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的批注口气，此公性格是比较爱表现的。如果他曾经搜集过遗稿的话，他会不在评语里夸夸其谈他的功劳么？但他曾经在批注中说过传阅原作时，有散失现象，并表示遗憾。他知道散佚，却不补救的感情，证明他和曹雪芹的关系，并非如他批注中说的那样亲密，亲密到能够介入其创作过程。还有一处很露马脚的批注，第十八回的“画出内家风范，《石头记》最难之处，别书中摸不着。”这句夹批，似乎可以断定脂砚斋是外地人。其实，长住天子脚下的京师人，对于“有十来个太监都喘吁吁跑来拍手儿”，是司空见惯的事。只有京外之人，才会对此大惊小怪。我记得我在劳动改造时，一位对我还算和善的小队长曾经认真地问过我，因我是从北京发落到他那深山老林里修筑铁路的。他要我证实，在北京中南海里清扫厕所的那个人，恐怕也得是个处级干部吧？因此，脂砚斋有些像民间故事中那位乡下女人，下雨天，下不了地，很羡慕皇帝娘娘此刻肯定在包饺子吃的孤陋寡闻，才津津乐道吧！
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性，就是脂砚斋在批注此书时，已是在程伟元和高鹗收集遗稿以后，再难找到什么断章残句的时候。这表明，他要晚于曹雪芹以后很久的一辈人。如此说来，批注中的什么“姑赦之，命芹溪删去”的长者口吻，就可能是变戏法的障眼术了。因为在中国，有些人特别爱当老爷子，有些人也就尽量不惹老爷子。他抓住了这一点，摆出一种老爷子的姿态，老三老四，让你坠其壳中而不觉。
红学家们一直把第十三回的这条批语，认定脂砚斋为曹雪芹家族中一个身份特殊的人，是直接进入曹雪芹创作过程中的评论家、知情者、指导者。他比现在那些拍电视的剧组中策划、制片、导演，对于编剧的影响还要大得多，可以命令他删去。如果不是曹雪芹，而是王雪芹、张雪芹，或许有这种遵命行事的可能，但像这样一位大师，能对这样一位有时连批语都写得不大通顺的脂砚斋，俯首贴耳么？
这都是不大可以说得通的疑窦，于是，红学家赶紧跳出来辩白，他是曹雪芹的叔叔。小仲马能不听大仲马的话吗？其实，写过东西的人都明白，作家创作的自主性，只是在极其强迫的条件下，才会屈从外来的压力，改变原来的想法和写法。如果，一个作家自己坚持不想删改的话，命令是不起作用的。否则中国文学上，就不会有那么多掉脑袋的文人了。
还有第七十七回的批语：“余旧日目睹亲闻，作者身历之现成文字。”也是被红学家奉为圭臬，当成理解曹雪芹《红楼梦》的一把钥匙。于是，他的所有暗示，成为续书真伪的试金石。由于，批语中这种煞有介事的词句很多，还有许多感慨，挺能把人唬住的。可自有小说这东西以来，没有一部作品，是像拍照似的，直接从生活中原样搬来的。脂砚斋主人根本不懂得文学形象和生活真实，是两回事，生活中从来不会有现成和完整的小说，等你去写，那用不着作家，派个速记员就够了。作家的形象思维，是真实，又不是绝对的真实，是生活，又不完全是生活的拷贝。脂砚斋把两者机械地等同起来，违背了文学创作的基本原理。诸如“并非杜撰而有，作者与余实实经过”等等只言片语的印证，纯属误导读者，如果文学创作就这么简单直接的话，一位大师所做的事，随便拉来一个低能儿，也可以干得了的。
据最近病逝美国的张爱玲考证，她认为，从书中人物两套年龄系统来看，《红楼梦》有可能是在《风月宝鉴》和《石头记》两部作品基础上合成的，那么脂砚斋的“目睹亲闻”，很可能是他个人的幻境了。
幻觉对于某些太自作多情的人来说，不是没有可能产生的。鲁迅先生写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租界里的某些阔少，到妓院里叫上一大群姑娘，过过怡红院里宝哥哥左拥右抱的瘾。也是《红楼梦》看得太多，沉迷其中，幻想自己是贾宝玉，才去追求这种感觉的。对于脂砚斋，不能不承认他把这部书看得太深太透太细太密太投入，以至于分不出什么是艺术的境界，和生活的现实，把真实和幻觉搅在一起。他把自己视为金陵那条街上荣宁二府中的一员，生活在臆想和白日梦里，也不是不可能的。脂砚斋在第四十九回眉批里说过：“今余亦在梦中，特为批评梦中之人而特做此一大梦也。”这倒恐怕是他精神状态的准确描写了。
