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新发现的一部名为《裔孙方位修造本房自己私谱》的蔡氏族谱记载，南宋小朝廷逃经厦门时，“舟泊海沧”，准备抽调屿头村民为他们下海驾船，奔赴广东。因“居民不从，一夕大兵尽屠之。故屿头诸宗居者迁者，仅存一二人可祀。”一个朝不保夕的临时小朝廷，面对自己的百姓，稍有不从，竟丧心病狂地屠杀全村，只一二人幸免。以致后世无人祭祖，八十多年后编写族谱时，连本房祖先的姓名也无法知晓，只好笼而统之地写上“屿头翁”三字。
这样的一个逃亡小朝廷，我们实难发现其复兴的动力与存续的理由！
赵昰一行一路逃向南海，由潮州、惠州、浅湾而达广州。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四月，年仅十一岁的宋端宗赵昰在广州湾受惊吓病死，陆秀夫等人拥立八岁的赵昺为帝，改元祥兴，行营迁至新会厓山，据险以守。
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正月，元军大将张弘范大举进攻厓山。此时的南宋流亡小朝廷尚有战船一千余艘，军民近二十万，他们决定拼尽全力，背水一战，绝处求生。然而，命运之神已完全抛弃了存世三百多年的大宋王朝，厓山之战以南宋近十万军民纷纷跳海、慷慨赴死而悲惨结束。
一息悠悠的南宋流亡小朝廷，以陆秀夫怀抱八岁的末帝赵昺投海同归于尽而告彻底落幕。
厓山之战的结束，也标志着蒙古元人南侵中国的统一之战的最终结束。
古老的汉族，第一次整体尝到了异族统治的切肤之痛。
武备过于疲弱，宋朝自立世之日起，就如一个拉着“风箱”的哮喘病人般活得令人揪心，既不忍听闻，也不忍目视，更不忍回顾。
由于军人地位低下，许多将士弃武习文，褒衣阔袖，效仿举子。“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俗语便出自宋朝。军人多是脸上刺字、发配充军的犯人，宋代士兵，成为无赖、泼皮、罪犯的代名词。宋军以当时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先导，最早使用热兵器大炮，指南针也用于布阵作战，但无人习武，庸才充斥，将士离心，哪怕武器装备再先进，也是白搭，除了溃败逃亡外，实难指望这样的军队夺取辉煌的胜利。因此之故，“金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之类的顺口溜成为当时的流行语，一点也不足怪。
翻遍三百多年的宋朝历史，无论北宋还是南宋，我以为最为缺少的就是男儿血性。在一种透入骨髓的奢靡柔弱与变态谋略的阴影笼罩下，两宋丧气得简直令人不忍正视。不敢与敌军叫板硬拼，总是一味地奴颜卑膝、委屈求和，以致逢战必败，东丢一城，西割一地，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道德悖反，价值错位，尊严全无。以黄袍加身为开端的阴柔谋略，自始至终伴随宋朝之始终，即以对外关系而言，先与金人联手灭辽，反而引来金人的变本加厉，本想分得一杯残羹，结果丢了半壁江山，连皇帝也被金人掳去，落得个千年笑柄；于是又与元人联合，借他人之手雪靖康之耻。金国在南北夹击中倾覆灭亡，南宋这回胃口更大，马上违约出兵抢占汴梁、洛阳。不意历史轮回上演，所占之地不仅被蒙古夺回，更引来元人的垂涎南侵，临安沦陷，国祚不保，大宋江山整体易色。军事的柔弱与失败，导致宋朝的中央地位严重丧失，辽、西夏、大理、金、蒙古等几个政权同时并立，长期对峙。中华帝国的版图，由盛唐时期的约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缩减到北宋全盛时期的约二百八十万平方公里，不及盛唐四分之一。与北宋同时的辽，面积竟有四百万平方公里。而南宋又较北宋更为萎缩，整个疆域只有半壁河山（相当于北宋一半多一点），已沦落为一个地方小朝廷了。
