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倡导的“文革”博物馆迄今没有建立起来。但中国人不会因而抹去心灵中的那一片沉重的黑云。中国沉重的精神空间因有了那个长达十年的震惊世界的疯狂而益显丰富。这个民族的坚忍闻名于世，但它决不会轻易忘却数千年文明史上的“极端”记忆。政治和文化的题目太大了，这自有专门的人去思考。我们关注的只是文学这个寂寞的角落。通常听到的对那一段文学事实的描写，几乎是公认的空白论。有的文学研究者也就真的把一片大大的空白留给了那段历史。这当然是误解。首先是那个时期并非是真的文学寂灭。人们通常说的没有文学，指的是没有我们认可的那种常态的文学。而失态的和非常态的文学却一直公开的或隐秘地存在着。这指的是包括公开、民间和地下的三种状态的文学而言。前者指公开的出版物所表明的一切，其余二者则指疏离舆论控制的接近自在状态的文学实践。
现在已有人在从事这方面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如《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便是一本纪实的书。所谓文学的空白指的若是价值的否定，这一认知的歧误则比前者还要深。一个社会的存在总有与这一存在相应的文学表现。对于要求服务政治的此时此地的文学，这种文学对于社会政治的表现并非无心而更近于有意。对“文革”时期社会动乱和社会异化的最好说明应是那个时代公开发表的文学。而流传于民间的文艺方式则是民众真实心态的自然传达。这里有曲折的抗议，有辛辣的讽刺，也有并不勇敢的受压抑的情感的流露。从上述这些意义看，这一时期文学具有很高的社会认识价值是无庸置疑。它以那个时代的特殊语言和特殊形式，为我们保留了有趣的和虚张声势的（煽情、滥情、矫情的）文学说明和原始素材的累积。这是一种很难重复的文学时代，即使它极端的悖谬和荒唐。从文学角度来看，它们展现的价值也非同寻常。客观上它对于丑的表现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和强度，即使疯狂和虚假，也是前所未有的登峰造极，千篇一律。无以复加的“最、最、最”的思维方式，极端政治化的词汇和形容，模式化的人物造型，矛盾冲突以及表演上的公式主义，对人类普通感情的回避、歪曲乃至仇视，对人间正常情感情绪联系的“革命化”处理，审美提倡上的不加节制的宣泄，和一无例外的“热烈”“激昂”“乐观”“雄心壮志”，一切一切的装腔作势，对于我们这些文学研究者都是千载难遇的文学奇观。一部完整的当代文学史不能没有对这段“空白”的描写和充填。它极可能由于留下了这一真正的空白而变成真正的残缺。只有包括和保全了对这段文学异化的资料和描写，我们的文学史和文学研究才是真实的和完整的。
目前最可担忧的是对这一历史的疏忽和漠视。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一切对于后来者可能变得陌生甚至无知。要是那样，才真是我们这一代人对历史的失责。因为这是一段不可忘却的历史。对于文学而言，情况就更是如此，“文革”的推动者也是这一文学形态的最积极的设计者，通过文学去了解社会是妥贴而可靠的途径。有人把这一段文学的出现归结为几个人的文学提倡，或归结为“样板”文艺的推广。其实不然。它是中国现代极左思潮长期发展到极端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当然，60年代中叶的政治形势加速和催促了它的实现。同时，这段空白从一定意义上看，却是后来新时期文学的“母体”。是那种极端化造出了新时期文学勃发的生机。中国文学的迁徙和运行有时看来是异常的和失控的，它的极端表现往往让人大出意外，甚至造成举世震惊的效果。然而它却是中国地地道道的特产。
研究中国文学要是摒弃了这种极端的变异，那就等于忽视了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事实。我们应在力所能及的文学研究领域实现对“文革”这一“空白”的填补。由于对这段“空白”的误解，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和文学史写作领域，大体上依然保留了一个被误解的空白。我们现在认识到：不论是“样板戏”、“金棍子”姚文元或“初澜”或“梁效”的“大批判”，还是红卫兵文学，或是知青的地下文学，都是一座未曾发掘的地下文学库藏。我们不仅可以从中得到关于社会、政治形态的生动的文学说明，以及在那个异常年代普通人受压抑的心灵世界的了解，还可以得到无与伦比的审美变态的全部丰富性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