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9年在讨论刘芝明“总报告”初稿时，罗烽、舒群曾和他同去请示东北局，李富春同志指示：“要以毛主席文艺方向为依据，并参照全国文代会的方针。”但刘芝明仍坚持自己的一套作为重点，只把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轻描了一下。罗烽、舒群一再提醒他，他不耐烦地说：“我这还不够吗？”
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罗烽为弥补“总报告”之不足，在东北文代会上开幕词中着重谈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针，强调：“我们的工作，不是可以和平轻松，而是更加斗争剧烈与繁重；不是可以从容不迫，而是更加紧张；不是可以离开群众去提高了，而是更加要面向群众大大去普及。”
东北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词
诸位代表同志们：现在我代表主席团宣布大会正式开幕。
这个会，就东北文艺界来说，是空前盛大的大会，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我们所以能够在此召开这样的大会，是由于苏联从日本帝国主义手里解放了东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与解放战争在东北获得全面的伟大胜利。而且主要的是全国革命已基本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
四年多来，我们东北文艺工作者，曾经不避艰险，不怕困难，投入土改，投入战争，投入其他革命工作岗位，做到了“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忽视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文艺根本方针。对于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没有作为根本的方针性质的问题提出。贯穿这个报告的基本精神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中间锻炼了我们的斗争意志，磨亮了我们的斗争武器。同时在激烈残酷的斗争中，我们中间也有的光荣地倒下去了，成为不朽的人民文化战士。
过去，我们东北文艺队伍，在总的政治任务要求下，是建树了相当大的功绩。这些功绩的由来，就是我们的一切创作和一切活动符合广大群众的需要，和符合实际斗争的需要的结果，就是我们党与非党的文艺工作者、新老文艺工作者、新旧文艺工作者坚决而严肃地执行了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针，并团结在上述的方针下，贯彻了“对于人民，第一步不是‘锦上添花’的问题，而是‘雪中送炭’的问题。所以第一步最严重最中心的任务是普及工作，而不是提高工作”的具体指导的结果。单就东北来讲，我们这支文艺大军是基本上胜利地配合完成了土地改革、解放战争的历史任务。
但紧接着东北人民建设时期早又开始了。而我们东北文艺工作者也已开始勇敢地接受了新的历史任务，和其他部门工作者一样，用严肃的态度，为东北的新工业建设，为东北的新农村建设，为东北的新国防建设而努力。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繁荣、幸福、富强的新中国，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共同的需要与理想。因此人民就要求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和他们一块战斗，以便取得这个需要与理想的早日实现。这样就规定了我们的工作，不是可以和平轻松，而是更加斗争剧烈与繁重了；不是可以从容不迫，而是更加紧张了；不是可以离开群众去提高了，而是更加要面向群众大大去普及。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尽快地缩小和消灭中国封建文化、帝国主义奴隶文化、官僚资产阶级文化的阵地，在总结思想领导方面存在的问题时说：1949年冬，只有从这个普及基础上和普及的过程中逐渐提高，才能迎接人民新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
在这次大会上，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芝明同志，将做重要的报告，提高群众文艺运动问题，新旧文艺的关系问题，创作上的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提供代表讨论。通过这次讨论，无疑地将会检讨过去的缺点，加以纠正，或解决过去不曾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后提出新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交付即将产生的东北文联，在全国文联的领导下，贯彻执行。从1950年开始，将东北文艺工作提高到人民建设的新水平。
