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如何面对偷车牌的贼--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嗑瓜子嗑出了臭虫，什么人（仁）都有！随着汽车在城市的普及，在很多城市里竟然出现了一些专门偷车牌的窃贼，而且形成了一种恶劣的风气。他们在月黑风高的夜晚，两三个人结伙而行，看准没人看守停在路边的轿车，三下五除二麻利地将前后车牌卸下，并把它们随便藏在周边的一个什么地方，然后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夹在风挡玻璃的雨刮器上，第二天他们便坐在家里等待车主的电话，你想要车牌你就必须往他们指定的账户上存钱，存多少钱不等，但是一般一个车牌总能够敲上个三五百元的，一晚上卸十个八个车牌，在随后的两三天里就能够得到两三千元的收入。如果是一个外地的车牌，要价更高。因为你要回家办一个车牌成本太大。招儿是够损的了，但是他们却总是能够如愿以偿，而且乐此不疲。
为什么他们能够如愿以偿，为什么他们总是乐此不疲呢？
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愿以偿是因为申请补办车牌的手续太烦琐，等待的时间太漫长，支出的费用太高昂。所以人们也懒得麻烦，干脆给小偷三四百元算了。大家都这么想，所以小偷就总能如愿以偿。因为有了第一次的成功，受到这种不劳而获的激励，他们接下来做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扩大战果，继续他们的“伟大事业”。
然而，事情并不像这些窃贼想的那么美满，随着他们“伟大事业”的不断成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果断措施，首先是公安部门迅速做出反应，简化了补办车牌的手续，缩短了补办车牌的等待时间，做到当天申请当天取牌。还降低了补办车牌的费用。其次政府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广泛宣传，告诫市民不和偷车牌的窃贼妥协，遇到这种事情及时报案，及时到公安部门申请补办车牌。最后，公安部门调动警力展开侦察搜捕活动，杀一儆百。很快，偷车牌贼猖獗、嚣张的气焰被遏制住了。
然而，这种倒霉的事情还是让我给遇上了。那是2005年春节过后的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家三口已经商量好了，要去郊外兜风。可是当我们来到车跟前的时候，三个人都傻眼了，车牌没有了。电视里介绍说，偷牌贼一般将它们藏在周围的犄角旮旯，我们也努力找了，但是一无所获。
惟一找到的是小偷夹在风挡玻璃上的写有电话号码的一个纸片。
孩子急于去外面兜风，建议给小偷打电话，用钱换回车牌；老婆非常气愤，建议立刻报案；我则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回家看电视，等星期一到交通大队补办车牌。
为什么不能和小偷妥协呢？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就是说人的行为如果受到正面的激励，他就会更有热情地去继续这种行为；相反，当人的行为受到负面的激励，他就会降低继续这种行为的热情或者终止这种行为。你也给小偷赎金，我也给小偷赎金，如果小偷每一次偷车牌都能够从车主那里获得赎买车牌的金钱，这无疑是对小偷这种行为的激励，他们就会不停地将他们偷车牌的行为进行下去。相反，如果我们不给小偷赎金，每一个丢车牌的人都不给他们赎金，而且还给他们一些负面的激励，他们很快就会结束他们的这个“伟大的事业”。
比如说，公安部门出动警力对偷车牌的行为进行打击，这对他们就是一种负面的激励。比如，电视、报纸等众多媒体对偷车牌的恶劣行为进行曝光，号召社会共同打击这种行为，这也是对他们偷车牌行为的一种负面激励。
还有，很多车主响应政府的号召，不和窃贼妥协，这也无形中减少了金钱对他们的激励。
那天，我回到家里还真给偷车牌的窃贼打了一个电话，我首先对他教育了一番，然后我老婆又把他大骂了一顿，他竟然说：“算了，你给我50元钱就行！”这个时候孩子抢过电话说道：“就是500元补办一个车牌，我们也认了，五毛钱也不给你们这些地痞无赖！”负面的激励已经使他们感觉到自己的行为越来越没有市场了。开始他们敲一笔是400~500元，现在竟然降低到了50元。可见负面的激励已经对他们发生了作用。
其实，在我们的社会事务中，正面的激励、负面的激励都在发挥着它们应有的作用。
1997年我到日本公干，有一天晚上我们到外面游览，当时已经有11点多钟了，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正好是红灯，路上除了我们几人之外一个人也没有，但是对面开过来的两辆轿车还是自觉地停止了前进，直到绿灯亮起他们才重新起步。在国内别说夜晚了，就是白天闯红灯的司机也比比皆是。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的电子技术发达，城市的路口都有电子警察在监控，无论你有什么违章的行为都会给你记录下来，随后你就会收到一张罚款通知单。这种罚款单就是对司机违章行为的负面激励，不断地进行这种负面的激励，最后就使人们养成了不违章的习惯，并不是他们的司机觉悟高，这其实只是人们对激励做出的一种反应而已。我们国家现在还处于发展过程之中，绝大部分地区现在还没有安装电子警察的经济实力，我们还只能够靠有限的警力对路面进行监督管理，这对违章行为的监管就必然是有限的，司机违章十次八次偶尔会被抓到一次半次，罚个三十元五十元的，根本对他们构成不了威慑的作用，虽然人们对这种负面的激励也会有所反应，但是反应是有限的。
