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奇怪的是排队的竟然大多是女人，更多的是三四十岁的胖马达姆。她们手里提着大塑料桶或铁桶，挺着山丘般的肚子，豪气十足地站在那里。我以为这些妇女是为酒鬼丈夫买酒，实际上她们全是喝啤酒的冠军，只要买到酒，便像举重运动员一样举起数十公斤重的大酒桶，咕嘟咕嘟当众先喝下几大口，那几大口至少有一公斤。有一个马达姆用一个大塑料袋买啤酒，装了足足二三十公斤酒，用绳子紧紧地扎死口袋，背着往回走，像背着个巨大的水母。可走不了几步，便忍不住酒瘾了，她拔下头上的发卡，朝口袋上扎了个小眼儿，啤酒立即小孩撒尿似的往外滋出一道线，她就张着厚实实的大红嘴唇，去吮接那细细的酒流。
阿卡莎娜母亲似乎意识到我对这些女酒鬼的惊讶，她也不断地微笑着摇头，有一种希望我理解这些酒鬼的意思。我很感动，赶紧竖起大拇指说，哈拉少！让她明白我其实是很佩服这些女人的酒量。
阿卡莎娜母亲买了二十公斤啤酒，竟然像提着只小鸡一样毫不费事地走着。我跑过去，殷勤地接过来，帮她往家送。她挺高兴，我却一下子感到一大桶啤酒的分量。但我拼命地坚持着，不让她看出我吃力的样子。
好不容易坚持到了阿卡莎娜的家，没想到阿卡莎娜母亲只是说了句“斯巴西巴”的谢谢，就接过酒桶推门扬长而去，丝毫没有要我进门的意思。我又累又气又无可奈何，只好失望地站在那里，最后只能是老大后悔地转身往回走。
一辆出租车开过来，我勇敢地挥了一下手，一个才到俄罗斯两天半的中国人，敢独自一人在路上“打的”，这是了不起的壮举。我把跟双成学来的一知半解端出来，马嘎晋（商店）！开车的老头子笑了，他看出我的俄语水平太差，便一踩油门，小车完全像原地蹦了一个高似的一下子飞蹿出去。
要是在中国，遇到我这样的笨蛋，出租车司机会开遍全城，挑最远的一家商店，宰你一大笔车费。可这个俄国老司机却很友好，他将车开到最近的一家商店停下，看到我莫名其妙的眼神，他估计这家商店我不太满意，咕嘟了一句，便又朝前开去。我要去商店的目的是我说不出旅社的名字，旅社附近有几家商店，只要到了商店，我就能找到家。
老司机突然说了句，北京？
我有些意外的惊喜，便赶紧点了一下头。
老司机立即乐了，他一面踩油门加速，一面唱起歌来，我听不懂他唱的什么歌，甚至怀疑这个老家伙是不是也喝醉了，不禁有些惊恐万分地握紧车上的把手。但我渐渐听出歌词的意思了，原来老司机一会儿用俄语，一会儿用汉语：莫斯科——北京！莫斯科——北京！他发了疯地反复唱着这两句词儿。我有些明白了，这是支中苏友谊的老歌，可我这个大跃进时代的产物，哪能听懂五十年代中苏友谊的歌。我刚会说话的时候，满耳朵里就灌满“打倒苏修，打倒新沙皇”的口号。
老司机越唱越动情越激昂，并松开双手拍打着方向盘，为他的歌曲打拍子。我可是吓坏了，因为这老家伙的车本来就开得猛，不但高速起步，而且拐弯时也不减速。老司机终于唱够了，但他余兴未尽，又开始比比划划地对我说起来，他那灵活的嘴唇不断地发出嗒嗒嗒机枪扫射声。我渐渐明白，老司机当年是苏联红军，当年到过中国东北，打过日本鬼子。可是，我对那段历史只有反面的了解，因为我那个老得不能再老的外祖母，只要提起当年老毛子，就怒气冲冲，说老毛子全是酒鬼，而且只要喝醉了就抢女人，像发情的驴一样！
奇怪的是，政治上的叫喊和外祖母的气愤在我心里没什么作用，我倒被眼前的老司机激动了，我甚至也忘了我是坐在飞驰的车上，当再度听到他唱莫斯科北京时，也佯装会唱的样子，顺着他急切的旋律哼起来，还情不自禁地在车窗板上打拍子。
