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反过来想，那么，究竟是哪里不对头了呢？想来想去我又得出了一个结论：是时代不同了，人的观念不同了。我们那代人，能得到一个机会为国家做点事情，就心满意足再也不会去计较什么了。现在可不同了。有一回，我女儿的一位同学考上了长沙国防科技大学，问我去那里好不好？我回答说，好哇，当然好！女儿却在一边用鼻子哼了一声，说：学校好算什么好？爸爸好才算好呢！只要有个好爸爸，上再差的学校毕业后也能分配到好的城市，分一份好的工作。爸爸不好，上再好的学校也白搭，等着毕了业去边远地区钻穷山沟吧！我当时很吃惊，没想到现在的年轻人想问题这么实际。我不是反对年轻人要实际一些，但实际也有大小之分，不能只顾了个人生活的小实际而不顾国家的大实际是不是？前几天有人告诉我，说现在高校毕业分配时学生们都抢着要去‘天南海北’。我说这很好嘛。人家就笑，问你知道什么是‘天南海北’吗？我说那当然是指边远地区了。人家这才告诉我，什么边远地区呀，那是指天津、南京、上海、北京。原来是这么个‘天南海北’！一提起这些来，我心里就很不舒服。我们这代人是习惯了把做事放在第一位的，个人生活其次。我们做起事情来，从来不会从个人生活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都是从国家考虑，从事业考虑。我们刚去长春的时候，长春城战后的那副样子简直是惨不忍睹。可是大家谁说什么了？哪个不是高高兴兴地打起铺盖卷说去就去了？
我刚到长春的时候，那座城市简直是惨不忍睹。整个城里找不到一棵有皮的树。在几年前那场长达五个月的围困战中，城里所有的树皮都被饥饿的老百姓扒光了，吃掉了。说是先从扒榆树皮吃起的，待榆树皮扒完以后就不管什么树都扒、都吃了。还说后来连吃死人肉的都有。据说，那一次长春城里活活饿死了十五万人！一进长春城，我满眼都是残垣断壁，到处都是拆掉了房顶的房壳子，走遍全市也找不到几座完整的屋顶。房子也都是在那场围困战中拆掉的。因为没有烧的，人们只好把木制的房架子拆下来烧掉了。其实，当时烧掉的不只是那些房架子，所有能点燃的东西都找出来烧了，包括路边木制的路牌子，甚至包括沥青路面，统统都被抠下来烧掉了。据统计，全城共破坏了230万平方米的建筑！
那时候，城里的空地皮和空房子有得是，缺得就是人，尤其是象我们这些来搞建设的人。所以，只要我们提出来要哪个地方，军代表立刻就会批给我们。当时，市中心有得是好地方，但是我偏偏就看中了当时最脏、最破、最偏僻的铁北区了。铁北是长春市的工业区，工厂大都集中在那里。我看上铁北，是因为我看到铁北矗立着一个完整的大烟囱。没有烟囱建不起熔炼玻璃的炉子，搞不了光学玻璃，这个现成的烟囱能为我们节省六万块钱呢！所以，一看到那个大烟囱我就乐了，我立刻指着那个大烟囱说：“我就要那个大烟囱了！”于是，铁北天光路那一大块地方就归了我们了。
现在谁也不会想到，我们筹建建仪器馆是从盖房顶、填炮弹坑、清除破坦克开始的。铁北天光路那只大烟囱旁边是一大片空旷的场地，场地上到处是炸弹坑、碎弹片和被打烂了的废弃坦克。我领着我带来的第一批28个人，在这片千疮百孔的土地上一锹一锹地挖，一镐一镐地刨，硬是为仪器馆开出了一大片地方。
1953年1月23日，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在长春正式成立。中科院院长会议决定，由我担任仪器馆副馆长，并代理馆长职务主持仪器馆工作。
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的诞生
筹建仪器馆我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龚祖同。
当初，我刚刚回国的时候，龚祖同曾真诚地邀请我去他那里共同研制光学玻璃。虽然由于客观情况不允许而失去了这种可能，但那一次与龚祖同的短暂接触，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龚祖同长我整整十岁，我入清华物理系的那一年，龚祖同已经是清华物理系的研究生了。研究生毕业后他又去德国留学了四年，在柏林工业大学攻读应用光学专业。1938年龚祖同回国。从那时候起，他就一直为发展中国的光学事业，为研制光学玻璃而四处奔波。但是，他从昆明到贵阳，从秦皇岛到上海，整整奔波了十多年，吃了无数的苦，碰了无数的壁，最终却一事无成。
我很理解龚祖同。我看出龚祖同是一个对国家、对事业有着极强的责任心的人。是一个与我有着共同的追求，能够踏踏实实做点事的人。所以，筹建仪器馆后，我立刻给龚祖同写了一封邀请信，诚心诚意地恳请龚祖同前来担任仪器馆光学玻璃实验室的主任。我在信中还承诺要为龚祖同提供研制光学玻璃的一切必要条件。我相信，只要有了能搞光学玻璃这一条，龚祖同就一定会来的。
龚祖同果然欣然应允，立刻举家北迁，前来相见。
这是我们相识后的第二次见面，距第一次见面仅仅只有三年的时间，眼前的一切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年前是龚祖同邀请我，而这一次则是由我来邀请龚祖同了。三年前，龚祖同邀请我的时候中国还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呻吟，中华大地峰烟四起、遍地狼夷，人民水深火热、生灵倍受涂炭；而三年后的今天，祖国已是处处莺歌燕舞，一派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景象了。相见之下，我们两人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我立刻任命龚祖同为光学玻璃实验室主任，并郑重地把自己最看重的研制光学玻璃的工作交给了龚祖同，同时交给龚祖同的还有我积累了十几年的经验和我在英国研究出来的光学玻璃配方。当时龚祖同对我的诚意十分激动。
