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克当时并未全然领会毛泽东三番五次赞叹慧能的深刻用心。直到他开始回溯与毛泽东相处的岁月，并对毛泽东的谈话加以认真梳理，翻阅了有关慧能及其学说的论述，才感到：慧能自幼辛劳勤奋，在建立南宗禅时与北宗禅对峙，历尽磨难的经历；他不屈尊于无上的偶像，敢于否定传统的规范教条，勇于创新的精神；以及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为大众所接受等特征，与毛泽东一生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性格、思想、行为，颇多相通之处。同时毛泽东言谈幽默含蓄，寓意颇深，这也不能不说是与熟悉禅宗有关。
1956年7月16日毛泽东和林克一起读英文本《共产党宣言》，其中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有如下一段，“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毛泽东指着这段说：“可惜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毛泽东反对将马列理论视为不能再攀的顶峰，几次讲道：“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着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毛泽东很喜欢读列宁的书，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发展了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国取得“成功”的论断；而他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却持不同的看法。1958年夏，毛泽东说：“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有些问题要重新写。”
（山岚着《红墙内的秘书们》（上册），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63页。）
155.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1956年夏，毛泽东来到广州的一个小岛。
南方的夏季湿度大，暑气重，天气闷热难耐。毛泽东一生喜欢游泳，所以在这么炎热的夏天，他自然就想到了消暑的办法，他叫人找来李银桥说：我们走吧，到长江边上去，我们去游长江。毛泽东的这个主意使所有的人都非常震惊，游长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出点事可不得了！怎么向中央交代，怎么向人民交代？
当时，罗瑞卿、汪东兴、王任重以及保健医生都坚决反对，用毛泽东的话讲：阻力很大。
毛泽东的出巡，一直是罗瑞卿负责安全，他自己说是毛泽东的大警卫员。听说毛泽东要到长江游泳，他紧张地一点都没敢耽搁，急忙来劝毛泽东。毛泽东坚持要游，罗瑞卿坚决不答应。罗瑞卿说，这不是你毛泽东个人的事；毛泽东说：“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那个地方么！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毛泽东的话显然是说得重了一点，罗瑞卿吓了一跳，显得有些不安。
他怎么敢想毛泽东被淹死？他难堪地解释：“主席，不是那个意思。保护您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责任，我是不同意你冒风险，哪怕是一点风险也不许有。”毛泽东冷笑：“哪里一点风险没有？坐在家里，房子还可能塌呢！”毛泽东发火的时候是很吓人的，罗瑞卿有些害怕了，不知如何是好，一时进退两难。这时，其他一些领导又是一番苦劝，但是没有一点效果，形成了一种顶牛的形势，双方都不肯轻易让步。然而，毛泽东的性格所决定，一旦真形成顶牛的形势，毛泽东便决不会让步了。只要有对立，他就一定要赢，不赢不罢休。
毛泽东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命令一中队韩队长去实地考察，长江到底能不能游泳？用事实说话。
韩队长自来就反对毛泽东游泳，他去长江边调查了一些人，人们都说不能游，漩涡太大太多。他也没有多想，匆匆赶回来汇报，将沿江群众的话给毛泽东鹦鹉学舌地说了一遍。
毛泽东早已沉下脸，皱起眉头问：“你下水了没有？
韩队长一怔，脸刷地红了，嗫嚅道：“我没有下水。”毛泽东怒气冲冲地说：“没下水你怎么知道不能游？你别说了，不要解释了！”韩队长张嘴还想解释，毛泽东不容分说：“不要你说了，你去吧！”毛泽东转身对韩队长说：“你把孙勇给我叫来。”韩队长没有想到，一番鹦鹉学舌惹主席发了这么大的火，更没想到，就这么一件事使他离开了一中队，离开了毛泽东。
孙勇是负责警卫工作的副卫士长。毛泽东指着孙勇说：“你再去，你亲自看看长江到底能不能游？”孙勇吸取了韩队长的教训，不敢怠慢了，一去便下了水，游一圈后回来报告：“完全没问题，可以游。”毛泽东找到了支持者，找到了事实根据，他高兴地说“这就对了么，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毛泽东故意说给那些“阻力”听，“谁说长江不能游？孙勇不是游了吗？”形势明显在向有利于毛泽东的方向转变，阻挡已经成为不可能。王任重匆匆赶回武汉，亲自组织游泳选手护泳，并且探水情，选地点，出发前，毛泽东还在说：“这个老韩哪，不讲真话。”
（谭振球编《毛泽东外巡记》，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434-436页；《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87-288页。）
156.实践检验真理。
毛泽东常常不按医生、厨师安排的菜谱吃饭，对此，工作人员尤其是保健人员很有意见。有一次，保健医生徐涛跟毛泽东“说理”，毛泽东听罢说：“你的话不听不行，全听全信我也要完蛋！照你那么多讲究，中国几亿农民就别活了。”还有一次，徐涛又跟毛泽东讲营养平衡，毛泽东听得厌烦起来，说：
“我已经习惯了。凡事都要讲一个平衡，我有我的平衡，你有你的平衡，你非要搞乱我的平衡不可，不是搞破坏吗？”他不但不听保健人员的理论，他还常常用他自己的理论教育保健人员，他说：“你讲我吃的没道理，实践检验真理，我身体不好吗？你搞的那一套也许有你的道理，但你到了我这个年纪未必就有我这个身体！”毛泽东一生都未曾一日三餐，一般一日两餐或两日三餐，而且吃饭时间日夜不定，完全可以说哪个时辰都吃过饭，哪个时辰都睡过觉，饭食极无规律。但是，他却能以83岁高龄寿终正寝，这大概就是顺应了随心所欲，顺其自然的健康之道。
（陈冠任编着《毛泽东个性化的健康之道》，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54-55页。）
157.真理的贯彻，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
1958年，周谷城到北京开会。毛泽东听说周谷城到了北京，马上将周谷城约到中南海。
