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爸爸的问题，安置办一直不做明确处理。对于本人的几种意见既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只是吊在那里让你心神不定。家里家外的烦心事给爸爸精神上的打击是沉重的，爸爸晚年的神经之所以失常，恐怕此时就埋下病根了。爸爸是有条理的人。为了弥补日见衰退的记忆，他把想到的事随手一条条记录下来。平时上街买菜也写张小纸条。
亲爱的玉儿：
七日晚接到安置办来电叫我速去沈参加运动。因你妈妈正在病中，电报没给她看。八日夜写信给安置办，说明我不能如命去沈的理由，请其定夺。我怕他们收到信后可能再来电催，惊动你妈妈引起麻烦。因此，我在给安置办信末尾嘱如再来电、来信时寄小孔处转我。十一日晚忽接：“接前电勿复等信”的电报，我以为是安置办看到我八日信后，考虑结果仍让我去沈参加运动。“勿复等信”--不必再等回信了。此电未能瞒过你妈妈，我不得已示以前电。一面安慰她，一面抽身再函安置办。十三日早，信发出。十四日上午收到你的信，这才拨云见日，同时发觉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误会。
两次致安置办的信，都是“理”与“节”兼顾的，不必担心。直到现在给你写信时还未接到他们的“回示”。待有新的情况，我必去信告诉你。
你三叔和你姜叔的信件同时收到的，接着就是安置办来电……心情确实乱糟糟地，未能及时给你姜叔复信。想知心者当能谅我！望代为致意。汇来工资已收到，勿念。
我的工资问题，可不必再向安置办提（经济固拮据一些，但还能过得去。现在“人”是大事！）。
你姐姐何时回来，尚无定局。
估计你要病倒的！为什么瞒着不讲呢？我们暂时的不幸，给你带来一个又一个焦虑，你的病是经不起这样过重的负担的！现在我要劝你了，心放宽一些，注意健康，认真工作。现在爸爸妈妈顾不上你，实在遗憾！
祝你一切都好！
爸爸
八月十六日（1971年）7月下旬
我趁去山东出差之便绕道北京。妈妈看见我一反常态，没有任何表情。酷暑天，屋里像蒸笼，可妈妈却里三层外三层穿了许多衣服。衣服上的汗渍一圈又一圈，也不肯洗换。爸爸不时地给她洗毛巾擦脸，为了驱除汗味，爸爸一遍遍地往妈妈的枕巾上洒花露水。
1971年春节过后，爸爸决计带妈妈离京回东北。然而，事情一波三折伤透脑筋。最后，终因妈妈再度犯病未能成行。延至8月，妈妈的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厉害。7日晚，爸爸接安置办电报催他去沈阳参加运动。
当时，妈妈身边除了爸爸还有半岁的外孙女。爸爸无力脱身，但他并没有消极等待，积极寻找突破口。他联想到延安“抢救”运动时，妈妈精神失常达一年半之久，日本投降后妈妈随东北干部大队奔赴故乡的途中，经过长城某关口时，心情豁然开朗，病症不治而愈的情景，希望奇迹再次出现。8月8日，爸爸给安置办的信中说：“近来在我脑子里不断回旋一个想法，如果能得到党的同意和帮助下，我打算把白朗同志带出琐屑斗室到朝气蓬勃、精神焕发的广阔天地中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就是通过参观，从而受到政治教育，召回继续革命的志向，我这个想法，对她的精神恢复健康是现实的。希望能获得党的批准。行资、食宿费用，我可以设法筹措。只要能治好白朗同志的病，身边一切有何足惜！”亲爱的玉儿：上月卅日和本月三日收到你两封来信。昨天（十三号）又收到你的信。你离开我们身边才半月光景一连寄来三封信，这我深切知道你是时刻惦记妈妈的健康和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担忧。其实你应该完全放心，一者有你和你哥哥在此廿多天的苦心操办，已经使我们的生活恢复正常化，并且有了颇好基础；一者这里的日常所需，虽然比不上北京、沈阳那样丰富，可是海产、鸡蛋之类则甚充足，此已足够保持健康了。至于蔬菜少一些，也不过是初春淡季暂时现象。等六月初大批青菜上市，这点小小困难也就解决了。因此，你千万不可总为我们的生活琐事牵肠挂肚，忘了自己的工作、疾病和终身大事！过着忧郁苦闷日子，不积极改变目前的情况，反倒让我们放心不下了。
