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卫星设计方案里，用七十二个平面把它堆成圆的，每个平面均经过抛光处理，这样它旋转的时候就会散光。找来搞天文的同志一问，他们说，虽有七十二个平面，卫星的直径却只有一米，而且靠散光，表面反光率不会高，其亮度大约只相当于天空中亮度极低的六等星。这么小的东西在天上飞，地面上的人还是用肉眼看不见。那就将直径做大了？可卫星超过了既定重量，火箭又送不上去。
后来琢磨出来的办法是，第三级火箭是固体火箭，表体面积很大，其表面是黑灰色，并不反光。但可在第三级火箭外面套个球形的气套，卫星发射时不能叫它鼓起来，它必须是合上的。卫星上天以后，利用第三级火箭自旋时产生的离心力，将其充气，使之展开为一个面积为40平方米的球体，外面再把它镀亮。这个办法原理上有些像折叠伞，理论上可行，关键是能否找到制作这种气套的特殊材料。
跑了国内许多厂子，都因要求太高而无力研制这种特殊材料。最后在上海，找到一家工厂曾经研制过一种新型绸布，与气套所需材料基本相同，可原材料有毒，早就不做了，而且，这家工厂在“大风大浪”里已经停产。在得知气套的用途后，不少工人立即金盆洗手，上岸穿鞋，由“抓革命”转入“促生产”，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对这一质地紧密且能够发光的特殊绸布的研制。11个月后，终于研制成功。
结果，卫星上天后，天气好没有问题。天气若不是太好，卫星还是难以看见。但地面上的人们很容易发现后面的那个硕大气球，再顺着往前看，就能看见前面的卫星了。
为了“听得见”，也动了很多脑筋。
那个年代，老百姓日子过得好的人家才有收音机，多是中长波的，极少有短波的，谁不怕“偷听敌台广播”的罪名从天而降？就算是有短波的，卫星使用的频率也听不见。于是，想到由中央广播电台给转播一下。转播什么呢？光听工程信号，嘀嘀嗒嗒，老百姓听不懂。播送文字，豪情万丈如《人民日报》社论，外国人也听不明白。合适的只是歌曲，最能传达中国特色的，无疑是《东方红》。
按这个方案向钱学森汇报，钱学森也支持，这可是天大的事情，他又叫人写了一个报告，呈交聂荣臻元帅。聂元帅同意后报给中央，中央予以批准，但只让卫星播放“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前八个小节。
制造《东方红》乐音装置的任务，下达给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该所攻坚小组决定在40秒内连续播放两遍这八个小节，然后，发射机切换成遥测信号，用一个发射机就可以实现交替传送乐曲和遥测信号的目的。
第一次搞这种装置，可以说该小组真是顶着颗雷在脑袋上，倘若卫星升天以后失声了，或者变了调，其后果不堪设想。乐音装置的第一批正样产品，便是1968年上半年在重庆一家工厂生产的，当时生产秩序极不正常，产品中许多元件出现了虚焊现象。运气的是，最后上天的产品是由上海科学仪器厂重新生产的，上天后一切如设计所愿，该小组因此立了大功。
让孙家栋忧心忡忡又难以言说的，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毛主席像章。
毛主席语录手中拿，毛主席像章满街走，这是“文革”中走遍中国的一道风景。日子愈往后，愈难分得清这是出于一片真挚的情感，还是出于一个已溶于血脉的集体仪式？
卫星总装之时，随各装置、仪器交上来的，还有大量自己设计的毛主席像章。有的还做得非常大，非常重，越大越重就越显示了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像章加上去以后，装置和仪器当然比原来沉了很多。可验收时你还不敢说，你说怎么超了半公斤？他振振有辞：我仪器就是两公斤，那多出来的半公斤是毛主席像章呀，你敢说这半公斤增加得不对？
但你加半公斤，他加半公斤……加在一块儿，火箭就打不动了。
此外，有些仪器必须具备散热条件，加上像章以后，等于加厚了仪器外壳，里面的热量就散不出来……孙家栋若验收了这些落满像章的仪器，它们可能有朝一日被烧坏；若拒绝了，当场或着某一天，什么帽子都可能给他扣上。
大家都是吃科技这碗饭的，决不仅是孙家栋一个人明白，可谁都照做如仪，心照不宣。
1969年10月，卫星初样完成，钱学森带着孙家栋等人向周恩来汇报。临去的头一天晚上，他辗转反侧，一夜无眠。这事到底怎么办？要不要说？
一见面，总理拉着孙家栋的手说，哟，这么年轻的卫星专家，还是小伙子嘛。
其实，这年他已届不惑之年了。但总理这句话让原本精神双份紧张的孙家栋心情松弛下来。钱学森先汇报，没有提这事。完了，钱学森叫他补充。他想了想，心一横，把这事情汇报了：
同志们对毛主席无限热爱，任务完成后，纷纷在自己研制的仪器、装置上镶上毛主席像章，这一举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技术上讲，卫星上天后，这么做，恐怕会对质量有一定的影响……
没说几句话，周恩来马上清楚了。他当即说：
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当然要无限热爱、崇拜毛主席。你看看人民大会堂——政治上这么重要的地方，有的大厅挂了主席的像，有的会议室挂了主席写的字。但是挂在什么地方，都不是随随便便的，必须非常严肃、非常认真地来考虑什么地方合适挂，什么地方不合适挂，你看咱们这个会议室就没有挂。你们回去也要好好考虑一下……