毛泽东关切地问周谷城：“北京教育学术界有什么人和你谈得来？”周谷城回答：“贺麟、郑昕、冯友兰、金岳霖、王方名、胡绳等。”毛泽东立即要身边的人将上述人都约到中南海来一聚。
10点整，客人们都到齐了。毛泽东对大家说：“今天我请老朋友周谷城先生吃饭，请你们作陪。”原来，毛泽东这番出乎意外的“盛情”，是为周谷城等人壮胆的。当时，周谷城在一场争论中处于“少数派”地位，为了鼓励老朋友参加百家争鸣，促进学术的发展，毛泽东用这种方式对老朋友表示自己的关心和支持，也是对周谷城一种特殊的保护。当他们谈到《汉书》中的赵充时，毛泽东对周谷城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八九。他因坚持真理，后来得到胜利，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十之一二。”毛泽东接着得出了一个结论：“真理的贯彻，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62页。）
158.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让历史做结论吧！
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问彭德怀对庐山会议决议怎么看？彭德怀说：
“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我也不想当了。我要回家种地去。”从此，北京西郊颐和园附近挂甲屯吴家花园，真的来了一个挂甲归田的元帅，一住就是六年。
后来，毛泽东对庐山斗争的认识有所改变。在经过彭真和彭德怀的谈话之后，毛泽东打电话约见了彭德怀。1965年9月23日，彭德怀来到中南海丰泽园，两双大手再一次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毛泽东说：“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让历史做结论吧！”又说：“彭德怀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一分为二”。
（许全兴着《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238页。）
159.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
1965年7月13日，李宗仁夫妇在秘书程思远的陪同下，经雅典、贝鲁特、到达卡拉奇，7月17日晚上，李宗仁一行回到祖国。
1965年7月26日上午，李宗仁一行正在北京东郊参观纺织厂时，突然接到通知，毛泽东在中南海等待接见他们，李宗仁先生十分激动。李宗仁夫妇与程思远乘车经新华门人中南海，毛泽东在一个游泳池的休息室里亲切地接见了李宗仁夫妇以及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
毛泽东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后来，毛泽东和程思远谈到海外的一些情况，程思远说：“海外也有很多入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听到这里似乎带有欣赏地笑了，转而问程思远：“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程思远没有准备，答不上来，就照实说：“不知道”。毛泽东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停了一下，他作了点解释：“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找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追击，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邵康编《毛泽东和党外朋友们》，团结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58、59页。）
160.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1966年，胡绳、田家英、许立群、龚育之等在武汉东湖整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讲话中有一句话：“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刚好，在两年前，1964年8月18日，龚育之和几个搞哲学的人在北戴河听了毛泽东一篇谈话，龚育之作了详细的记录，并由龚育之给彭真、陆定一、中宣部和《红旗》杂志的一些同志作过传达。在那篇关于哲学的谈话里，毛泽东批评了这个提法。他说“恩格斯讲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讲得不完全，讲了一半，下面就不讲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只讲了一半。单是理解就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吃了饭没事做，理解一下就行了？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土，起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将来人多了，粮食不够，要从矿物里取食品。”龚育之觉得对恩格斯的批评不见得公道，但是，关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光从认识上讲也的确不够。所以，龚育之在会上提出，应该按照毛泽东1964年的意见，把原来整理稿上的话修改一下，改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必然的改造”。龚育之谈的这个情况，在座的都知道，也都同意这个修改建议。但是，胡绳迟疑了一阵，说：“必然的改造”这个提法不合适，客观的必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不能由人改造。胡绳说得也有理。怎么办好？还是胡绳提出一个方案，改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大家称善，就这样定了下来。
“1966年2月1日，在东湖对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整理稿所作的修改，是应毛泽东自己的要求而进行的，修改过的稿子是毛泽东本人同意的。2月12日，毛泽东在送去的修改稿上批道：“彭真同志：
都已看过，照此办理。”这一天，中央加上批语，把毛泽东这篇讲话整理稿发到党内。
（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第307、3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