工作岗位不由自主，而只要有革命的志气，有为人民服务的行动，还怕没有较好的个人前途么？疾病固然同你的身体素质有关，但药物和精神是可以战胜它的。如果总是自暴自弃，自怨自艾，那还能好起来么？至于对象的选择，你不操之过急，能以严肃、谨慎的态度对待之，这是对的，我们原也十分赞同。但要知道：世界上十全十美的事是不存在的，理想与愿望不能代替现实。低不就，高亦难成。岁月无情，虚掷何益？量己求彼、估势而行，始为明智。你是个聪明、要强、有主张的孩子，终身大事当能善自为之。只是别像小脚婆那样，蹒蹒跚跚、不慌不忙地走去，将来若只剩个“婆”字，岂不辜负了自己也辜负了老人们？
说这话决不是不同意你对小张的当机立断。原来我们是喜欢这年轻人的直爽无隐，能够暴露自己的短处。但这一面却不能抵销他冥顽难化的落后面（终归要改变过来的）这个大缺点。大概你姜叔、婶后来也有所查觉，因此他们的看法产生矛盾也是难免的。这个你不要介意，也勿芥蒂这些小节，损伤过去的感情。你不可忘记从前他们为你的大事费过心思，应屈情谅之。
以上皆老竹腹空之谈，但非“墙头草”，可供参考就是了。
你走后，你哥哥回家两次，住了三、四天。他把炉子套好了，并去煤建（近处无货）购得煤油五斤，可供月余耗用。他于本月五日返连，因工作任务完了，七日同一同事去京。在京约小住一、二日，看望你姐姐一番，然后返校。你姐姐没有信来。她见到哥哥及你去的信，了解我们回金州后的生活大概，她也就放心了。我还不曾写信给她，你姐姐也不能没有意见。我知道自己的毛病：懒，太懒于动笔了，说穿了就叫做自私。我们不愿意你们学我的坏处，希望及时知道你们的一切。
自从你和你哥哥走后，因为廿几天热闹惯了，剩下你妈妈和我两个老朽，觉得有些孤单冷清了一阵子。现在已习惯此种安静生活，面前有报纸，有“参考消息”，更有许多可读和必读的书，倒也不甚寂寞。只是苦了你妈妈，奈何！
上星期日老安同小董夫妇特地从大连来探望你妈妈。小董还送来许多花生，老安进屋就给洗衣服、做饭，实在不易。可惜她老伴在大连，又兼给人带个孩子不能分身来金。她第二天早车才走。
大张地图、去污粉等，你哥哥均已买到。家里什么也不缺。你买个洗衣盆，是多余。能退，就退掉好了，退不掉得便就捎来。以后需要什么必写信去，否则切不可瞎买。
望你遵医嘱按部就班服药。新工作定下来时来封信以免悬念。替我们问候你奶奶、姑父母。等着去发信，不多写了。
祝你一切顺利！
妈妈、爸爸
五月十四曰午（1972年）
妈妈的工资尚未寄来，过两天我写信去催。
1971年9月11日，我接姐姐的电报：爸妈15日早6时04分抵沈暂住你处望接。接到电报后，我匆忙做些必要的准备。老安是跟随爸爸妈妈多年的老阿姨。她一生坎坷，丈夫早逝，靠给人家帮工供养过继来的本家侄子。侄子长大成人仍然养不了她，爸爸妈妈一直把她看做自己家里人。从1964年“四清”、1965年“假整风”以及“文革”初期，家里常常只有安阿姨一人生活。后来清理阶级队伍，爸妈进了牛棚，造反派说雇佣阿姨是资产阶级的剥削行为，必须辞退。为了生活，安阿姨嫁给大连的一位老工人。据说那家很穷，婚后安阿姨才知道家里不但欠许多外债，连那个女儿也是呆傻的。为了还债，安阿姨上山打草卖，给人家带小孩……即董连芳，是爸爸妈妈在金州时的朋友，她丈夫在军队带兵，常不在家。我们叫她小董阿姨，有的时候她也住在大连。她是位既善良又热心的人，“文革”以后金州家里的许多事情全靠她帮忙照顾。甚至，安阿姨的晚年生活也是她和她的全家关照。
在那阴霾的日子里，爸妈在我简陋的斗室里生活半年之久。这一时期妈妈的狂躁症已转为忧郁症。虽然生活仍不能自理，但病情还算平稳。
那时我居住条件十分差，室内没有厨房更谈不上厕所。屋子里只能摆放两张单人床给爸爸妈妈睡，我则每晚走几里路借住在高中同学家。第二天清早回家，爸爸已把炉火生旺。一家人吃过早饭，我去上班；爸爸挤公交车去很远的北陵或西塔参加学习讨论；妈妈一个人守候在家里。