再比如，我们设立了见义勇为基金，对见义勇为的行为进行表彰，予以经济上的补偿和精神上的鼓励。这就是对见义勇为这种行为的正面激励。这种正面的激励越多，社会上维护正义的人们就会越多，这就是人们对激励做出的反应。如果一个社会、一个团体对正义的行为没有正面的激励，对邪恶的行为也缺乏负面的激励，那么这个社会、这个团体就成为了一个没有是非的社会、团体，这样的社会和团体就一定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人们就会变得麻木。
现在，我们的市场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多喜人的成就，但是在我们的经济活动中，仍然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虚假广告还大量存在，空头支票、三角债还不断地困扰着人们，人们在商业活动中还没有真正树立起诚实信用的良好风气……这说明我们对这些邪恶的力量打击得还不够，负面的激励还没有对邪恶的势力起到足够的作用，他们还没有做出必要的反应。
而在商业活动中坚持诚实信用的人们也没有真正得到甜头，相反由于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谁不遵守规则，谁就会获得更多好处，在这种不良激励的作用下，坚持诚实信用原则的人们就越来越少了。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造假村、造假县？因为地方政府的保护和不作为使他们得到了切实的利益，使他们获得了金钱的激励；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乞丐？因为乞丐家里盖起的大楼对村子里其他的人起到了激励的作用；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贪官携款外逃？因为无数贪官轻易地在国外过上了豪华的轻松的优哉游哉的生活……
千万不要小看了激励的作用。其实一个人的行为、习惯、修养都是在无数正面和负面的激励下逐渐养成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风俗习惯、社会道德、意识形态、社会风气等等，也都是在各种激励作用下慢慢形成的。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0.中国人的窝里斗--且说利益的分配
兄弟两个到山中去打猎，刚刚走进山口，就从丛林的上空飞过两只大雁，哥哥挽弓搭箭刚要射击，这个时候弟弟突然阻止了哥哥。哥哥收回了手中的弓箭莫名其妙地问弟弟：“有什么事情吗？”弟弟说：“这个大雁打下来之后我想烤着吃！”哥哥说：“不行，我要炖着吃！”“我要烤着吃！”“我要炖着吃！”“烤着吃香！”“炖着吃烂糊！”“烤着吃！”“炖着吃！”等他们争吵累了的时候，抬头一看，空中的大雁早已经无影无踪了。
这虽然只是一个寓言，但是我们在现实中却经常能够看到这个寓言的影子。
中国人比较喜欢窝里斗，容易和周围的朋友、亲属、同事、战友发生矛盾，产生纠纷。那么，这种争斗的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根源、经济根源是什么呢，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其实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点，也都有自己的弱点，就像月亮的两个面。
中国2000多年专制社会形成的源远流长的民族风格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全改变。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成了人们思想封闭、重感情、重乡土的民族特点。人们故土难离，喜欢和自己的亲人、乡亲、朋友、同事、战友在一起共事，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一方面大家彼此照应，利益共享，一方面大家熟悉，相信，没有道德风险。所以，人们做事情总愿意与自己有种种关系的人搭伴。而且大家由于彼此了解，往往并不习惯在事情开始之前面面俱到地考虑周全，而是习惯于大家在一起推着干。虽然中国自古就有“丑话说在前面”，“亲兄弟明算账”的古训，但是真到了关键时刻，并没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得出来。就像上边讲到的两兄弟，事先没有把打猎收获的分配办法、处置办法讲清楚，机会来了，机会面前才想到各自的利益分配问题，而且在利益面前大家又不肯退让半步，所以事到临头就必然有矛盾。