老司机见状越发来情绪，唱得浑身抖动，屁股往上颠。小车猛烈地左扭右晃起来，我这才恢复了恐惧，吓得要命之时不由自主地用汉语喊了句，危险！
老司机竟然听懂了我这句汉语的意思，他大笑着摇头，依齐沃（没关系）！
惊心动魄地欢腾了一通，小车却猛地钻进一家住户的院子里，原来是老司机的家。但老司机不顾我满脸的惊疑，硬是把我拉进他的屋子，屋子里的摆设远赶不上阿卡莎娜家，几乎可以说是贫民窟，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屋里一个人也没有，老司机直奔一个黑糊糊的箱子，极其迅速地打开箱子，把里面的衣物什么的东西急匆匆地扔出来，然后拿出一本厚厚的影集，在我面前热烈地翻动。
影集里的照片全是黑白的，而且有的业已发黄。但一个穿军装佩军衔的漂亮小伙子却相当英俊悦目，老司机自豪地指指照片又指指他自己。我知道这是他年轻时的照片，但这英俊的小伙子与眼前满脸胡须的老家伙是一个人，绝对难以置信。
不过，我发现老司机当年结婚的照片，他的爱人竟然像阿卡莎娜一样光彩美丽。老司机要迅速地翻过去，我不让，并尽量生动地比划着，说老司机的妻子很漂亮。老司机做了个鬼脸，手在腰上比划着大木桶状，意思是他的妻子现在已经胖成这个样子了，又丑又粗。
老司机终于翻到了一张他同中国人合影的照片，他惊喜地嘟噜着，把照片凑近我，指着同他并肩合影的一个中国人，一字一板，清清楚楚地说出三个字，王德福！说完这三个字，他的大眼睛朝我流露出一种期待。我明白他是在问我认不认识这个王德福。我在心下一阵好笑，便比划着说中国那么大，那么多人，那么多的王德福，多得就和你们的娜达莎一样，我怎么会认识。
老司机当然弄不明白我比划些什么，但他却知道我不认识王德福，那两只大眼珠子一下暗淡无光。我补充着比划，说王德福现在也和你一样满脸胡子，我怎么认识！老司机这次看明白我的意思了，他陡然地笑起来，对着照片的王德福认真地看着。我心下想，你还在想什么王德福，说不定王德福就是因为和你有过来往，被打成苏修特务呢！
老司机大概猛然想起他是出租车司机了，便急急地合上影集，拉着我的胳膊往外走，说，马嘎晋！
老司机把我送到一个自由市场，并和我郑重握手道别，我发现他连车费都不要开车就走，便赶紧掏出一百卢布扔进车窗里，谁知老司机压根儿就不看一眼飘落在副驾驶座椅上的卢布，这倒使我有点后悔，其实扔给他五十卢布就不少了。
自由市场是在有轨电车站旁，在一面大木板墙的后面。我在木板墙外面走时，听不到一点声音，以为自由市场肯定不太兴旺，稀稀拉拉人不多。可万万想不到，当我走到木板墙的尽头时，竟吓了一跳，黑压压的足足有数千人挤在那里，五彩缤纷的商品铺在地上，摆在摊上，挂在空中拉绳上，还有些俄罗斯的小贩子没地方摆摊，就整齐地站成一排，全用双手擎着要卖的服装，静静地注视着顾客。
无论是买者卖者，全都一言不发地相互拥挤着，打量着，卖货的最大的动作是用生动的眼神探问，买货的也只是用挑剔的眼神回应。偌大的市场，成千人挤在一起，竟然悄无声息。这与我们中国吵嚷叫卖的市场相比，绝对地不可思议。
我觉得双成的话说得太有道理了，人家确实比咱有文化。