也许有人会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为了光学玻璃，已经追求了许多年，牺牲了许多灼手可得的个人利益，做了许多的学术准备。但我为什么要在条件成熟，机会来临的时候，把自己积累的宝贵经验交了出来，把一个难得的机会让给了别人？难道我就不想出成果，不想亲手研制出光学玻璃，了却自己心中多年的夙愿吗？
说老实话，我何偿不想！这显然是一件谁做谁出成果，谁做谁出名的事。哪一个科学家不希望从自己的手中出成果？哪一个科学家不希望亲手填补国家的空白？哪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不希望获得更多的荣誉？我也是凡人，我既有做为科学家的对科研工作的痴迷和热爱，也有做为凡人的对荣誉的追求和崇拜。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我这样做的呢？
是责任！责任，是可以使一个人在瞬间完成某种转变的巨大砝码。当我接下仪器馆的工作开始用中国科学院仪器馆馆长的眼光看问题的时候，当我意识到发展中国光学事业、精密仪器事业的重担已经压在我的肩头的时候，我就已不再是昨天的我了。昨天的我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家，我再胸怀大志，再不乏远见，也难以摆脱自身所处位置的局限，也难免会使思维受到具体事物的囿制。但一旦责任的砝码确立之后，天平倾斜的方向便会立刻发生改变，毫不犹豫地转向更重、更大、更主要的一方。这时的我想得更多的则是仪器馆的发展、是新中国的光学、精密仪器事业的发展了。我深深地懂得，在目前这种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发展光学、精密仪器事业，只靠少数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团结一大批人共同努力，才有可能最快速度地得到发展。我尊重龚祖同，相信龚祖同的能力，因此，我决心全力支持龚祖同，以研制光学玻璃为技术突破口带动仪器馆的工作，为发展中国的光学精密仪器制造业奠定基础。这时的我心里已经容不下丝毫杂念了，我只剩下了一个念头：尽快搞出中国自己的光学玻璃来！
龚祖同果然没有辜负我的信任，他立刻以极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去了。在最初那些艰苦的日子里，龚祖同一边风餐露宿同大家一起艰苦创业。一边亲自动手设计出了玻璃熔炉和光学玻璃的后处理设备。我无条件地支持龚祖同，和龚祖同一起带领大家，就着铁北的那个大烟囱一砖一瓦地砌起了第一个玻璃熔炉，盖起了一座玻璃熔制厂房。有了这些基本的条件，龚祖同很快就把光学玻璃的研制工作开展起来了。
人的潜力常常是不可估量的，它会因精神因素的激活突然释放出超常的能量。那段时间，龚祖同的精力显得格外充沛，他几乎不分昼夜地守在玻璃熔炉旁。连龚祖同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付出了十年努力而不得的光学玻璃竟会在短短的几个月间就研制出来了。
中国科学史永远地记录下了这个日子：1953年12月，中国科学院仪器馆熔炼出我国的第一炉光学玻璃。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的诞生结束了我国没有光学玻璃的历史，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的后面永远地留下了龚祖同的名字。我对此没有遗憾，没有私念，只有对学长龚祖同的真诚祝贺和感激。
八大件一个汤
1956年，我受国家科委的邀请，参加了制订《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工作。这项工作极大地开阔了我的眼界。当时，我负责起草光学、精密仪器发展方面的有关条款。在我和一些人的建议下，规划中把发展我国仪器制造事业、提高我国仪器制造的科学技术水平列入了重要项目之一。
但是，在制订规划时发生的一件事，却使我始终耿耿于怀。我们在制定《规划》时，一直有苏联专家参加。在制定的过程中，苏联专家的意见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我和我的同行们提出要把研制电子显微镜列入规划，但这个意见却立刻遭到了苏联专家的反对。因为那时候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能做电子显微镜。记得苏联专家当时轻蔑地打断我们的话，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断言说：“就你们目前精密仪器的落后现状来看，十二年内你们中国根本就不可能做什么电子显微镜！”当时的情景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我始终忘不了苏联专家那居高临下的神态和轻蔑的语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