干校学习班当时学习的主要内容叫“民主补课”。爸爸很认真地参加，不但读文件也准备厚厚一摞的书面发言稿。为了不影响我使用桌子，爸爸那些发言稿大部分是坐小板凳在床沿儿上写就的。有一次，下班的时候忽然下起雨来，我跑回家拿上雨伞去接爸爸。但他浑身上下早淋湿了。还记得冰天雪地里我搀扶妈妈去几十米之外的公厕，一不小心自己滑倒不算把妈妈也拉倒了。
当时沈阳商品供应情况极差，每人每月发一斤肉票、二两糖票。同志们知道我爸妈来了，偶尔接济我一些肉票、糖票什么的。有时爸爸下午停课或提前放学，他便拿着饭盒去沈阳南站餐厅买一两样荤菜和几两主食。那时到饭馆吃饭，需要菜饭搭配着买。从北京带来的几小听猪肝酱罐头爸爸都留给妈妈拌米饭吃。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国与“苏修”关系交恶。东北地区到处搞“深挖洞广积粮”，我们工厂去郊区打备战用的土坯。每次都是爸爸给我准备午饭，他把饭盒装得满满的，让我分给其他同志吃。妈妈病后，爸爸不只是父亲更是母亲。他的这些感情是在不声不响中凸显的，他是内向的人。但也有例外，记得陈毅同志逝世的消息从收音机里播出时，我们正在吃饭。爸爸的脸色骤变，把手中的玻璃杯往桌子上重重一摔，吓我一跳，杯子也破碎了。我想那一刻的爸爸，不仅仅是激动、感慨，更是悲痛和悲愤。嗣后爸爸急就《哭陈毅元帅》：华夏云封走惊雷红旗泣血半角垂。一声大笑寻归宿，几洲震荡几山颓。
1972年4月，哥哥将去大连出差。在安置办同意的情况下，爸妈准备回金州。行前，爸爸为我备下充足的柴、米、油、盐并打扫卫生，把所有锅碗瓢盆擦洗锃亮。我埋怨爸爸，他却半玩笑半认真地说：“三八作风什么时候都不能丢，何况这也是我的家呢。”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爸爸的这句话心里总是热乎乎的，只是酸楚难奈。
安置办派专人送爸爸妈妈回金州，他们和金州纺织厂联系说：爸爸妈妈将继续住在金州纺织厂的宿舍，在金州“欢度晚年”。亲爱的玉儿：三日收到来信。知你祖母患肝脓肿，甚是挂念。今天收到你姜叔来信说：老人已入市立第二医院，手术后经过尚好，不知确否？上了年纪的人做一次大手术，对身体的亏损是非同小可的。我们在此遥祝多加珍摄，早日恢复健康。预料你三叔已回阜新，护理你祖母的担子，不免多半落在你的身上。你刚刚卸下我们的负担，不幸新的负担又接踵而来，而且你自己也还在病中。你服中药后是否确见功效？再来信应据实相告，不要报喜不报忧。
上月廿八日接到一连来函，通知我已把我的关系转到二连。而截至廿八日你妈妈的五月份工资还未汇来。离沈之前老颜亲口承应我们回金州以后的工资由组织按月汇寄，因此于卅一日我给一连颜振荣并转二连党支部负责同志发了一封催寄工资的信（挂号信）。并同信附去十三个月未发工资的书面情况，请他处理。收到你三日的信，本来想马上回信让你即去安置办一、二连问问情由。我又想：我给安置办的信刚寄出三天，照常规别说欠发工资未必得到处理，单是你妈妈的五月份工资也未必汇出。我主观设想，他们可能在本月三、四号该发六月工资时一道汇来。这样索性等八、九号不见音信再告诉你。这就是没有及时回信的原因。我知道，你为我们这些乱弹事，又在着急上火了！
你个人的忧实在够多的了，我们怎能忍心让你一再为我们两个老朽分忧呢！可是命中注定，这些事还得落在你的头上。你就放心大胆地办去吧。好或坏，都由组织来决定，咱们的主观愿望是不能算数的。但只求快些落个实。
新的形势也会出现新的情况，如果有什么变化，亦望据实以告。
祝你早日康复，一切顺利！
妈、爸
六月七日夜（1972年）
附一连来信一纸，看完了寄给我。问清二连党支部负责人的姓名，告诉我。
我祖母做肝脏手术时已经80岁，术后恢复十分缓慢，半年多不能下地。因我单身一人，照顾祖母自然由我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