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中今古录》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杭州教授徐一夔撰写了一份贺表，上呈朱元璋讨好。马屁拍得够响的，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阿谀奉承语句。可朱元璋阅后大怒，他说：“‘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无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下令把教授斩了。这很有点像阿Q，因为头秃，连“光”、连“亮”都在忌讳之列。但阿Q顶多怒目而视，朱元璋却是皇帝，而且是一个暴虐成性，残忍乖戾的独夫，那自然是要杀人的了。
《闲中今古录》里还举了一个例子，洪武甲子，朱元璋开科取士，一些功勋大臣不服，认为他轻武重文，朱元璋讲：“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勋臣们提醒他：“此固然，但此辈善讥讪。”并举了朱元璋的当年的死对头，另一位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例子告诫他。张原名九四，对儒士相当礼遇的，因嫌九四作名不雅，请教这些儒士，才改为张士诚这个名字的。朱元璋一听，说：“这名字不是很好吗？”哪知道这些勋臣说：“《孟子》里有一句‘士诚小人也’，这根本就是在变着法儿骂他，他不明白罢了！”这正好碰上朱元璋的弱势情结，从此对士人和他们的文字，挑剔找碴，没完没了。
皇甫录的《皇明纪略》里也记载过，他曾经命令状元张信教他的儿子们写字，张信用杜甫诗“舍下笋穿壁”作为临摹字式。朱元璋一见这五个字，莫名其妙地大怒：“堂堂天朝，何讥诮如此？”说话间把这位状元推出去腰斩了。
僧人来复上谢恩诗，其中有“金盘苏合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两句，朱元璋阅后发火了，头一句认为“殊”字是“歹”和“朱”二字合起来的，是在咒骂他；后一句认为是讽刺他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
这种毫无理性的文字禁忌，其实，这些所谓的“忌讳”，是和他本人的文化弱势联系着的，也是历代草根阶层出身的帝王，仇视读书人的一个基本情结。
到了大清王朝，到了如今被鼓吹得甚嚣尘上的“盛世”，也就是康雍乾三位“英主”坐镇天下的时候，中国文人更是坠入苦难的深渊，过着命悬一丝，朝不保夕，闭门家坐，祸从天降的日子。虽然他们对汉文化淹贯典籍，精深学问，已经达到你会的我也会，你能的我更能，甚至朕比你更会，更能。但是，实际上，清朝皇帝的这种“非我族类”感，对文人的拒绝感，比朱元璋更为严重，应该看到他们心灵上的警惧感，危机感，也是明、清两朝文人特别遭殃的原因。
中国这部沉重的文字狱史，越到后来，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整肃，也就越是残酷，越是恐怖，越是血腥。如果说，明代那位流氓无产者朱元璋，所杀害的文人，为秦始皇坑人数的460后加个0，为4600人的话，那么清代康雍乾三朝，所杀害的文人，则为秦始皇坑人数460后加两个0，为46000人，恐怕还是属于相当保守的估计。
有一个统计，大清王朝以异族统治者君临天下268年期间，对于文人之镇压屠杀，可称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据记载，中央政府（不包括地方各级衙门）一共搞了160余起文字狱的大案要案，也就是所谓的“钦案”，可怕得很。平均每一年半，就要雷厉风行的，大张旗鼓的，兴师动众的，家喻户晓的，对文人开刀问斩，大面积地血洗一次。掉脑袋的，坐大牢的，流放黑龙江，或更远的乌苏里江，给披甲人为奴的，每起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这三百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到底杀、关、流放了多少文人，是个统计不出的巨大数字。而这160多起的文字狱案件，泰半发生在康雍乾“盛世”，从公元1662年到1795年的133年间，这祖孙三代皇帝，几乎是病态的，偏执狂的，不遗余力的收拾文人，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其打击镇压之残忍，其株连牵扯之广泛，其挖地三尺之彻底，其刑罚处置之严酷，是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
可以设想一下，这些“盛世”时期的全国知识分子，不是七八年来一次运动，而是七八个月就来一次运动，这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战战兢兢，哆哆嗦嗦的岁月，想来当不比俄国那位生活在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任尼琴，好到哪里去？
所以，清代文字狱，比之明代文字狱，更可怕。在中国历史上，凡心里发虚，老觉得屁股坐在火药桶上，或者火山口上的统治者，都患有这种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意识形态恐惧症，惶惶然不可终日。我们从清末民初天嘏所着《满清外史》中，一则关于弘历的记载，就可以看到这位皇帝是如何借助于最高权力，毫不客气，毫无道理，以至语无伦次地呵斥当时领衔文坛的重磅人物。其实，这种威风不过掩饰其精神、心理上的虚弱而已。
