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英国去还是到解放区去？
在上海期间，我听说吴有训先生也在上海，就去看望他。吴有训先生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我的老师。此时，他正在上海交通大学做教授。记得吴先生当年在清华时，风度翩翩、才华横溢，深受我们这些清华学子的崇敬。虽然十年没见面了，我见到吴先生仍然感到很亲近。那一次，我与吴先生谈了很久。我回忆了过去在清华的日子和离校后的经历，也谈到了自己目前的处境。我不知不觉地向吴先生坦露了自己的心际，讲述了自己回国后的种种感受，也流露出对国民党现状的不满和对共产党寄予的希望。就在这次拜访后不久，有一天，吴有训先生突然捎信请我到他家去一趟。我以为吴先生找我有什么急事，就立刻匆匆赶去了。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吴先生急急忙忙地把我叫了来，却似乎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只是东一句西一句地唠着一些闲话。唠了半天，吴先生才顺着话头说到了国内的局势，说到了共产党、解放区，说到了共产党要在东北解放区建立一个大连大学。说到这里，吴先生用试探的目光看着我说：“你是知道的，要建这样规模的大学需要很多象你们这样的人才……”
话就说到这了。但对我来说，这，已经足够了。我毫不犹豫地对吴先生说：“我愿意去！”
于是，吴有训先生给我引见了一个叫沈其益的人。
沈其益是南京中央大学教授，是位植物病理学家。他的胞兄沈其震是位医学博士，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医学院。曾任大公报医学顾问、新四军卫生部部长、中央军委卫生部第一副部长。沈其震从1946年起，就接受潘汉年的领导，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开展工作，动员高级科技人员和民主人士赴解放区参加工作。他的弟弟沈其益也一直利用自己能接触很多专家学者的条件，暗地里协助沈其震联络各方面人才。1948年秋，中共中央决定在东北创立大连大学，以“适应全国解放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需要”。由于当时的科技人才主要集中在国统区，经中央批准，将一直从事这项工作的沈其震调入大连大学，于1948年冬派往香港，负责在国统区科技界开展工作，争取爱国的专家学者到解放区来参加创办大连大学。沈其震以香港京华公司老板的身份做掩护，坐阵香港，由其弟沈其益在上海、南京等地开展联络工作，负责把爱国学者和各类人才分批秘密送往香港，再由沈其震负责把他们从香港秘密转送到解放区。
后来我才知道，吴有训先生早在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时就与沈其益有着很深的交往。由于吴有训先生思想进步，倾向共产党，因此一直受沈其益的委托在暗地里为共产党联络人才。我去拜望吴有训先生时，沈其益恰巧正来到上海开展工作。我在谈话中流露出的进步的思想倾向当时就引起了吴有训先生的注意。我走后，吴有训先生就把我的情况向沈其益介绍了，沈其益十分感兴趣，他们立刻约我前来面谈，于是便有了这场决定我命运的谈话。
那以后就开始了一段紧张而又激动人心的日子。一切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秘密地联络，秘密地做各种准备，秘密地躲开所有人的耳目。每一天都开始变得新鲜了，每一天都开始充满了希望。
就在快要动身的时候，我却突然收到了一封邀请我去英国的电报。电报是英国昌司玻璃公司的老板发来的，大意如下：
尊敬的王大珩先生：我从汉德先生处得知，王先生回国后境况一直不佳，始终无以施展才能。王先生在我公司任职多年，工作卓有成效，我非常希望王先生能够重新回到昌司公司，与我们共同发展昌司的事业。
如王先生有意，请速回电，我将为您提供一切方便。
原来，汉德收到了我写给他的那封信后，十分为我的处境担忧，他立刻找到老板，向老板提出了请我回昌司工作的建议。老板当初就不愿意让我离开昌司公司，听了汉德的建议，马上应允，并立刻发来了这封邀请电报。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能得到这样的邀请是十分令人羡慕的。那时，谁不想摆脱国内纷乱的社会环境，谁不想寻找一个好的出路，但都苦于无门。现在，一个现成的机会送到了我面前，那里有好的工作环境，有优厚的生活待遇，还有人愿意为我去那里提供一切方便，这是多少人都求之不得的。我周围的人都羡慕极了，他们纷纷跑来向我祝贺。所有的人都断定我一定会立刻动身前往英国，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我能放弃这个送到眼前的极好机会。
凭心而论，如果这封电报来得早一些，我或许会动心。面对无以发挥才能、无以施展抱负的现实，我极有可能会接受英国朋友的真诚帮助和英国公司的热情邀请，再一次漂洋过海远走他乡。但是，这封电报毕竟是来迟了一步。在接到电报之前，我就已经对自己今后的道路做出了最后的选择。虽然在选择的时候，我只说了四个字：我愿意去！但这几个字决不是轻易说出口的，这是我在失望和希望中长期思考的结果。没有什么能使我改变了。
我很感谢汉德，很感谢这份来自英国的电报。这份电报来得太是时候了，我正愁着找不到借口离开上海，一个最好的借口就送到了我的面前。我立刻慌称自己已经接受了昌司公司的邀请，准备立刻取道香港去英国。所以我去香港的手续办得十分顺利，一路绿灯放行。
所有的人都以为我去英国了，但实际上我却在沈氏兄弟的安排下，悄悄地来到了香港。在香港逗留期间，我给汉德和昌司公司发了一封信，感谢他们的邀请和关心，告诉他们我已经找到了工作，不再去英国了。我在香港认识了同行的几位学者，电子学家毕德显、建筑家汪坦和生物学家何琦等人。他们都与我一样，是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前去大连大学工作的。我们几人在维多利亚湾秘密地登上了一条开往北朝鲜的俄国货船--AZOV号。从那里直抵北朝鲜的兴南港，又从兴南港转道安东，从安东改乘火车，到达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大连。
要办就办个应用物理系