同志们，新的岁月就要开始了。我们新的任务也将随之开始了。古人说“一年之计在于春”，而我们比之古人犹应进步是很平常合理的。因此我们需在冬末就要把明年的一年之计订出来。为祖国人民幸福的建设，我们要勇敢而愉快地准备进入革命英雄主义的竞赛新的起程点吧。
关于创作的组织领导问题偏重个人领导和‘单线领导’，未能很好地发挥组织作用。东北的文艺批评方面，一直没有很好地展开”。错误地认为解决了创作上思想方法问题，同时也就解决了立场问题。
在毛主席的思想指导之下，在我们学习马列主义与学习社会，在我们虚心切实地学习苏联文学艺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经验及钻研业务的努力之下，我们应该充满信心，只要我们这样做了，东北文艺战线在东北人民建设的时期一定会得到新的胜利！
最后，我们要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感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无比的作战，我们要向他们致最崇高的敬礼。让我们高呼：东北文学艺术工作者大团结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人民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万岁！
1949年12月
以上总结报告是东北作协执行主席草明于3月31日在大会上宣读的。《总结》报告认为刘芝明在贯彻普及与提高党的文艺方针上“一度有普及第二和长期忽视普及的倾向。至于宣读过程中提到“英雄人物脸上也可以抹黑”而引起与会者的不满，同时当天晚上也遭到文协同志指责（因为大家通过的总结报告中没有这个内容，是宣读人临时发挥的，但她回答：“我说过就不负责任。”）的小小波折，到1955年批判“舒、罗、白”的斗争时却被演绎为：召开秘密会议，商量对策；搞非组织活动。
俗话说：“三人传言可使市中有虎。”如果只是某些不负责任的传言，片面地强调了创作方法问题，只是个别居心叵测的添枝加叶，只是无中生有的造谣中伤，而不是领导定案的依据，那也无妨。但是在一些非正常情况下，往往假话也要当真。这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会议以相当长的时间对以下问题进行争论：
（1）关于规定1949年东北区文代会具体方针的基本情况估计的争论；
（2）关于思想改造、立场问题上的争论；
（3）关于普及与提高关系问题上的争论；
（4）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若干问题的争论。
有些人（如“文协”）认为领导在上述某些问题上犯有方针性的错误；蔡天心曾提出是属于路线性的错误；某些人则以为在以上问题上不但没有错误而且是取得巨大成就。
罗烽在4月5日以《东北文艺思想指导上的两种偏向》为题在大会上发言，最后一段说：“我认为，三年来东北文艺是贯彻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的，但有较严重的缺点。就是：对文艺干部思想领导不够，普及工作缺乏系统、缺乏研究，这缺点有改变，但需要在今后工作中巩固。”
会上，舒群在《我的意见》中谈两个问题：
（1）从《一夜》联系到思想改造问题《一夜》是舒群的短篇小说）。
（2）从《小女婿》和《星星之火》联系到普及与提高问题。领导对评剧《小女婿》不关心，相反对歌剧《星星之火》却有很大兴趣。而且在《小女婿》演出时请刘部长看，他批评说“不是方向”……以我所知，除新华书店印的以外，北京宝文堂第一版就印10万册，一销而空。全国各地评剧院普遍上演。去年离开北京时听说北京就上演2000。1953年5月，罗烽（中间站立者）与朝鲜归俘工作组在大赉。“四月会议”后，罗烽旋即参加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洽部联合组成的朝鲜归俘工作组，中央指派他为组长。次左右。新凤霞、小白玉霜都亲自对我表示《小女婿》救了评剧。在全国汇演得一等奖。
会议进行中（自下而上的批评展开时），刘芝明便站起来结论式地说：“有些意见是对的，有些意见大家可以往一块凑一凑，有些我根本不同意。有些同志不要以为提了我的意见就会影响我到中央文化部去！”
一次在中心小组会上，刘芝明更是毫无理性地指名谩骂给他提意见的同志。吕佣代表戏剧方面写的发言稿，本来对领导思想提了许多意见，但经刘芝明看后，凡是他不同意的他都亲自做了修改。罗烽、舒群等人对刘芝明的态度以及做法十分反感。会议闭幕是刘芝明做总结报告，爸爸因感冒发烧没有出席会议。李卓然针对双方争论不休的情况只好说：“个人不同意见可以保留。”本来李卓然决定大会之后再由少数人开一次会，谈谈领导作风及领导思想问题。但刘芝明会后便去大连休养，随后即去北京。