常常是这样，事情如果搞不成，一般的结果大家还不至于闹掰；事情如果成功了，到了划分利益的时候，矛盾马上就来了，而且结局多半是不欢而散。一个刚刚起步刚刚开始获利的企业，常常就在这种利益的争吵声里落下了终结的帷幕。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贡献最大，而自己的获得最小。每一个人都想当董事长，当总经理，当总裁……
我们现在处于市场经济社会，人们面临的是一种交替关系，人们处于一种分工和协作的时代，甚至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各干各的了。要等到一个人的资本积累到可以铺设铁轨的时候，恐怕现在地球上还没有火车呢！世态变了，我们需要分工，需要合作，自给自足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但是多年形成的民族风格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变革，人们的特性也没有随着市场经济的特点而变化。人们还是沿用着祖宗传下来的那一套老办法干着新世纪的伟大事业，大家一团和气，没有规矩，没有制度，骑着毛驴看账本--走着瞧。哪一天大家再也看不懂这个账本的时候，大家就失去了合作的基础，而且每一个人，或者每一方都觉得满口的道理。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人们的生产力比较低下，还不具备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当时的交通、信息、能源等等都严重制约着人们的活动空间，人们的活动范围受到极大的限制，人们的生产活动基本上被限制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里。所以，人们是以感情为依托在一起共事，这个时候人们只能和周围熟悉的人组成一个团伙共事。现在不同了，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人们是以金钱和法律为依托在一起共事。人们的活动空间非常大，人的流动、金钱的流动、信息的流动都异常迅速，很多在一起共事的人其实彼此根本不了解，所以大家在一起做事情依靠的是金钱、是制度。
利益分配，这个问题对任何一个经济实体而言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对我们刚刚经历了近30年计划经济统治的现代人更是如此。经济实体，说白了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人们在一起合作的目的就是希望获得比一个人单干更大的经济利益，所以在这个团体内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利益分配机制，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利益面前大家一视同仁，按规矩办事，否则“窝里斗”会使实体内部的能量在争吵声中渐渐销蚀掉。
常言说，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大家总以为在一起做事积累的是感情，实际上积累的却是矛盾。由于东方人的含蓄、内向，使人们对眼前的事情不习惯于在眼前解决，而总是积累在心中慢慢地去化解，或者总是愿意在背后搞小动作。这样当无数个小事渐渐地像癌细胞一样在心里越长越大的时候，当背后的小动作搞得太多，人们无法再面对的时候，矛盾就不可挽回了。
这就是窝里斗的经济根源。如果人们能够学习一点西方人的原则，少一点中国人的“变通”，多讲一些制度，少看一点面子，虽有矛盾也不至于造成堡垒从内部被攻破的恶劣后果。
小组里面斗，村子里面斗，乡里面斗，工厂里面斗，公司里面斗，机关里面斗，一个团队总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目标，怎么能干成大事。要发展经济，要想把自己的蛋糕做大，我们就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则，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律，按制度办事，按法律办事，我们都是经济人，虽然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但是我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都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利益而来的，我们争取自己的利益并没有错，关键是我们要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一个能够调动大家积极性的办法，因为利益本身就是一种激励人们进步的手段，就是一个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要让个人的利益服从制度的约束，让个人的利益服从集体的利益，这样才能创造一个安定的环境。一个村如此，一个县如此，一个民族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