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思安老爷面对动荡感到茫然，感到厌烦。所以，他想躲开这一切，寻求一个清静的所在，结果选择了道家之路。可惜他并没有完全成为“真人”。与姚思安同辈的曾文璞先生在新形势下的生活观、道德伦理观显然与前不同。曾文璞在袁世凯当权时是朝廷的一个官位显赫的权威人物，官居直隶总督，兼铁路矿务督办、电报局督办，还是新军训练处督办。在袁世凯倒台以后，他自然失势，对新军阀极端义愤而不与合作。由此而对一切新东西看不惯，给予抵制。他自己不做事，甚至也不同意孩子到政府做事，宁愿让他们在家吃闲饭。连孩子们出去看电影、游公园等他都不乐意，以为这可能使他们分心走上邪路。曾文璞在政治上和道德伦理观上的顽固恪守，使他成为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旧式官吏形象。在作者笔下，曾文璞显得十分庄重、严肃；实际上，他的内心深处却包藏着冷酷、自私和虚弱。他通过山东同乡牛思道巴结上袁世凯，然后成为袁的有力帮凶；为了自己濒临死亡的儿子，竟不惜以一个姑娘的爱情命运为代价搞所谓“冲喜”的勾当；尽管他表面平静，似乎以隐仕自居，但面对日以削减的家资和众多人的花费，他的内心并不是平静的。
生活观念与道德伦理观的矛盾和冲突也许更多地体现在年轻一代人的身上。姚木兰虽然总想能像父亲那样超脱，但她毕竟始终未能割断自己对于立夫的恋情。尽管她对自己的丈夫荪亚也很尽职，但在情感上却一直觉得未能同立夫结合是个深深的遗憾。姚家的长子姚体仁在生活上或许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有不少毛病，但他在处理自己与丫发银屏之间的爱情关系上却表现出了勇敢和坚定。依照传统的观念，少爷配小姐，门当户对，少爷配丫鬟就是乱了纲常，有违礼法。体仁自小与银屏在一起，情感相通，互为爱慕，一直发展到要求成婚。但是，这种婚事遭到上上下下的反对，视其为丑事，想尽办法阻挠破坏。先是设法让体仁出国想晾起这事，此计不成，又借故想快把银屏嫁出去。可惜，怎奈体仁、银屏二人情笃，相机行事，生米熟饭，弄得姚家上下颇多被动和烦恼。或许在作者看来，这只是年轻人的荒唐行为，只是奇特而少见的现象。其实，这也是社会变革、精神开放的侧面反映，是全社会、是时代道德伦理矛盾冲突的一支细流。
社会上的政治、军事斗争日趋尖锐激烈的时候，势必要把许许多多的人裹卷到复杂多变的生活中来。在这个时候，不同的人自然会采取不同的态度，从这种不同的态度上足以看出他们的思想和人生观。孔立夫本来是下层人家的子弟，他有幸在教育家傅先生的照料下读书长进。因之，在他的身上还存在着下层人民对官场丑恶、对只求其权而置人民国家于不顾的恶劣行为的憎恶。他对这些撰文给予抨击，后来干脆还参加了对走私行为的调查。可同样是年轻人，立夫的妻子莫愁却同丈夫不一样。她“总是希望丈夫专心去研究虫子立夫是学习并研究生物学的知识分子不要闯到政治性的朋友那一个圈子”里面去。为了这个目的，她纵容立夫买最贵的参考书和研究仪器，从各方面支持他的研究工作。这既是对丈夫由深爱而忧虑他的安全，也是莫愁不闻政治埋身学问人生观的表现。当牛素云为了金钱宁愿投身到权重一时的老军人怀抱，继之又充当日本人的代理从事毒品制造的时候，阿非正在作为一名海关工作人员对走私贩毒进行着追缉和调查；当牛怀瑜在不停地干着投机钻营卖国求荣勾当的时候，他的妹妹牛黛云却不惜生命危险从事着除奸反特的斗争；在有人颓唐、消沉的时候，阿瑄在目睹了母亲、妻子遭到日本侵略军罪恶的蹂躏以后，“一路走向游击队的大本营，去参加打游击”；木兰的儿子阿通也勇敢地走到了抗日的最前线。在这个特殊的年月，“一切价值都告崩溃”，一切都在变更，有的即将消失，有的却刚刚建立起来。像曾文璞那样对社会的进步表示不满，像姚思安那样厌烦生活，像姚太太那样抱着陈腐的婚姻规范不放手的生活观和道德伦理观念，自然是要在时代的潮流面前崩溃了；而像许多年轻人那样勇敢地投身到社会矛盾和斗争中、投身到正义的事业和保卫民族命运的洪流中的精神，却会不断地勃发壮大起来一尽管有不少人抱怨他们反叛，欠教养，然而他们有热血，有良心。正因为这样，冲突的结果，他们就毫无疑问地得到了胜利。
