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这一学科以40年代的结束作为它的起点，既取决于社会形态移易的因素，亦有文学发展内在规律所使然。进入50年代以后产生于同一文化母体的中国文学，开始以大陆和台湾两大板块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按照各不相同的意识形态的要求，并接受来自不同层面的外来影响而自成体系地向前推进。这造成某种隔绝和对话的艰难，但却也因而酿造和积蕴了丰富。
例如，中国文学因农民文化及其审美情趣的提倡而拥有了赵树理类型的植根于乡村土层的本色农民作家；也有了如白先勇那样出身官宦名门而又感慨于身世飘零的、既接受中国传统又有丰博的西方文化素养的知识型作家。又例如，与50年代席卷台岛的以纪弦为旗帜的诗界“现代派”运动发生的同时，在大陆则有与前者完全相悖的关于诗歌必须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的指令。这异趣共生的文学奇观几乎随时都在发生。中国当代文学就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语境中冲突、激宕、交叉、对立，由互渗互补而指归于融汇。像这样的局面在新文学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加上在中国大陆数十年来政治运动不断，其影响深深决定并改变了当代文学的性质和命运。这些文学的和非文学的事实，增加了这一学科研究的难度，却也造成了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丰富。把动荡时代和艰难时势给予文学的这一切繁复的叠加，以文学史的方式加以描写，是海峡两岸学术同行共有的使命。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和了解的增进，旨在超越意识形态的限定并在大中国的视野下，既是综合的又是比较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正急迫地期待我们去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今的几乎所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都只是分割的“半部”而不是完整的“一部”。
这种遗憾也许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能够得以补偿。中国当代文学如今成了可以无限地向前延伸的学科。也许它的某些组成亟待在现代文学史中得到接纳，而在这愿望未能实现之前，则中国文学的发展有多长，“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亦将有多长。这局面甚不合理，而且带来了研究的难度，使当代文学学科面临双重使命的困窘：一方面，它面对的是对于已拥有的40余年文学历史的归纳、总结和清理；一方面，它还必须面对源源不断地出现的作家、作品和纷繁驳杂的文学现象。当代文学学科面临的是静态的学术研究和动态的现状跟踪的结合，文学史、思潮论和文学批评的结合，这些双重乃至多重职能的逼迫。这种逼迫成了当代文学学科的宿命和不解的难题。中国文学一旦结束禁锢和封闭，便如决堤之水汪洋恣肆。新作家在涌现，新作品在堆积，各种出版物铺天盖地。
在当代文学学科，不仅面临对于历史的整理和重读的重大课题，同时还面对资料鉴别、剔除和积累、提炼的沉重负荷。对于历史经验的沉思和对于当前现象的动态归纳，足以使任何精力旺盛的学者和批评家心力交瘁。如何全面地把握历史和现实，如何在纷至沓来的复杂现象面前开掘提取那些富有意义的典型事件而排除非典型的权变，这对于从事此一专业的人是一种特殊本领的考验。学者的冷静缜密与批评家的热情锐敏；科学的周密与参与的激情；宏观的整体把握与对于文学潮流涌动的追踪与捕捉的综合品质，正成为对于从事这一学科研究者才能的某种期待。中国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在五六十年代的高等教育中，只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附录部分而未予独立。在丰富而成熟的现代经典之林中，那时的当代文学呈现出明显的弱势，因而，当代文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门类便受到轻忽。
“文革”后，这一学科在一些高校率先从现代文学中分立出来，于是开始独立学科形态的建设。在当代作家、批评家以及学者的多方面努力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获得了显着的成果。在这样的局势下，旧日那种“当代”只是“现代”的补充或附庸的观念显然是不适应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挤压逐渐消解，反归自身的文学迅即为改变以往的单一模式而实现文学的多元格局。独立的心态，创新和变革的激情，把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推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高度。但是，一些定型的观念依然漠视这一事实。
这就要求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人，以严格的律己精神和充沛的敬业精神修正并弥补已察觉的缺憾，为建设更为理想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秩序而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