总理似乎没一个字说这件事是对还是不对，却让孙家栋心里的一块压了多少日子的石头，终于砰然落地。
1970年3月21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完成总装任务，达到了发射要求。
1970年4月25日18点，新华社授权向全世界宣布：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运行轨道的近地点高度439公里，远地点高度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圈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苏联第一颗卫星重83.6公斤，美国第一颗卫星最轻，只有8.22公斤，法国第一颗卫星重38公斤，日本第一颗卫星重9.4公斤。中国的“东方红一号”不但超出了原设计的100公斤体重，而且，相当于苏、美、法、日第一颗卫星重量的总和。这不仅实现了毛泽东的“鸡蛋那么大的我们不抛”的壮志，还在太空唱响了悦耳的《东方红》，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得见、听得着。
25日的《人民日报》上，整版刊登了卫星经过祖国各地上空的时间表：几点几分过天津，几点几分过广州，几点几分过上海……
当天晚上8时30分—，卫星经过北京上空。长安大街华灯怒放，人群潮水一样涌向天安门广场，一边敲锣打鼓，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庆祝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等口号，一边几乎个个引颈仰望苍穹，在满天繁星里搜寻那颗移动着、闪烁着的小星星。
没有谁会想到，作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的孙家栋，此时，却没有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负责指挥，而是也埋身于天安门广场的嚣嚣人海中。在满天星斗里，用肉眼找还是难找的。可他一抬头，不到半分钟，就发现有一颗小星星，从西边往东南方向走，他断定这就是在自己心里和手里摩挲了千百遍的卫星！
他的心情却不仅是欣慰，恐怕更多的是酸楚。
他倾其一生所学效力于国家，他小心翼翼服务于政治，但变幻莫测的政治，还是让孙家栋陷于悲愤莫名的境地，他不仅没能出现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而且，在卫星发射成功后，国防科委推荐出以钱学森为首的十七位功臣组成观礼团，在天安门观礼台与毛主席、周总理共度“五一”良宵。这十七个人里也不见他的身影……
继“两弹”之后，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又一次为中国博得了作为一个大国的自豪与尊严。
仅仅在大半年前，随美国“阿波罗计划”的逐一实施，冯·布劳恩是快乐的，阿姆斯特朗、奥尔德林是快乐的，将自己女儿名字的英文缩写留在了月壤上的塞尔南是快乐的。“阿波罗15号”的两位宇航员竟快乐得有些得意忘形，出发前偷偷将398枚未经政府授权的登月首日封带上宇宙飞船，期待登月归来后，将这些因为登月而变得意义非凡的首日封换成一叠叠厚厚的钞票……
然而，中国早期的航天人心里快乐吗？
为着某些说不清楚、却肯定是莫须有或大荒诞的原因，功臣榜上抹去了孙家栋的名字；
甚至，为第一颗人造卫星倾注了全部心血的赵九章、姚桐斌两位先生，早在卫星上天的一年半以前，他们已经含冤去世：
钱骥等不少前期参加了卫星工程的科学家，则是在“牛棚”里听到“东方红”音乐的……
后来的航天人，却永远铭记着祖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在研究我国航天史的专家们看来，迄今为止，中国的航天历程已经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这是我国第一颗地球卫星。
第二阶段，卫星从试验向应用过渡。
第三阶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到八十年代中，张爱萍将军提出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远程火箭飞向太平洋；水下发射火箭；航天技术开始深入应用领域：“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风云气象卫星，还有以测绘为目的的返回式遥感卫星，均发射成功。
第四阶段，贯穿八十年代的后期和九十年代，业务卫星发展很快，航天技术真正应用于专业领域，1992年载人航天技术提上日程，1999年1月无人驾驶的“神舟一号”飞船发射成功，绕地球飞行14圈。
第五阶段，即新世纪的前十年，有人驾驶的“神舟五号”、“神舟六号”飞船顺利升空，2007年将发射“嫦娥一号”探月卫星，这将是我国的第一颗月球卫星。
这意味着，没有弥漫浓烈的政治色彩、深藏“文革”创痛的第一颗地球卫星，就不会有今日飘逸人文气息、舒张烂漫情怀的第一颗月球卫星。
此时，我不由得想起龙应台先生的一句话：人们完全不知道最悲伤的黑暗，就藏在那美丽凤凰木的阴影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