赵匡胤靠黄袍加身夺得宋朝江山，对武将的猜忌与防范达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他提倡武将读书：“朕欲武臣读书，以通治道。”并对后人立下“家法”一定要厚待读书人，除非大逆不道，否则不得诛杀。于是，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变，文人与读书受到特别重视，两宋文化，的确算得上星空灿烂。陈寅恪道：“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此言实不虚也。宋代词赋，与唐诗、元曲比肩鼎立，一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三大高峰，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千百年来不知滋润了多少干涸心田，倾倒了多少文人墨客；宋朝不少皇帝喜好书法，如宋太宗擅长草书，宋真宗留下了“岳麓书院”匾额等“墨宝”，宋仁宗独创“飞白体”，宋徽宗更是以“瘦金体”闻名于世……在他们的影响下，以“苏黄米蔡”为代表的宋朝书法艺术独领风骚数百年；宋朝的绘画、杂技、戏曲、音乐、建筑等盛极一时；中国现存超过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的十五万部古籍，其最早、最大的编纂者便源自宋朝君臣。科技之花与文化奇葩媲美斗艳，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就有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等三项出于宋朝。
然而，宋代的科技、经济、文化所呈现的，却是一抹无法辉映整个天空的畸形辉煌。缺少血性与进取的军队，哪怕利用再发达的科技，使用再先进的武器，也只能是豺狼猛虎的口中之食；没有武备作支撑的经济，哪怕再繁荣，也只能为异族掠夺与战争赔款带来丰盈的储备；没有勇猛阳刚贯注其间的文化，无论多么灿烂，也只能是异族铁蹄蹂躏下的一曲柔靡挽歌……
厓山之战结束，陆秀夫怀抱小皇帝赵昺投海自尽；张世杰冲出重围招集余部继续逃亡海上，突遭狂风暴雨，船覆人亡，南宋残剩的最后一支武装力量沉入海底。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的是，宋朝的事儿还未彻底完结与了断。
厓山之战突围而出的南宋残部，除张世杰外，还有一位赵氏的正宗血脉——太祖赵匡胤之弟赵匡美第十世孙、福州闽冲郡王赵若和。他在侍臣黄材、许达甫等人护卫下，夺得十六艘船只“窜港而出，谋往福州，再举图复”。不料途经厦门海域时，遭遇飓风侵袭，仅四艘船只幸免于难，折往漳浦东面的太武山旁，登岸暂住。为避元人搜捕追杀，赵若和改姓黄（“黄”与“皇”同音），迁至佛潭积美栖身。这里地处海滨，常有海盗骚扰。一次侵袭中，赵若和险遭不测，不得不另寻安身之所。经过一番勘查探访，后来选中远离集镇、山环水绕的湖西硕高地，在此建造房舍，隐身而居。
没想到这一住就是七百多年，隐名改姓的赵氏后人因元朝瓦解于明洪武年间恢复本来面目，先祖逃难幸存的经历不仅“公之于众”，更经民间加工成为当地众口相传的神奇传说。随着人丁的繁衍兴旺，经过赵若和第十世孙赵范、第十一世孙赵义的两次重修扩建，当地耸起了一座仿宋建筑群落——赵家堡。当赵家堡于2001年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更是闻名遐迩、广为人知。
挽歌袅袅，回荡不息，余音不绝，直至今日。大宋王朝，可真是一曲令人伤感、引人缅怀、穿越时空的千古绝唱呵！
2008年的一个秋日，我孤身一人专程赶到赵家堡，不为别的，就为大宋王朝那畸型辉煌的最后一抹余晖，为赵氏家族那悠悠飘荡、绵绵不绝、不肯消散的一缕魂魄，为心中难以隐去的一丝惆怅……