看来会议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不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思想分歧，反而矛盾更加激化并且趋于表面化。
文化大革命期间，原东北宣传部部长李卓然同志谈到“四月会议”时说：“东北三年（文艺）工作有错误。即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当时有人说文艺创作是赶形势、赶任务，东北文代大会上，限三天四天就赶出一个节目配合任务就不能提高创作我认为赶形势、赶任务能结合实际没有错。好像刘芝明不大同意赶形势、赶任务，他是主张创作提高，赶形势、赶任务会限制提高。1953年的会，罗烽对刘芝明有意见。草明对刘芝明也不满意，认为刘芝明讲话讽刺。……
“做结论时争论一个问题，是路线方向错误还是一般贯彻的错误。刘芝明当时好像偏向三年工作是正确的。我的意见是有严重错误，但方向错误要考虑。有人提出是方向路线错误，是谁提的记不得了。
“现在看看，当时东北文代会上对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一些口号是提出来了，但没有贯彻。”
4．东北局宣传部补送的“四月会议”报告
1955年7月，中央宣传部到东北搜集“罗、舒、白小集团倾向”材料时，东北局宣传部连同一些个人写的材料外，还补报一份关于“四月会议”的报告。报告附言中说，会议之后，东北局宣传部对这次会议曾起草一份报告，“因起草后又送北京征求刘芝明同志的意见，最后由东宣部文艺处长毛星同志写成时，李卓然同志又因病去大连休息，故未最后定稿并送中央宣传部”。
这份总结报告说：
（一）对三年来东北区文艺工作的估计：三年来东北区文艺工作在党的领导下，由于各级各部门的文艺领导干部，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获得了一定的成绩。三年来，基本上执行了党中央的文艺方针与政策，除了在戏剧改革中曾犯过某些政策性的错误外，在其他实际工作方面未犯过方针性与政策性的原则错误。总的说来，工作中成绩是主要的，但缺点与错误亦有，而且有些是严重的。文艺工作还落后于党与人民的要求很远。
（二）会议检查了三年来东北区文艺工作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1949年文代会的报告中（刘芝明做的报告）个别的估计和提法是不明确的甚至是错误的，如：关于思想改造问题，在报告中对于文艺工作者，刘芝明同志以《将文艺提到人民建设时期的新水平》为题的总报告里，特别是对新的文艺工作者在这方面的迫切需要是估计不足的。在强调写新英雄人物时，对于如何写以及怎样才能写好新英雄人物，是说得少也是不具体的，没有着重说明作家必须具备先进的品质才能创造先进的英雄人物的意义。关于学习马列主义与创作方法问题，在报告中曾认为：“自然主义创作方法乃是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的表现，公式主义创作方法乃是教条主义思想方法的表现。”这种不加具体分析的简单的等号式的提法，也是不对的。
其次，是领导上对于如何使作家体验生活的问题研究得不够，没有及时帮助作家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因而就不能更好地督促作家下去生活。特别是文艺批评工作做得很不够，这些缺点的发生，主要是由于领导上对作家进行创作这一特殊劳动领域，对于艺术创作的特殊规律缺乏具体研究和指导。有时由于任务紧急，有的地方曾以简单的行政方法指导创作。
关于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在领导上也是有缺点的，有些还是较严重的。首先对普及工作的指导不够经常与系统。在1952年一年中，领导上几乎没有研究过这方面的问题，也没有经常督促与检查管理普及工作部门的工作。由于对普及方面的创作干部和作品指导得不够，加上好多从事这方面创作的干部忙于任务，得不到机会深入体验生活，因而使作品大量的概念化与粗制滥造，这就使普及与提高工作中表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脱节。虽然群众已不满足于过去的普及水平，但我们却还存在盲目满足现状的思想。更由于领导上不够经常地了解群众的要求，致使问题很难在思想上和组织领导上得到解决。
最后，领导上的缺点，严重地表现于文艺干部领导核心的薄弱。由于领导干部中就某些问题在见解和看法上长期分歧又末及时发扬民主，展开批评，致使组织领导力量涣散，有些争论长时间未获得解决，影响了工作。其次，由于没有经常在实际工作中进行关于政策方针方面的具体检查，就使得思想领导难免流于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