脂评本第十七回有一句旁批：“不肖子弟来看形容。余初见之，不觉怒焉，盖谓作者形容余幼年往事，因思彼亦自写其照，何独余哉。信笔书之，供诸大众同一发笑。”在这里，这位脂爷，已经登堂入室，不但视自己是与曹雪芹一样的不肖子弟，而且，还和他一样的贵族家庭的经历，一样的簪缨世族的童年。那么，也自然是一样的文化教养，一样的书香门第。然而，这样一来，说不通的问题又来了。《红楼梦》中大量的诗词歌赋，酒令谜语，楹联字画，祭诔禅偈，表现大师达到极至境地的才华，未见脂砚斋有强烈的反应，这不由得不疑问？
而最起码的唱和，是中国旧文人最爱干的一件风雅事，他竟未在批注中留下一点痕迹。在文人最喜雕章琢句的推敲上，也未见他对曹雪芹做过任何助益的事情，这又有些费解了。于是，只能作曹雪芹写书时，脂爷并不在场的解释。而且他在那首《葬花词》的眉批上写道：“且读去非阿颦无是且吟”，也证明他未和曹雪芹有什么交流，如果像他所说的关系紧密，会不懂得是作家为自己的人物所写的诗嘛？可见他一不懂文学创作是怎么一回事，二是他假戏真做，入戏之深，也太难以自拔了。竟相信非这个林黛玉，写不出这篇《葬花词》，那也太可笑了。
对于高鹗的贬，对于脂砚斋的褒，都有不实事求是之弊。
还应该看到，有些人在造假作伪方面是不可疏忽的。1927年以后，胡适之先生倡红学研究的“自传说”后，一下子发现了那么多的脂评本，巧合得令人蹊跷。前几年，又挖出了一块石碑，还有裸葬什么的神话，也是附会得让人惊讶。因此，再过若干年，爆出一条新闻，在某地某夹壁墙里，找到曹雪芹亲笔手书的足本《红楼梦》，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假钞票都造得出来，造一部假的《真迹红楼梦》，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我们这个国家，从《尚书》开始，那些老祖宗们，就学会了作伪，从此弄不清真假。后人为了辨伪，竟出了八卷《尚书古文疏证》来破析。所以，有那么一个自称老朽的脂砚斋，再加上什么畸笏叟、棠村、梅溪、松斋等一群热心之徒，好事之辈，冒充曹雪芹的叔叔、大爷，或其他什么人，使自己的评点批注的手抄本，更具有可信性、权威性，当然也有了可卖性，何乐而不为呢？商业价值是驱使作伪的动力，一部打出真本旗号的《红楼梦》或《石头记》，可以开口索价好几十两银子，自然就有人来作这样的假了。脂本之一种，那部蒙古王府本，可能就是一位到北京来出差的蒙古王爷逛琉璃厂，以高价从这些人手中买来，而后带回去珍藏，这来历是大致不会错的。
再说，这种在手抄本的批语上作伪，应该不至于多困难的。
虽然印刷术在中国早就出现了，但中国文化学术的传播，特别是非官方的，更多是靠学子们一笔一笔地手抄流通的。抄书，是每个读书人必做之事。当时，有一大批受雇于宫廷的缮写人员，纪晓岚主持《四库全书》总编纂的任上，得有多少人伏案疾书啊！很遗憾，对于这些手民，简直没留下什么报道。他们拿多少工资，享受什么待遇，一天要抄写多少字，是计时还是计件？都不得而知了。除了这批官方抄写人员外，社会上，还有更多的职业抄写者，以替人抄写谋生。蝇头小楷，一笔一画，也是一项艰苦的劳动。
在这批抄书大军中，有的，水平不高，如《红楼梦》的某些抄本中，把贾芸给宝玉送海棠花的那封效忠信，结尾的“一笑”两字，本是夹批，被误入正文，就是一例。但有的，也许是并不弱的高手，不大甘于作枯燥无味的抄书匠，因此，在抄写比阅读还要深刻的理解过程中，渐渐生发出感想，生发出议论，然后于抄写之中，将这些触动，落诸笔端，夹评夹批，说出自己的见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特别是感情太投入于书中的话，那几乎不由自主，非要扮演这个角色不可了，这也是中国文人好说话的天生弱点。中国旧小说无书不被评点，这是一个客观因素，后来，印刷术普及，不用手抄书了，评点之风也就寝息了。
可是，这些想体现自我价值的抄书匠们，终归是无名的小人物，由于他们不能像李贽、李渔、毛宗岗父子、金圣叹那样亮出自己的牌子，可又不甘沉默，只好假托一个什么名目，最佳之计，莫如扑朔迷离地虚构出一个作者的知友近亲，是最有鼓蛊力的了。
于是，我不禁猜想，脂砚斋会不会就是这样的抄书人当中的某一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