至少，他的许多行状，是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如果，苏东坡的刚直性格，能够自我敛抑一些，不去忤弄这位权倾一朝的同行；也许，就像当时很多人的看法一样：“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至少，不会在宋代历次翻烧饼的“政治运动”中一再倒霉，直到搭上一条老命。主撰《宋史》的元代大臣脱脱，也不以为然，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从下面他写的一首诗，也可看出他，即使想不做他自己，也难。
早知臭腐即神奇，海北天南总是归。
九万里风安税驾，云鹏今悔不卑飞。（《次韵郭功甫观予画云雀有感》）
列宁说过，后院里的鸡，飞得再高，飞不出院墙，只能在垃圾堆上啄食；山鹰有时也会飞得很低，但属于蓝天的它，永远要高高飞翔在碧空里。苏东坡虽然“悔不卑飞”，但他的这种“性格悲剧”，注定了不可能“卑飞”，这也是种下他一生不幸的根由。
林语堂作《苏东坡传》，把苏轼划入反对新政的保守派阵营，不完全正确。
只是以司马光、欧阳修为首的保守派，人多正直，皆为君子，苏轼从思想感情上，从人文精神上，更容易彼此呼应，心际相通，因而贴近交融，自在情理之中。而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悉为奸佞，绝非善良，使得苏东坡从良知上，必然要疏远这类食肉类动物。
他从未全面否定新政，他在《上神宗书》里，只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觉得王安石的做法，峻急伤民，持不赞成的态度。同样，保守派上台后，全面否定新政，彻底停止改革，他也并未感情用事地附和声援，而且，颇悖众议地认为新政中的某些措施，未必不可继续执行。说苏轼是一个温和的改革派，或者，一个进取的保守派，或许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正因为这样，可怜的东坡先生成了两边都不讨好的尴尬人。就像《伊索寓言》里的那只蝙蝠，鸟类看它是兽，兽类看它是鸟，都对它抱有敌意，这种被拒绝的日子，就变得很难过了。
何况王安石，很嫉妒，如果，苏东坡的文学成就，不是那么令王安石不安，假如苏东坡是个鸦鸦乌的，有他不多，无他不少的作家、诗人，王安石也许就不会把他当回事了。那些二三流的文人中的小人，或等而下之的小人中的文人，也就不会一路追杀下去，置之死地而后快了。苏东坡的诗，苏东坡的文，苏东坡的字，苏东坡的画，在当时所造成的“轰动效应”，“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宣传中外，孰不叹惊”，绝非今天文坛上那些老少瘪三们的作秀造势所能比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