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帕斯捷尔纳克的长诗《崇高的病》，感到他对列宁形象的塑造是充满人性的，是理智而深刻的。再读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同样写列宁的长诗，便感到激情的有余和理性的不足。读了前者，留下的是思考；而读了后者，竟有一种喧嚣过后的疲惫。据说，俄罗斯的读者和我国的读者也大都有这样的感觉。其缘由何在呢？
马雅可夫斯基与帕斯捷尔纳克都是大诗人，但是，是两种不同的诗人。
在十月革命初期，革命与斗争是人民生活的主题，读者无暇静心于文化的修养，所以，他们的阅读与欣赏能力不能算太高，只是需要激励自己斗志的作品。于是，他们选择了马雅可夫斯基，喜欢他的作品，便是极自然的事。
几十年过去了，和平生活又重新激活了俄国人民热爱艺术的天性，读者的阅读与欣赏水平大大提高了。他们已不再满足于只富激情的诗，他们还要追求深奥典雅、远离政治而贴近人性的作品。所以，读者又选择了帕斯捷尔纳克。
因为二者是不同性质的诗人，读者自然对他们有不同的选择：对前者，可以说是时代的选择；之于后者，则是历史的选择。时代选择激情，而历史选择深刻；激情易现易逝，深刻却沉人时间深处。这并不是比较两个诗人的优劣，而是客观地评论一种文艺现象。
郭沫若是集两种不同性质的诗人特征于一身的诗人。回望历史，他写出了沉雄而深刻的诗篇；涉身时代，又写出了激越而躁动的华章。尽管人们对他的两种诗人特质有褒有贬、或褒此贬彼，但这毕竟是一种文艺存在，是一个不灭的奇特的历史存在。这个存在的根本特点便是：既投入于时代，又关照于历史；既沐浴于政治风云，又亲和于世道人心。于是，之于郭沫若，他的激情华章，易逝；他的历史诗篇，长存。他是一窿绕不开的风景：你可以喜欢帕斯捷尔纳克式的郭沫若，而不喜欢马雅可夫斯基式的郭沫若；你亦可以喜欢马雅可夫斯基式的郭沫若，而不喜欢帕斯捷尔纳克式的郭洙若……总之，他总有你喜欢的那一个点，总有吸引你折服你的那一个点。
这是不是伟大？这是不是不朽？
但可以说，一切文学家，都逃不脱这两种诗人的命运。
我想，像郭沫若这样集两种诗人于一身的文学家是千年一出或万年一出的个例。我们可学，但很难修出正果；可以不学，但须有清醒的操守——
可以贴近政治，投入时代；但不能是投机、迎合、谄媚与附庸。文学有独立的品格，它以人性的眼光看待政治它要求社会的政治生活不悖逆世道人心，以对人的最终关怀为其运作准则和出发点。如此，大到马克思、列宁和鲁迅，小到遇罗克、张中晓和顾准，虽亦干预政治，却亦有不朽的文学生命。
亦可以做时代的歌手与鼓手，但须真诚。以自己的真情而歌而鼓，为时代播送激情与呐喊，做时代的赤子。当时代前进了，社会进步了，原有的激情可能被新的激情替代了，但诗人已完成了时代的使命：诗篇虽逝，诗人犹荣。在社会发展史上，定会有诗人闪光的一页。否则，如姚氏之流，以文学为猎取政治资本之手段，获取个人名利为目的，不仅被文学史所埋葬，亦为人类史所不齿。
一些作家以远离政治、远离时尚为创作原则，以求得艺术上的纯粹与不朽，这是一种文学的自尊，不可指摘。但是我想说，远离政治、远离时尚，不应该是远离善恶、回避是非。对善恶与是非的评判，可以鉴别出一个作家的文学品格，亦可以鉴别出一个作家的人生品格。孙犁的《荷花淀》虽然没有正面写八路军的抗战场面，却歌颂了人性中正义之美。这种正义之美，如诗如花，是可以荡涤邪恶的生存之基的。其后期作品虽远离政治，却对文场与世情场的是是非非做了率性的评说，剥去了丑的包装，擦亮了善的容颤，让人感到了人格的魅力与文心的妩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