在这到处都充满着矛盾冲突的年月里，有一个人却力图排除一切干扰，追求自我道德和性格的实现。这个人就是林语堂先生用许多不无赞美欣赏文字描写着的曼娘。曼娘在《京华烟云》中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形象。从曼娘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不少善美的东西，可是她的行动中也包含着愚昧和奴性。曼娘天生丽质，她的“眼毛美，微笑美，整整齐齐犹如编茧的牙齿美，还有长相儿美”，“真好像古书上掉下来的一幅美人图”。她自小受传统教育，在女人的“德、言、容、工”四方面都得到了严格的训练。可惜的是，她自小失去父亲，长期寄住在曾家，更限制了她自我性格的发展与表现，结果就半被迫、半自觉地成了一个牺牲品。她遵守旧道德，以为一旦订婚，自己的生命就同对方生生死死地连结在一起了。因之，当平亚生命垂危，曾家妄想挽救平亚的生命，提出以结婚来“冲喜”时，曼娘没有一点为难的表示，甚至说“活着是曾家的人，死了是曾家的鬼”，就这样匆忙地了结了自己的终身大事，把爱情毫无保留地送给了一个危在旦夕的人。在婚后几天，平亚并未因“冲喜”病情有所好转，终于病亡，曼娘也就成为一个从未沾过男人身的年轻寡妇了。守寡自然是个困苦的事，但曼娘似乎自小就有这个准备，所以她时时克制约束自己，彻底打消了再嫁的念头，义无返顾地向生命的未来走去。可悲的是，曼娘苦苦地守过了几十年，后来在躲避战乱时却未能逃脱日本侵略军的魔爪。虽然她在危急时先行上吊了，可日本军人还是对她行以戏弄，给她洁净一世的身体留下了污秽。曼娘终于未能保全自己的名分，悲惨地结束了自己凄凉的一生。这是她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造成的悲剧。这也有力地说明，在一个新的时代面前，在一个动乱的年月，试图断绝外界的一切纠纷而求得自我道德和性格的实现是多么的不容易。曼娘的行为当然未构成对他人的威胁与侵害。然而，当她把一种显然已是落后过时的道德伦理观念还奉为圭臬的时候，就已经与实际生活发生着直接的冲突。这样，尽管自以为以善待人处世，可是善却不一定就有善报。愚昧的结果不仅困苦了自己，也给恶留下了可逞之机。曼娘这个形象曾使人对她产生不少美感，可长久给人留下的却是深深的伤痛。
发生在以上这些人物精神和行为上的冲突，不管是他们相互之间，还是个人与现实、正义与邪恶、新潮与旧流方面的矛盾和冲突，都是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生活反映。《京华烟云》的作者能够把如此纷纭复杂的内在、外在冲突结合着一个个活的性格形象艺术地再现出来，从而使这些历史的冲突得以具体生动地表现，这确实是个难能可贵的贡献。历史不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它更重要的还是人类的生命与生活斗争不断演进的概念；离开了对历史人们生活与斗争演进情形的真实描绘，历史不过是个空白。《京华烟云》很好地实现了这种描绘。因之，它就显得十分充实而有深度了。
《京华烟云》在艺术表现上舒缓自如，繁而不乱，既能做到宏阔，又能达到精细，这些特色对于我们的作家和长篇小说创作都是极有学习借鉴价值的。
如果从纵的方面考虑，《京华烟云》显然是继承和发扬了《金瓶梅》与《红楼梦》在艺术表现方面的许多手法。这就是不以重大的、单项的事件为依托、轴心，而是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基础，以人们命运的发展为脉络展开描写。若是从横的方面考虑，《京华烟云》同时又较多地吸收了欧洲小说中那种重视和强调对人物心理进行深入描写的特点，非常注意结合不同的人和相异的经历刻画他们的内心世界。所以，《京华烟云》里情节的发展不是事件的提出和解决，也不是故事的开始与结束，而是人物心理命运的发展和变更。或许，事情的困难之处并不在对某种表现方法的吸收和采用，而在于对这些方法给予能动的、自如的运用与发展。
林如斯女士为我们了解《京华烟云》的成书过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她说，林语堂先生在决定写这本书时，“最初两个月的预备全是在脑中的，后来开始打算，把表格画得整整齐齐的，把每个人的年龄都写了出来。几样重要事件也记下来。自8月（1938年）到巴黎时动笔，到1939年8月搁笔。其中搬迁不算，每晨总在案上着作，有时八页，有时两页，有时15页，而最后一天共写了19页，成空前纪录。其中好多佳话或奇遇，都是涉笔生趣，临文时杜撰出来的。”还说不但在红玉之死后挥泪而已，写到那最壮丽的最后一页时，眼眶又充满了眼泪，这次非为个人悲伤而掉泪，却是被这伟大的民众所感动。”我未写过长篇小说，不知这样的准备工作是否也算充分，但我以为，林语堂先生身居异国书写“京华烟云”，如果没有亲身的体验和经历，没有对北京各阶层人们生活的透彻了解与见识，仅有这些准备，绝对是杜撰不出来的；即是如林如斯所讲的不少“佳话奇遇”，若没有深厚的生活积累也是无从杜撰的。因之，《京华烟云》可以说是林语堂先生几十年人生经历、体验的结果。有了这种经历和体验，他才能在那纷繁的史籍中寻找到演进的线索，才能把人物的性格命运同历史生活结合得这样严密协调，也才能在描写时从容掌握、杂而有序，这实标上也是他能够不环绕事件故事而以人物的生活命运发展来描绘社会历史生活的根本原因。机巧的人往往以编织精到迷离的故事情节为能事。然而，伟大的文学却永远与脱离正常生活情景的故事无缘。伟大的文学是作家把自己深刻而正确的体验艺术地置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与鲜明的性格之中的文学。《京华烟云》自然还称不上伟大的作品。然而，林语堂先生在把自己的人生体验予以文学式的表现方面确有不凡之处。