一进入解放区，我立刻觉得好象周围的空气都不一样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十分振奋，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场面，到处是欢歌笑语。最使我没想到的是，我们这些人立刻就被奉为座上宾，受到了各级领导的热情的欢迎。不仅大连大学对我们的到来表示了热情的欢迎，连旅大区党委书记欧阳钦都亲自出面接见我们，对我们勇于冲破封锁，毅然来到解放区参加建设的行动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和欢迎。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人，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共产党人的真诚和热情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大连大学的校长李一氓是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他早年就读于江沪大学和东吴大学，曾担任过国民革命军南昌总政治部秘书长、新四军秘书长。参加过南昌起义，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大连大学的工学院院长屈伯川和医学院院长沈其震也都是老革命了。沈其震自不必说了。屈伯川是一位曾留学德国的化学工程博士。他1939年就参加了延安自然科学院的筹建工作，后曾任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工业试验所所长、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工业局副局长等职。这是一批典型的学者型的共产党人。他们或留过学，或受过高等教育，本身就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因此，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情况和心情十分熟悉了解。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长期在知识分子中间从事统战工作的，因此，他们很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很懂得如何与知识分子相处，很懂得如何去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我们这些人几乎立刻就被分别委以重任了。我被任命为物理系主任，交给我的任务是要在极短的时间里把物理系筹建起来。我发现共产党的确是很有诚意的，共产党不仅对自己这样来历清白的人表现出了欢迎和信任，甚至对那些曾与国民党有过或多或少瓜葛的人，也表现出了的极大的宽容和真诚。有一名留学回国后曾在国民党机要部门工作过的教授，来到解放区后心中始终放不下，生怕共产党对自己弃暗投明的心情不理解，生怕共产党对自己信不过。没想到，当他怀着忐忑的心情把这段历史向学校讲清后，吕振羽校长当即就向他详细解释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一贯政策，并诚恳地勉励他甩掉包袱，轻装前进，把自己的学识才智贡献给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共产党人对待知识分子的这种诚挚的态度，不能不使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个个欢心鼓舞、干劲倍增。自从回国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品尝到受重视、被尊重的滋味。我回国后一直漂泊不定，在解放区我才找到了回家的感觉。我从心里感谢这个家对我的接纳，感谢这个家对我的信任，我决心要为建设这个家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学识。
那时我热情高涨，年轻气盛。刚被任命为物理系主任就凭着一腔热情，闯进工学院院长屈伯川的办公室，直接了当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要办就办个应用物理系！我说，我们是为建设新中国培养人才的，而建设新中国最急需的是大批应用人才。我很诚恳地向屈伯川院长陈述了自己的见解。我说在国外这几年我有很深的体会。国外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物理人才中，有很大一部分毕业后都进入了工业企业。由于他们有很深的物理基础，因此在解决生产技术中的问题时，常常要比单纯搞工程技术的人思考得更深一些，解决得更好一些。我自己就在国外工业企业工作过，我注意到物理人才在国外大工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屈伯川院长十分赞成我的想法，当时就决定把物理系改成了应用物理系。
许多年以后，有人问我提出办应用物理系那会儿领导当时是怎么答复的？事后是在那一级会议上研究的？经过多长时间由那一级批准决定下来的？
我如实回答之后，引出了对方一脑门子的问号。
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没了？
没了。
对方眼睛瞪得圆圆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半天收不拢。
我就乐了，我说：“你哪里知道，那会儿我们这种人讲话管用着呢！那时候，不管我们提出什么建议，只要是合理可行的，就一定会被采纳！”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从那时起直到解放初期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年间，党与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极亲密的关系。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受到共产党真诚热情的感召，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生政权的建设中。更有许多身在海外的知识分子也在共产党的感召下克服重重障碍返回祖国，为建设新中国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没有什么比信任和需要更能使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动心的了。
那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记忆中最为舒心、最为振奋的一段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