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个人性情。冰心与梁实秋过从甚密，从女性与作家的角度，看人待物，当尤为贴切。冰心说：“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梁实秋最像一朵花。”方令孺论梁实秋说：“拟其为梨花，以其淡泊风流有类孟东野。”事实也正是如此，雅舍外面，种的就是梨树。正是个人性格、内在风骨与天然情趣，决定了梁实秋的从文之道乃至人生走向。
再看艺术追求。梁实秋对文学服务于政治的观念，大不以为然，一贯反对“文以载道”，反对思想统一，渴望精神自由。其文学观，并不以阶级性为旨归，而是描写、表达、反映永恒不变的人性。这，也是他与鲁迅论战，以及在北碚卷入“与抗战无关论”，被左翼文人攻击的原因所在。
逝者长矣，往昔的个人恩怨与论争，都成过眼烟云。历史在不断的淘洗中还原真实，同时过滤一切人为的装饰。正因为文学的生命在于阅读与流传，雅舍也从刻意的打压与长时间的湮没中浮出水面，于1990年终于得到北碚文史专家的确认。
观赏、感受、拍照，总觉得修缮一新的雅舍，缺少了当年的简陋之趣，显得过于雅致了一些；而周边的环境，也过于现代与嘈杂了一些。梁实秋1946年秋离开北碚，住了七年有余的雅舍，已烙印在他的生命与心灵深处。此后，他不仅创作了“雅舍”作品系列，就连离开大陆后的台北新居，也一仍其旧地名为“雅舍”。
也不知台北的雅舍如何，真想找个机会去那里看看。
老舍不老
离开梁实秋的雅舍，便寻老舍旧居。
他们当年的居所真近，顺着路人指点，不过几百米即到。
老舍本名舒庆春，于1944年6月前来北碚时，也是抛妻别子孤身一人。不过呢，还有一位红颜知己陪伴着，她就是赵清阁。
老舍在武汉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兼总务组组长（即协会总负责）时，赵清阁为老舍秘书。随老舍来北碚后，两人比邻而居，一同合著过话剧《桃李春风》。
老舍旧居原为林语堂购置，这幢砖木结构的川东民居，一楼一底，灰色砖墙，上覆青瓦，与雅舍相比，显得更其雅致。林语堂于1940年8月全家移居美国前，将此楼留给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代管，成为该会北碚分会旧址。前来北碚的作家们，常在此栖居。
老舍寓居这幢小洋楼后，生活虽然清苦，外表显得黑瘦而憔悴，但精神生活无疑十分充实。他在《北碚琐忆》中写道：“这是个理想的住家的地方，具体而微的，凡是大都市应有的东西，它也都有，它的安静与清洁又远非重庆可比。”其实这里也颇简陋，老鼠时常出没，被他戏称为“多鼠斋”，并写下《多鼠斋杂记》。老舍之所以认为这儿“理想”，主要在于在战乱与动荡中，找到了一处可以安放书桌的地方，继续他的创作。作家生命的价值在于作品，罗曼·罗兰曾说过：“不创作，毋宁死。”在这里，老舍每天都能坚持写作。这对他而言，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安慰与幸福。一个真正的作家，唯有沉潜创作之中，他（或她）的灵魂才能得到安宁。这幢旧居之所以声名远扬，就在于与老舍的一系列作品联系在了一起——影响深远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第二部《偷生》，以及长篇小说《火葬》，短篇小说《一筒炮台烟》、《贫血集》，话剧《王老虎》、《张自忠》，回忆录《八方风雨》等一百多万字的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长篇小说《四世同堂》，这部近八十万字，入选《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的作品，曾两次改编为电视连续剧，被誉为“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民族记忆”。老舍在英国任教时，对但丁的《神曲》十分推崇：“世界上有一本无可摹仿的大书，就是《神曲》，它的气魄之大，结构之精，永远使文艺的学徒自惭自励。”无论创作主旨，还是人物形象、典型意象，两部作品都十分相似，包括结构形式，也是三部曲一百章。《四世同堂》正是深受《神曲》影响，通过各个阶层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再现了抗战时期北平民众独特的生活画卷，史诗般地讴歌了“二战”期间中国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老舍对自己的这部作品十分看重，说“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
由此可见，老舍与梁实秋，两人虽置身同一时代，处于同样环境，但创作题材、内容主旨则相异其趣。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两人是一对很好的朋友。两人住得如此之近，互相交往，串门走动，实在是太方便了。雅舍高朋满座，老舍常去，没事就聊聊天，打打麻将，自得其乐。而“抗敌文协”算得上文艺家们的一个“据点”，梁实秋免不了也要前来会会友人，见见“名流”。他们两人相互交往的同时，肯定带动了各自身后的一大批作家与艺术家。