宏阔与精细常常是伟大作品所具备的特点。《战争与和平》、《巴黎圣母院》、《红楼梦》、《老人与海》等等无不是把时代的生活或巨大的思想凝聚在几家人、几件事上给以表现的。宏阔与精细是艺术的辩证法，它们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互为作用和效果。《京华烟云》在这方面也有突出的体现。在大的方面，作者敢于面对全局，鸟瞰中国大地从上到下的政治、军事斗争以及其纷乱多变的情景，叙写起来简明扼要，条理分明。其中有不少的场面描绘得十分壮阔，动人心魄。例如开篇不久写姚家出行到了保定府附近突然遇到拳民与清军冲突，又传八国联军已近北京城，一时间人心大乱，田野上人来车往、东奔西跑、惊慌忙乱、大呼小叫的混乱情形就如同目前；像木兰的婚礼，繁乱细密，千头万绪，作者描绘起来也十分从容；书近结尾时对上海前线军民协同抗击日军的战争场面，也同样紧张、雄壮，充满着激动人心的战斗气氛。可贵的是，在描绘这些历史大事件的同时，作者又能把自己的笔触深入到一些细小的、然而又是重要的小事件和人物复杂隐蔽的内心世界中，从而留下许多精细而有意义的小素描。例如《京华烟云》中写到的陈妈这位老人，她的儿子陈三被迫去当兵，匆促告离了老母。战乱之年，老娘思儿心切，每年缝好新衣待儿归来，可是一等几年不见踪影，结果自己带着为儿子缝好的不少衣服，从河北乡下到北京来找儿子。但她不知儿子的部队在什么地方，总相信自己会在北京找到，也许某一天出门就能突然碰上儿子。即是到姚家当仆人以后，仍然定时定点地去寻儿子。最后，虽然她为寻儿子失踪了，不知结果如何，可作品通过这位普通的老人，把伟大的母爱和人间的骨肉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透过它，也把战乱给人民带来的伤悲和痛苦灾难表现得非常充分。还有像表现红玉对阿非既深深地爱着，又不时地担心会失去阿非，还苦恼自己身体虚弱多病将不能生活得幸福的复杂心情，也非常的细致入微。当读到红玉给父母留下一纸血泪告别文字，纵身池塘自溺身亡的时候，小说对于读者的冲击和震动极为强烈，使人忍不住伤心落泪。有一天，红玉同木兰说私房话，红玉对木兰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怕失去了他指阿非父木兰这样回答她：“这就是你爱得太深了。爱是永远不能封口儿的创伤。人爱别人的时候儿，一定会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那是她心灵的一部分，她于是各处去寻找失去的那部分灵魂，因为她知道，若不去找到，自己便残缺不全，便不能宁静下来。只有和自己的意中人在一起时，才又完整如初；但是自己的意中人一旦离开，自己又失去意中人携走的那一部分，那就直到重新和意中人团聚时，才得到安宁。”这段话说得颇富哲理，也真带感情，它描述了人的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心理情形。这自然不是木兰转述的智人哲语，它实际上是木兰自己心境的写照。木兰对于立夫的感情就一直经历着这样的情形。类似表现少女细密感情的文字，在书中还有许多。
宏阔与精细描写的有机结合，使得《京华烟云》在布局上疏密有致，虚实互补，宏大而不空泛，细致而不腻滞。持书在手，直至卒读。
林语堂先生已于1976年在香港病逝了。他未能目睹他的故国人民在这一年后所不断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更未能看到自己的《京华烟云》在内地公开出版发行并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一切对他来讲都是无尽的遗憾。今天，当我力求历史地、实事求是地认识和理解林语堂先生和他的作品的时候，我想，不管这些认识和理解是否全部准确，理解是否妥切，林语堂先生如果地下有知，也许都会感到欣慰的。
（1983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