我在市场里挤来挤去，却偶尔也听到有叫嚷的声音，但你走过去一看，百分之九十九的是中国二道贩子。有个货摊很热闹，几个中国商贩正忙得满头大汗，他们一大麻袋一大麻袋地往货摊上扛着劣质的中国服装。其中有一个强悍的中国人在那里指挥，看来他是个头头，正在忘乎所以地叫喊着，驱使一部分商贩搬运，又喝令另一部分商贩摆摊卖货，他自己则带着几个身材强壮的家伙维持秩序。我这才发现维持秩序的全是打手，每人手里攥着皮鞭状的胶管和铁棍，面目凶恶。
俄罗斯人都无声地围在四周，他们并没有显露出不满和愤怒，一个个却大瞪着眼珠子，朝麻袋里的货物投射出热切的目光。只要一批服装从麻袋里倒出来，他们就赶紧伸出手去挑拣。尽管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些粗制滥造的服装，但对商品匮乏的俄罗斯来说，还是等于雪中送炭。这些男男女女简直就像饿狼一样饥不择食，不一会儿，一大堆服装就被抢购一空。
那个指挥的头头身上挎着个巨大的书包，他正一把一把地往里面塞卢布。眼下，混乱的俄罗斯卢布大贬值，就像中弹的飞机从天上往下栽。你今天是百万富翁，可明天就变成十万，要是不赶紧花出去，后天就成一万了。所以，市场上的交易一张口就是几百万几千万，商贩们有时接过一捆卢布，干脆连数也不数，只是掂一下分量。
不知为什么，那个头头注意到我的存在，他把巨大的挎包交给身旁的一个胖子，从人群中挤出来，走到我的跟前。
头头递给我一支烟，问我来倒什么？
我说我什么也不倒。
他愣住了，足足盯了我一分钟，说你他妈的开的什么玩笑！
我说我是来探亲的，我有个舅舅早年跑到这里。
头头笑起来，说你舅舅绝对是傻瓜，怎么会跑到这个穷国家，要是跑到美国英国，早就成了百万富翁了。他说看起来你也不怎么精明，到俄罗斯这儿不倒点什么，那可就太亏了。他说他们是打着到俄罗斯来搞建筑的劳务公司的旗号，实际上是搞贸易。他说他下令每个劳务工人从中国带一百套假阿迪达斯运动服；他说他姓吴，是经理，那个胖子姓张，是书记。我说书记听你指挥，你这个经理比党大呀！
吴经理笑起来，说不听我的也不行呀，全公司只有我一个人会俄语。
吴经理又递给我一支烟，说你要是愿意，可以到我们公司干，你不是有个俄国舅舅吗，我们聘他当顾问。
我说我舅舅年纪大了，人也太老实。
吴经理突然有点紧张起来，他又足足盯了我一分钟，说你小子是不是安全局派来的特务？
我笑起来，因为看到这个刚刚气焰嚣张的吴经理，一下子就恐惧成这样，实在是忍俊不禁，不得不笑。
吴经理对我的笑更有点毛骨悚然，他赶紧转身跑回人群中，从胖子那里接过挎包，大把大把地往里塞起卢布来。
猛然间，我发现不远处有两个漂亮的俄罗斯女孩子并肩站在那里，一个擎着一件粉色的花裙子，一个擎着一双小巧的女式高革幼皮靴。微风吹过，扬起她们柔软的金发，我一下子愕然，那分明是阿卡莎娜和她的姐姐卡嘉。
望着电影明星般的两个金发女郎卖货，我绝对感到悲哀。卡嘉手里的粉色花裙子穿在卡嘉身上最合适不过，可她却要卖掉；阿卡莎娜手里小巧的皮靴更令我心疼，这明明是她心爱的东西，可她却盼望人们把它买去。我不由得想起我的姐姐，三年自然灾害那年，母亲把她准备过年穿的小花衣服拿去换米吃。姐姐那年才六岁，哭着从母亲手里往回夺那件花衣服，最后又哭着把那花衣服送给母亲。我那时才四岁，竟能牢牢地记住这件事。母亲搂着姐姐一起掉泪的情景，至今还清清楚楚地在眼前闪现。那件花衣服换了十斤高粱米，母亲咬牙大方了一次，给我们做了一顿高粱米干饭。我吃得那个香呀，觉得要是再有几件花衣服多好，可以再多吃几顿高粱米干饭。
