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是公元11世纪中国一位杰出的诗人。如果要在中国诗人中，找一位关注环境，热爱自然的诗人，苏东坡恐怕是首选的当然人物。
试想一下，假如杭州的西湖，九江的庐山，黄州的赤壁，镇江的金山，岭南的惠州，琼岛的儋州，要没有苏东坡的诗文，与之相得益彰的话，这些大环境里的各色景观将是怎样的减色呀！一位作家或者一位诗人，常常由于他们特别钟情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也因此成了名胜之地。譬如王勃之与南昌的滕王阁，崔颢之与武汉的黄鹤楼，苏东坡之与杭州的西湖。由于文人的吟哦叹唱，就有了醇厚的文化色彩，于是，便受世人瞩目了。其实，类似的亭台楼阁，山川景色，不知有多少，但曾经文人笔下点化过的地方，便有了特殊的价值。这一点，连九五之尊的皇帝，也不得不甘拜下风。清朝的乾隆皇帝，一生写了无数的诗，题了无数的字，除了“卢沟晓月”，因与七七事变有关，才有一点知名度外，其余的几乎不被人知道的。
这大概就是文学的魅力所在了。
而且也正是由于他们的作品，使我们了解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当时的生态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以苏轼在黄州写的一首《五禽言》为例而言，我们可以想象北宋时期的长江中游一带，野生动物，种类很多，仅飞禽一项，绝不像现在这种寂寥样子，尤其在城市上空，竟少见有什么鸟儿在飞翔。东坡《五禽言》的创意，他声明是受到前辈梅圣俞的《四禽言》启发，才写出他所见的五种野生飞禽的诗。这些知其名和不知其名的野鸟，成为东坡先生的诗篇中的主角，说明了古代中国，人与环境的谐和。当然，也可以看到诗人对于大自然的热爱，对于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大师观察生活的细致入微，以俗入雅的不拘一格，所表现出来的豁达胸怀。在中国诗歌的海洋里，诗人的笔触还很少扫描到这些上不了台盘的鸟类动物。
唯其多，诗人才写它；为什么多呢？那时的环境状况良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读这首诗所获得的环保信息。
这组诗大概写于他初谪黄州，住在定惠院时的感受。从这组诗的序得知，这个定惠院，想来是荒僻的寺刹了。即或古人不像后来搞运动的人那样刻薄苛虐，不会给他戴上什么帽子，但对于流放的这位大文豪，肯定不会礼遇有加的，给他这么一座寺院可以寄身，也就不错了。后来，他流放海南，连房子也不给住，生给轰到野外露宿呢！
有一个破院可住，诗人很高兴了，他马上被新环境所吸引。“绕舍皆茂林修竹，荒池蒲苇，春夏之交，鸣鸟百族，”看来，当时还没有喷洒农药化肥的习惯，因而没有环境污染这一说；加上粤菜这个菜系尚未形成，所以没有滥捕滥杀野生动物以供饕餮这一恶习。风和日丽，春光明媚，鸟儿在寺院周围婉转啼声，使得东坡先生忍不住要动笔了。虽然他被谪流放，远离尘嚣，属于闭门思过的人物，但是诗人的灵魂自由，却是不大容易惯于被拘束的。斯情斯景，给了他灵感，就作了这组《五禽言》。使我们知道一千年前的湖北黄冈、蕲春一带，是个有着丰富野生动物的地区。
他说，这些鸟儿，“土人多以其声之似者名之。”故而五种野禽的名字，一日“蕲州鬼”，一日“脱却破裤”，一日“麦饭熟”即“快活”，一日“蚕丝一百箔”，一日“姑恶”，都是依据鸟的叫声而取名的。现在我们能够明确认定的，除了“脱却破裤”，是一种叫作布谷鸟的大杜鹃外，余者，属于何种禽类，我请教过来自湖北乡下的朋友，他们也说不上所以然。按照地球上每天要灭绝一种生物的规律来看，我很怀疑，现在，究竟还有没有这些野鸟，很难说的了。
读苏东坡这首诗，不由得不担心，如果不加以保护，也许有朝一日，连布谷鸟的啼声也听不到。这绝非杞人忧天，如今即使在乡间，布谷鸟也是少之又少了。我们从古人诗歌里，如唐杜甫《洗兵行》：“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声声催春种。”如宋陆游《夜闻蟋蟀》：“布谷布谷解劝耕，蟋蟀蟋蟀能促织。”说明这种鸟儿是常见的。
布谷鸟的学名是大杜鹃，性情孤僻，甚至求偶期间，雌雄也不共同生活。
它的叫声，清脆悦耳，嘹亮动听。苏轼的写布谷鸟的诗，怕是最为生动，最有情趣的了。“南山昨夜雨，西溪不可渡，溪边布谷儿，劝我脱破裤。不词脱裤溪水寒，水中照见催租瘢。”苏东坡在诗中自注云：“土人谓布谷为‘脱却破裤…看起来’”一千年前布谷鸟的叫声，直到今天也没变。当时土人用了“脱却破裤”四字命名布谷，既有幽默，也有辛酸。那结尾一句“水中照见催租瘢。”可以想象农民在苛政重压下的痛苦状态。文学家总是忘不了老百姓的疾苦，读这首诗，深深感受到诗人关切民瘼，抒发民忧的胸怀。
其余的，如“姑恶”，依音辨认，大概可以辨别出不是秧鸡，就是斑鸠之类的水鸟，至于发出像“麦饭熟”或“快活”、“蚕丝一百箔”和“蕲州鬼”叫声的鸟，无论怎样想象，也不知道是现在的什么飞禽了。也许只有尚未完全破坏的神农架林区里，还能存留东坡先生笔下的“鸣鸟百族”的景象。但是，根据报导，那里的原始森林，也被烧林垦荒，偷伐乱砍，糟蹋得不是原来景象了。
我们从苏轼的诗中，还可读到许多与环境构成如此密不可分的名句，如密州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徐州的“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黄州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杭州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皆相宜”；九江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惠州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儋州的“寂寂东坡一病翁，白头萧散满霜风”等等。