赵家堡所处的硕高山麓，位于漳浦县的湖西少数民族畲族乡，离漳州市区九十公里，漳浦县城三十多公里，可以想见当年之偏远闭塞。
赵家堡初建于宋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也即赵若和逃难定居之时。当时规模较小，房舍简陋，今日所见，实为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至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以及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的两次重修扩建。建造者赵范、赵义父子虽出生于明朝，并先后考中进士，过上了优裕安宁的生活，国破家碎、先祖逃亡的悲伤往事早已随风而逝逐渐淡化，然而，大宋王朝除了侮辱与南逃，更多的则是环绕其上的耀眼荣光。不断南迁的赵氏后人不得不面对一个无可否认的铁的事实——那就是根本不可能收复失地打回汴梁，因此，定居于此的最后一丝余脉，除了隐名改姓、小心躲藏外，根本就没有过半点反抗的举动，哪怕这一念头也似乎不曾有过。可他们内心深处，仍不满现状、意存高远、重温旧梦。于是，赵范、赵义父子在扩建赵家堡时，便将一脉相承的王族情结刻意体现在整个建筑群落之中，因此，赵家堡不论单体建筑，还是整体布局，全都模仿北宋故都汴京风貌。
因此，当我一脚跨进赵家堡，眼中所见，几乎就是北宋汴京的一幅微缩景观。是的，只能是翻版的浓缩景观，其规模气势，远不可与当年同日而语。宋朝由北而南的迁移史，就是一部逃亡史与衰落史。杭州仿汴梁建造，虽一时繁华，但其气度、浮泛、脆弱，实难与汴京相匹配。而带着“回光返照”意味的赵家堡，只不过是王子王孙们心中的一种安慰与凭吊罢了。当然，他们也认识到南迁的屈辱，再也不能继续南向逃逸了，赵范、赵义父子所能做的，也仅止于赵家堡而已。于是，他们封死南门，让工匠将北面的城墙向外扩展五丈，改北门为正门，还建了一座瓮城。从此，赵家堡原北城墙基成了一条横跨荷花池的长堤，而堵死的南门则荒草萋萋、杂树丛生。
说到北门、南门，不得不提及赵家堡外围那道高六米，宽四点三米，长一千零八十二米的高大城墙。明中叶后，倭寇常常侵扰漳浦沿海乡村集镇，赵家堡也多次遭袭。想当年，北宋汴梁、南宋临安受北来的金人、蒙古族入侵，隐居赵家堡则遭东来的倭寇袭击。赵氏家族，似乎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所幸的是，赵家堡不是汴京与临安，倭寇的多次入侵都被赵氏后人组织的乡勇击退。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明崇祯初年，近千名倭寇围攻赵家堡，守城居民通过一条秘密通往堡外的地道运送弹药粮草，顽强坚守一月有余。后在官兵的配合下大获全胜，斩杀倭寇数百名，剩下的几十名倭寇仓皇逃往海上，从此再也不敢来犯。这道下为条石、上为夯土的坚固城墙，在御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居功甚伟。
作为一座聚族而居的防御城堡，赵家堡对外可以抵抗敌寇入侵，内里则具备家族的生存与发展功能。
据传赵义为完成父亲赵范嘱托，以“修建城堡，抵御倭寇，造福一方”为由，专门考察了北宋都城汴梁及南宋都城临安的建筑布局。因此，重建、扩建的赵家堡，大有“依葫芦画瓢”的意味：比如赵家堡的外城、内城、完璧楼便仿照汴京的外城、内城、大内三重；鱼池、荷花池则为汴京潘家湖、杨家湖的缩影；汴派桥不仅名称与汴京的汴梁桥相近，其圆拱平板的石桥形状更是模仿得惟妙惟肖；一些特殊建筑如聚佛宝塔不仅克隆汴京铁塔，并按原建筑的一定比例设计建造；其他如城垣、府第、小院、佛庙、戏台等，不仅模仿汴京的相应建筑，其命名也赋予特定含义，如高耸的完璧楼，便取自典故“完璧归赵”，其寓意不言自明；又“南门”、“汴派桥”等，也隐含着一定的喻义……几百年来，这些特殊建筑的典故、隐义经当地民众不断演绎，并与赵氏家族南迁逃亡的历史、赵若和及其后代开创基业的艰辛、湖西畲乡的奇闻、周围秀丽风景的传说等交织在一起，朝廷与民间、真实与虚构、风俗与民情融为一体，雅俗共赏，颇具文化内涵。