（弘历）“尝叱协办大学士纪昀曰：‘朕以汝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议国事？’夫协办大学士，位亦尊矣，而日‘倡优蓄之’，则其视群臣为草芥，摧残士气为何如者。尹会一视学江苏，还奏云：‘陛下几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弘历厉声诘之曰：‘汝谓民间疾苦，试指明何人怨言。怨声载道，试指明何人怨言。’夫此何事也，岂能指出何人乎？尹会一于此，惟有自伏妄奏，免冠叩首已耳，乃谪戍远边。”
纪昀（公元1724～1805年），即纪晓岚，河北献县人，一位于学无所不涉猎，无所不淹通的《四库全书》总编辑。尹会一（公元1691～1748年），直隶博野人，一位精通程朱理学，文章道德悉为楷模的大家名吏。说来好笑，领袖儒林的堂堂大老，被乾隆这一顿吹胡子瞪眼睛，差点吓得尿了裤子，连忙磕头掌嘴，认罪求饶不已。
纪晓岚以为自己是众望所归的扛鼎文人，尹会一以为自己是国家栋梁的当朝一品，觉得弘历应该会对他们多么优容，多么礼让，便不知天高地厚，直言无讳。在乾隆眼里，这种给个梯子就上脸的狂妄，撇开满汉之隔，异己之疑，主子和奴才的悬殊不论，凭借文章华彩，学识鼎望，儒林名声，士子仰慕的优势，敢对朕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简直就是孰可忍，孰不可忍的大不敬。
也许乾隆并不拥有他们满肚子的学问，但拥有的绝对权力，却能置这两位顶尖文人于死地。在帝王眼里，两条腿的狗也许难找，两条腿的作家诗人，却有的是。幸好乾隆没有秦始皇的坑人癖，否则，这两位大腕，很可能不是充军发配，而是自己挖坑埋掉自己了。
由此可知，文人遭遇皇帝，绝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在这部《满清外史》中，还有一段关于乾隆与给他当差的御用文人沈德潜的记载，那就更有趣了。尽管，乾隆本人已经相当程度的汉化，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其造诣，其水平，也非寻常人所能及。但他的潜意识中，那边外未开化的民族来历，始终是他的内心阴霾。所以，一、对汉族文人，始终持有戒心和敌意，哪怕输诚纳款，五体投地表忠心者，也要时不时进行修理，不能让他们活得太痛快，太炸翅，太翘尾巴；二、凭借权力优势，你行，爷比你更行，乾隆一辈子所写的诗，总量超过《全唐诗》。他所以要打破这个纪录，其中既有赌气个人能力之心，更有湔雪民族耻辱之意。
乾隆一辈子写了近五万首诗，就算他一出娘胎就写，到八十多岁驾崩倒气时还在写诗，这位老汉日平均要作诗两至三首，这当然不可能，必须有枪手代劳，可能还不止一位，于是，蛰居苏州，名闻江南的沈德潜，便交了好运。
“长洲诗人沈归愚，为叶横山入室弟子，微时即名满大江南北。弘历闻而慕之，乃以庶常召试。不数年，遂跻八座，礼遇之隆，一时无两。尝告归，弘历以所着诗十二本，令其为之改订，颇多删削。迨归愚疾殁，弘历命搜其遗诗读之，则己平时所乞捉刀者咸录焉，心窃恶之。”
先前，此老八十多岁致仕，告老还乡，作为皇帝的笔杆子，光焰万丈，何其了得？肯定招摇过市，大出风头，苏州本不大，简直装不下他。在中国，大文人喜捧，小文人善捧，大文人唯恐捧不够，小文人生怕捧不上，于是，抬轿的，喝道的，筛锣的，打旗的，一起大捧特捧，捧昏了头的他，没细看徐书中的“反动”内容，胡乱作了个序。结果，作者满门抄斩不说，老先生虽死，因这篇序，也受到“扑其碑，戮其尸”的处置。
皇帝，有时很小人的。文人遭遇这类小人皇帝，那就更没救了。乾隆歹毒一笑，你这个老东西，哪怕逃到阴曹地府，朕也能让你不得安宁。
徐述夔的这本诗集之“反动”，就是一句“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诗中反清复明的变天思想，固然罪不可赎，而以“壶儿”隐射“胡儿”来诽谤，尤其触犯这位异族主子的心理隐痛。这就如同阿Q因瘌痢头而忌讳说亮说光一样，千万不能提到脑袋上的那块秃疤。地方官检举上来，遂定为大逆不道罪。于是，由序牵连到沈归愚，到底弄了个燔尸扬骨的下场。
现在看起来，皇帝和文人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唐宋和明清，确实存在着不同的对待方式。
苏东坡在仁宗年间，公元1057年（嘉佑二年）中进士，公元1059年（嘉佑四年）举家出川至京都，公元1061年（嘉佑六年）任凤翔判官。英宗年间，公元1064年（治平元年）召回京师，公元1065年（治平二年）磨勘转殿中丞除判登闻鼓院，又任试馆职，除直史馆。“英宗自藩邸闻公名，欲以唐故事在召入翰林，宰相限近制不可，故有此命”（《年谱》）。据《渑水燕谈录》：“眉山苏洵……嘉佑初，与二子轼、辙至京师，欧阳文忠公献其书于朝，士大夫争持其文，二子举进士亦皆在高等，于是父子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擅天下。”
公元1069年（熙宁二年），春，（居丧回籍的）苏轼至京，除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郎。时王安石方用事，议改法度，以变风俗，知先生素不同己，故置之是官。五月，以论贡举法不当轻改，召对，又为安石所不乐。未几，上欲用先生修《中书条例》，安石沮之。秋，为国子监考试官，以发策为安石所怒。
冬，上欲用先生修《起居注》，安石又言不可，且诬先生遭丧贩苏木入川，事遂罢，不用。安石欲以吏事困先生，使权开封府判官。（《年谱》）
如果不是1068年（熙宁元年），“三月，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始入对，劝上以更法度”，苏东坡这位文学大师青云直上，意气风发，不知还会为中国文学史增添多少精彩？
但转念一想，我们这位大师，要是生在明朝，生在清朝，恐怕连昙花一现的可能性，也不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