由于苏轼是一位太正直，太天真，太敢说敢道，敢作敢为的诗人，“其为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而终不以为恨。”（苏辙所撰《墓志铭》）因此他的一生，活了六十六岁，倒有一大半时间，是被贬受挫，跌宕沉浮，坐牢谪放，饱尝苦难，尝尽辛酸，处于颠沛流离状态之中。这样，使他有机会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特别是中原和岭南地区。因之，各个地方的山川风光，四时景色，世态人情，黎民百姓，都给了他丰富的创作灵感，写下了数以千计的不朽诗篇。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当时大量的环境信息。
如他的《泛颍一首》：“我性喜临水，得颍意甚奇，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吏民笑相语，使君老且痴，使君实不痴，流水有令姿。”所谓“令姿”，就是美好的意思，使人们知道，苏东坡走马上任时的颍州，绕城而过的颍河，是一条水清见底，游鱼可数的河流，否则，他不会十天有九天在河边逗留，在诗歌里有这样美好印象了。
孔夫子说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苏东坡是个既乐山，又乐水的大文学家，他的游历之广，跋涉之远，领略山水之胜，着作诗文之多，在文学史中也是屈指可数的。他赞美杭州西湖：“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皆相宜”，现在泛舟湖上，这份诗情画意，多多少少还能体会得到。可他欣赏的“流水有令姿”的颍水，已成为中国第一污染大河——淮河的一条主干流，前两年，水黑如墨，恶臭刺鼻，临河居住的人家，机关办公楼，一年四季，不敢打开窗户。
于是，不禁想，东坡先生若在，他对《泛颍》诗中所表达的那份神韵，一去不复返而跌足感慨吧！
看起来，凡名山，大川，古刹，旧城，残阙，遗址，老树，清泉，都是需要后人着意经营，善加爱护的，否则，也就徒有虚名罢了。如果再毫无环保意识地肆意败坏，实际上是把人们一个美丽的梦打碎。淮河的这支干流，颍水流域在古代，是个人文荟萃，风光旖旎的地区。他的弟弟苏辙，雅号就叫“颍滨居士”，可见对于这条河流的情有独钟。但现在的颍河，真遗憾啊，已见不到一丝清流了。
苏轼有好几首写淮河的诗，如《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平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舟低昂。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岗，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如《寿州李定少卿出饯城东龙潭上》，“山鸦噪处古灵湫，乱沫浮涎绕客舟。未暇燃犀照奇鬼，欲将烧燕出潜虬。使君惜别催歌管，村巷惊呼聚玃猴。此地他年颂遗爱，观鱼并记老庄周。”可以感受到当时这条河流上的风光胜景之美，村俗民风之醇。船上荡漾，水面流连，似乎能从那咿呀桨声，习习风帆中，体会到我们这位大诗人，当年是如何地被这淮上景色，颍水人情所陶醉。
然而，近些年来，淮河和它的几条主要支流，都被沿河两岸的小造纸，小制革，小化肥，小煤窑等乡镇企业，造成严重污染，水质发黑变臭，连老百姓的饮用水都成了问题，生存空间都污染殆尽，还谈什么鱼、鸟、虫、虾和野生动物生存呢？苏东坡的诗提醒我们，他那时的颍河，不但水质清冽，使他流连忘返，而且河里有游鱼，岸上有玃猴，头顶有山鸦，眼前是芦花枫叶，四周有烟水苍茫，一派大好风光，绝不是如今掩鼻而过的景象。发展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发展的同时，若不能保护环境，那就是很不好的事情了。
《泛颍》诗的后半段，直接描写颍河水色，“绕郡十余里，不驶亦不迟，上流直且清，下流曲而漪，画船俯明镜，笑问汝为谁？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因此，人们应该珍惜作家或者诗人，给后人留下来的这个梦。想想所作所为，使生态环境恶变到如此不堪的程度，现在读来，砸碎了美丽的梦，或者使旧梦成为难寻的泡影，不是别人，正是少有环境保护意识的我们。
我记得，有一年回到家乡江苏的里下河地区，河里的鱼，田里的虾，树上的鸟，地里的青蛙，乃至翩翩飞舞的蝴蝶蜻蜒，那数量较我记忆中的儿时印象，大大减少。儿时读陆放翁词：“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耳朵旁边马上能够得到印证，蛙鼓如雷，是并非夸张的形容。由于青蛙是一道美味佳肴的缘故，大肆捕杀，以其牟利，如今连青蛙的叫声，也只是依稀可闻了。而我现在居住的北京城里，几乎很少见到除麻雀外的野生鸟类，在天空飞翔的，也只有人工驯养的鸽子和不是动物的风筝了。如果苏东坡生在今天，住在北京城，除了撰写《麻雀吟》、《鸽子赋》，就没有什么飞禽可供吟哦的了。
人类大大地进展的同时，但和人类一起诞生的这些鸟兽鱼虫，却由于人类的戕害，以至于稀少灭绝。读《五禽言》，由不得想，如果不留给野生动物一个存活的空间，不加以保护的话，也许有一天，后代人连麻雀都不知为何物？真正到了地球上只剩下人类一种动物时，那该是多么寂寞和茫然啊！
但愿这是杞人忧天，但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