堡内有棵高大的老榕树，浓荫遮蔽，在树下纳凉，据说可祛瘴除病。《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梁古都，到处都是枝叶稀疏的杨柳，可没有榕树这一福建常见且被闽人视为神树的树种。赵家堡人将这株榕树视为村宝，据说原来还刻有一块“树在村在”的匾额。辗转南迁，赵氏后裔的语言变了，习惯变了，每到一地，不得不随乡入俗，与当地的自然、人文相互融汇。他们永远不变的，是对先祖辉煌帝业的追思，对优良传统的坚守，对复国不得的无奈……
在堡内的建筑群间穿行，我见到了一位坐于木靠椅中且年愈七旬的老人，交谈中，得知他是赵若和的直系后裔。也许是遗传，也许是千百年来的熏陶感染，这位赵姓老人的举止谈吐，与普通农村老人相比，显然多了一份优雅、安详与自信。
突然想到，大宋皇朝自赵匡胤开国以来，皇位几经辗转移位，后来便有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变化。赵匡胤兄弟五人，老大、老五早夭，除老二赵匡胤外，还有老三赵光义，同父异母的老四赵光美。赵匡胤死，兄终弟及，赵光义登上王位，为保证太宗一系的统治地位，赵光义拿宗室开刀，逼杀赵光美、赵德昭、赵德芳。老大赵匡胤、老四赵光美两房支系的后代，大多沦为平民。赵构南渡，受惊吓患上阳痿没有生育，唯一的儿子早逝，不得不将皇位还给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赵昚，是为孝宗。后经光宗，传到宁宗时，又没有儿子可传了，不得已仍在宗室中挑选皇位继承人。当朝宰相史弥远根本就不想找一位真正的宗室子弟，在他一手遮天的操纵下，登上皇位的理宗与宋氏宗族并无半点血缘关系。好在天怜赵家，理宗死后也没有儿子，只好又在宗室子弟中选择，赵氏的皇位血统这才得以复归。挑来选去，老四赵光美的十世孙赵若和中了“头彩”，被选入宫中。遗憾的是，从未出过皇帝的赵光美一系仍是无缘帝位，最终继位的却是另一位宗亲赵基，仍属太祖一系，是为度宗。赵若和的皇位没了着落，自然不能继续留在宫中，他被封为闽冲郡王，迁往封地福州。临安沦陷，赵若和追随新立的小皇帝赵昰、赵昺不断南逃，直至这个小朝廷在厓山覆没。
中华古国每一次改朝换代，伴随着的往往是数不胜数的残忍杀戮，在血雨腥风的笼罩下，先朝皇族首当其冲。老四赵光美及其后裔虽然从未有人登上皇位，可属于平民、草根阶层的这一系生命力却最为旺盛，传续时间最为长久。
由此，不禁想到了离赵家堡不远的诒安堡，堡内所居，乃赵若和侍臣黄材后裔。当初定居时并无城堡，作为侍臣，黄材所建房舍，肯定比赵若和家族简陋。直到清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官至太常侍卿正一品的黄材十四代孙黄性震有了资本，才建造了传至今日的诒安堡。城墙全用条石砌成，虽稍显破旧，但比赵家堡显得更为高大、厚实、坚固，它长一千二百多米，高六点七米，上面筑有宽三点三米的跑马道。堡内现有九十五座石砌民居，全部坐北朝南，红砖红瓦，飞檐翘角，清一色的闽南民间古厝。石板铺就的八条巷道穿插其间，布局井然，显得有条不紊。赵家堡虽也住着一百多位赵氏后人，而诒安堡则显得更具人气，其平民风格不仅亲近随和，且更具生命活力。
从古至今，人类经由神话时代、英雄时代，逐渐向平民时代过渡，大宋王朝的远逝与残梦，似乎也在见证着这一历史变迁。只有昔日匍伏在地、惶恐不已的广大民众日渐站立、挺直腰身，才能可能打造一个富有活力的平民时代，建造一个充满生机的民主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