老舍当时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佝腰偻背，迈四方步，话音低沉，语速徐缓，看似老沉，却十分干练，平易近人，幽默风趣。他与梁实秋在一起，给人们带来了不少乐趣。一次募捐劳军晚会，老舍自告奋勇出演铺垫性的传统相声《新洪羊洞》与《一家六口》，特地挑选梁实秋做搭档共同登台“献艺”。听说两位著名作家说相声，大家都跑来观看，将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可谓盛况空前。刚一报幕，掌声四起。等到他们俩从后台上场，往那儿一站，如泥雕木塑故作姿态地绷脸肃立时，观众开始大笑。正式开演了，笑声一阵紧接一阵，他们只能趁笑的空隙对话演出。旧时说相声要逗哏，即一人（甲）用折扇敲打另一人（乙）的脑袋，这“敲”当然是假敲，无须真打，亮个动作即可。当老舍握着折扇敲向梁实秋时，不知是激动忘情，还有有意违反演出规则，只见他做出一个夸张动作，向梁实秋头部使劲打来。梁实秋见状，吓了一跳，赶紧往后一闪，折扇恰好打落他的眼镜。梁实秋慌了，出于一种本能，手掌赶紧向上，朝前一伸，刚好托住往下掉落的眼镜，且顺势来了个长时间的“定格”。顿时掌声如雷，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不少人还高喊“再来一回”、“再来一回”。演出博了个“满堂彩”，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当然，这只是老舍北碚生活的一个侧面，除了日常事务外，他每天都坚持创作，并严于律己地给自己规定任务。老舍关注时事，创作的作品，也与时代同呼吸，显得厚重而大气。这既靠天份灵感，更须博古通今的知识积累，融入社会时代的生活体验，还得精心提炼缜密构思，然后才艰难地变成一个个文字。老舍身体不好，到北碚后得过盲肠炎，在缺医少药的抗战后方，他为此开了两次刀，住院一个多月。一个算不得大病的盲肠炎，竟让他饱受痛苦的折磨，身体更其衰弱，这无疑会影响他的创作速度与进度。写作是一件比疾病更折磨人的事情，老舍的写作态度十分严谨，他视文章为生命，将写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曾说“什么字都要想好久”。他在北碚住了三年多时间，面对不期而至的疾病、日常性的事务、难以推辞的琐事以及内心的孤独与道不清的隐忧，竟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不仅高产，而且优质，实属难得！
老舍与梁实秋不同的个性特征、艺术追求及创作风格，决定了他们日后的创作道路及命运归宿。1949年，梁实秋随败退的国民党去了台湾，而应邀在美国讲学的老舍则回到大陆。回国后的老舍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参与政治，仍以其一以贯之的风格关注社会，向往美好的生活与未来，创作了《方珍珠》、《龙须沟》、《春华秋实》等大批紧跟时代、歌功颂德的“应景之作”。尽管如此，在“文革”中仍免不了受到激烈的攻击与批判，被迫自杀身亡。
老舍为满族人，仿佛一种宿命，他们父子的命运与结局都挺悲惨，属非正常死亡。两岁时，老舍父亲以旗兵身份与八国联军作战，惨死于炮火之中；而享有“人民艺术家”之称，且心存厚道、和蔼可亲、人缘极好的他，却被一张文字狱的无形大网罩着难以挣脱，这种遭受同一阵营相残的自我了断，比死于敌人之手更其悲惨。
老舍虽死，但他的《茶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将永远流传。老舍不仅活在读者心中，也永远年轻着——老舍不老，定格在他生命旺盛、创作圆熟的巅峰期。
步入老舍旧居，我仿佛看见了当年凝视深思、奋笔疾书的他，哪怕豆大的雨点打在屋外的芭蕉，疾风吹得窗纸呼呼作响，满地老鼠在身边跳跃“撒欢”……他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完全沉浸于自我构筑的艺术世界，笔尖与纸张摩擦着，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响……
老舍旧居一如雅舍，也经过“整旧如旧”的修缮，据说这是继北京老舍纪念馆之后对外开放的第二个老舍旧居。室外种了不少老舍喜欢的植物，比如楠竹、芭蕉、洋槐、茶花、栀子花、三角梅等；室内则陈列着图片两百多幅，文献近两百册，还有箱子、眼镜、手稿、条凳、镇纸、放大镜等不少相关实物；四个部分的展览介绍了他的一生，主要集中重庆北碚的创作及抗日活动……当地政府高度重视，老舍旧居的保护工作自然做得不错，只是四周高楼林立，不远处便是热闹喧嚣的缙麓商都，与旧居的格调，实难“和谐”统一，怎么也回不到当年的情景与氛围之中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