我几乎不敢看阿卡莎娜和卡嘉，坦率地说，我觉得我要哭。一个面目可憎的大胡子俄国人走到她俩身前，把那双小巧的皮靴子拿在手里，反复玩弄了好一阵，又用手指顺势挑起卡嘉手里的花裙子看了看，最后还是摇着脑袋走了。我为之又气愤又轻松，我真真地不希望两姐妹卖掉她们心爱的东西。
陡然，我想了个令我兴奋得发疯的办法。
我找到那个正忙碌搬货的一个中国劳务工人，我说我求你一件事，你去把那两个俄国女孩手里的货给我买来。
劳务工人有些惊讶，说你自己怎么不去买？我说我不会俄语，无法讨价还价。劳务工人笑了，他说用不着会俄语，用手指头比划就行。看到我的窘相，他还是走过去了。我躲在人群的后面，紧张而心疼地看着。那个劳务工人看来经常买卖，动作熟练地用指头在阿卡莎娜面前比划着。阿卡莎娜却不比划，而是从口袋里掏出小小的计算器，在上面灵巧地敲出她要的价格，递给劳务工人看，劳务工人摇着头，也在计算器上敲了几下，阿卡莎娜看着计算器，便转过头去问她姐姐，卡嘉在计算器上又敲了起来。这样，小小的计算器在他们三个人之间递来递去。我心里却急得要命，在心下骂自己，应该告诉那个工人，用不着讨价还价。
最后，那个工人满脸得意的表情走到我跟前，说价钱谈好了，但人家不要卢布，只要美元或人民币。我说我只有人民币。他说人民币得二百八十元，皮靴二百元，花裙子八十元。这两个小黄毛挺厉害，张嘴就要五百元，我一直给压下来；他说俄罗斯人卖货从来不会要高价，价格多少就是多少，这两个小黄毛是跟咱中国人学狡猾了。
我听到小黄毛三个字，真想扇他的耳光，但这家伙却如此尽心尽力地给我省钱，我还不得不感谢他。我掏出三百元，说剩下的零头就算我的小意思了。那工人拿着钱又走回去。
当我的手里捧着小巧的皮靴子和花裙子时，激动得甚至双手发抖。我感觉到皮靴和花裙上有阿卡莎娜和卡嘉的温度，还闻到缕缕的芳香。想到阿卡莎娜雪白的小手在上面摩挲过，我也情不自禁地在小巧的皮靴上摩挲起来。
我到市场的边缘，坐在草地上，看到草地上竖着一些木雕，有的是慈祥的老头儿，有的是微笑的老太太，有的是神话中的妖魔鬼怪。我这才发现这里原来是儿童乐园。海参崴的街道到处都是这样的儿童乐园，现在全都残破不全或被占用。昔日辉煌的城市，会变成这个样子，确实让人心里不是滋味。
一个丰满得可以说粗壮的马达姆走过来，比划着手势问我卖不卖手中的皮靴和花裙子。我赶忙“涅涅涅”地摇着头。她并不走开，却变魔术般地从身上掏出一件大号衬衣，表情极为生动地动员我买下这件大号衬衣，她比划着说穿在我身上再合适不过了。我继续“涅涅涅”地摇着头。她还是不走，又耐心地问我，多拉耶西（有美元吗）？印民鼻（人民币）？
我烦透了，只好郑重地大声“涅涅涅”了一通。马达姆毫不理解地耸着双肩，意思是你何必发这么大的火气呢！
马达姆刚走，就来了两个小骚达子（小兵）。他们兜售军装，是那种黑呢子的海军服，价钱便宜得令你吃惊，甚至一瓶酒就可以换一条黑呢军裤。双成曾警告我不能买军装，俄罗斯海关对军用品查得极严，而且一律没收。为此，军装在自由市场最卖不出价钱。两个小兵长得像两个可爱的洋娃娃，表情却慌里慌张，让你一看就知道他们的军装是偷来的。
我烦不胜烦，只好离开自由市场。但手中有着小巧的皮靴和花裙子，心里还是美滋滋的。我想我怎样去找她们，当面把这两件宝贝送还给她们。我想象着她们接到我送的礼物后，会怎样的惊讶和愉快。我最多是想象着阿卡莎娜，她比她姐姐更稚气更可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