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作品具有表演性，这不需要读她太多作品，只需把她名噪一时的代表作《情人》认真地读上两遍，便体会得尤为真切了。
这种表演性的内因，武断地说，系缘于她爱情经历的苍白与乖蹇。其实她未必真的经历过爱情，因为爱情是一种像死亡一般的大痛与大美，微妙的个中滋味除了自己体味之外，是根本说不出的。正如做爱的感受，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当能说出口的时候，已经是烟消云散了。杜拉斯能喋喋不休地叙述爱情正反证出她爱情的无有或爱情资源的匮乏，只有靠表演爱情来遮掩与修饰了。也可以用生活的俗例来实证：常常吃肉的人，并不把油星挂在嘴上，邪满唇漾着油光的人，却正是吃不上肉的人——门后挂着一张黑腻的肉皮，临出门时，狠劲地往嘴上攘了两下而已。
人是虚荣的货色！
善意地说，杜拉斯是个自尊心过强的人，她希望自己活得体面。能够证明女人体面的东西有两个：一个是美貌，一个是爱情。美貌不可强求，爱情却不能不求；生为女人而没人要，是女人的致命伤。所以，在女人那里，爱情比美貌更重要。作为一个自视甚高的女作家，怎么能没有爱情？没有爱情的女作家，写那么一大堆文字又有什么意义呢？杜拉斯深知这一点，所以，她要表演爱情。
表演的手段便是把《情人》写成自传体小说。
自传体小说是一种含混而可疑的文体，作者的“我”与书中的“我”两相混同，在“我”的生活故事与“我”写出的故事之间作者可以毫无顾忌地左右摇摆，作者处于绝对主宰的地位。人物得到赞美时，它是自传；情感悖逆而受到怀疑时，它又是小说。同时，自传的“隐私”性，诱人阅读；小说的虚构性，又可以美化自己的缺憾——作者是最大的受益者。
因此，这是一种不公平的文体。其不公平性还在于，在作品面前，读者成了作者那只隐形的手所牵动的木偶——作者与人物的同一，误导读者接受并融于叙事整体，即接受文本与文本之外的、写出的与生活过的、情感再现的与情感表现的混合交融而成的幻像。这种幻像使读者失去了正常判断，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阅读心理，使读者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在不知不觉中对作品建立了一种信任——它推动读者与小说人物同化，相信与人物生活在同一种不可抗拒的激情中，使作者、叙事者、人物与读者不分彼此一致地相处在作品产生的幻像的一切环节中；这样，虚构的作品与现实的存在也就相互交混而不可分辨了——虚构即真实。
读者的这种信任，增强了此类小说的可读性，因为可读性是个相对的概念，任何可读性从接受美学上说都是以不读为代价的。既然读者读了，那么，自传体小说的文本叙述就合理了，便有地位了，有意义了。这一切，来得是那么容易，比严肃的纪实与庄严的小说要幸福百倍。所以，文学即社会，公平是相对的，不公平是绝对的。
我曾怀疑自己对《情人》的感觉是否准确，便多读了她几篇小说，包括《太平洋大堤》、《印度之歌》、《副领事》和《乌发碧眼》等。发现她的表演性是一以贯之的，并且比《情人》更彰显无疑。其重要标志，是叙事方式的“演剧化”——客观描写一节一节地兀立着，像电影的分镜头脚本；主观抒情则生硬而迫切地直白而出，一如舞台上的台词——少有供人回旋与品味的空间；除了感到她像小女人一样絮叨无聊外，并不曾有大家闺秀的那种内蕴与持重。再读米歇尔·芒索和杨·安德烈有关她的传记，更感到她是一个歇斯底里的人，她不曾拥有过健全而正常的爱情，有的却是畸恋与病爱。她与可以做她儿子的杨·安德烈的无爱而性、无性而爱和既弃又依、既依又弃的情感关系，毫无美感可言，让人不寒而栗。这是她的内闱风情，春光是万不能流泄到市井上去的。于是，作为公众人物或自以为公众人物的杜拉斯，就必须在文字中表演她的爱情。这即是无奈，又是宿命。
既为表演，必有破绽。她在《情人》的一段叙述中，到底是自己露出了尾巴——
写作对他们来说，仍然是属于道德范围的事。现在，写作（时我来说）似乎已成为无所谓的事了……有的时候，我也知道，不该把各种事物混为一谈，但不去满足虚荣心，不去随风倒，写作就什么也不是了。
因此，杜拉斯的写作是典型的“灾难性写作”，最终必然导致文本的混乱和固有意义的消失。对此，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有过本质性的论述：“写作的欲求，即爱欲，就是邪直接面对语言的混乱：即语言言之过甚又言之过少的那种癫狂的境界。”便对杜拉斯怀有一丝同情：她毕竟也是个女人，有强烈的爱的欲求；现实不曾给予和满足，便只有诉诸于语言，在“言之过甚又言之过少”中“意淫”一把。
然而，她给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文坛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她成了写作“私人叙事”和“另类小说”的女作家的文本师从。并且，一路托钵走来，比她表演得更“精彩”她尚且“含混”与遮掩，她们却已“赤裸”而纵情了。不能不说的是，杜拉斯尚止于文本的表演，而我们的女作家们却已不满足于纸上的功夫，把表演演化到现实生活中去了；“做秀”已成为一种现实的行为品格，正常的爱情关系已被她们颠倒了——真爱假爱真假爱，“爱情”之花开不败。换言之，爱情是重要的，没有爱情也是无关紧要的，有个好性器却是十分必要的。
杜拉斯与中国女作家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她的表演，是为了现实的“弥补”；而她们却已不属于“弥补”了，表演本身即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