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党中央决定在东北地区设立中央局，派遣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和1/4的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率领两万干部和十万大军挺进东北，同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收复失地，建立民主政权。旋即，爸爸、妈妈奉命带领一家老少回归阔别十载的故乡，参加那里的解放战争。北上途中，爸爸是东北干部大队二支队副支书兼组织部长。他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心里永远装着老百姓，时刻不忘群众的疾苦。90年代，听殷白（当时他在山西基层工作）讲，从延安出发时是陕西的老百姓送，过了黄河由山西负责。走到晋绥，当罗烽同志看到乡亲们用小毛驴不分昼夜轮流驮送干部时，他的眼睛湿润了，心情忧郁地说：“老百姓的负担太重，怎么能受得了！”下边工作的干部慷慨地说：“不怕，你们放心走，我们一定把你们一站一站送过去。到前方努力打仗！”从这件小事可以深刻体会到当年军民关系、干群关系是何等的水乳交融。有一次，夜行军走在山间小路上，妈妈不慎掉到山沟里，队伍走了很远才发现，大家赶紧寻原路去搭救。妈妈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他们沿着长城内外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穿过层层封锁线抵达辽宁西部。原来的目的地是沈阳，但此时我军已经撤出沈阳，他们只好转进八面城。一路上，他们走到哪里就把革命的种子播撒到哪里。当年八面城房东儿子至今还记得罗烽送他的三本书：《新民主主义论》、《论解放区战场》、《从九一八到七·七》，他就是从这三本书中认识了共产党并投身于革命。
在八面城也是两进两出。1946年春节，第二次攻打四平时，他们向郑家屯前进，走了七天七夜。当时火车靠烧豆饼为燃料，火车走不动人就下车去推。一个月后他们又向洮南推进，在洮南成立吉江军区。军区司令倪志亮，政委郭述申，政治宣传部部长王澜西，爸爸是副部长兼干部学校副校长。
洮南的鼠疫十分猖獗。在战乱年代，兵器对生灵的涂炭固然可怕，而灾疫给生命造成的恐怖和摧残更是无法想象。活生生的一个人只要被传染鼠疫，不出几天就死了，在不长的时间里能使整个村子变成鬼村。在防鼠疫的任务中，爸爸身先士卒，带头清理现场，掩埋尸体；在与国民党、政治土匪的激战中，他领着军区宣传部的同志们抬担架、抢救伤员。他的突出表现受到军区嘉奖。
解放军三打四平，爸爸派妈妈带一名同志坐着闷罐车去四平接取印刷机、铅字、纸张等。这些物品一到爸爸旋即成立前进报社，爸爸兼报社社长，妈妈具体负责报纸的编排。与此同时，爸爸还创建前进文工团。
4月，军区转战白城子。将那里的土匪消灭后，原拟进驻长春，情况突变，改去哈尔滨。
哈尔滨，一切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大直街，仍然是不知走过多少遍的石头道。松花江的江水依然像十年前那样幽深、迷人……然而，故乡给他们感触最多的是疮痍满目、百废待兴。为了故乡的明天，为了创建新中国，他们还要付出全部的精力乃至生命。
爸爸被任命为哈尔滨市委文委书记，他喘息未定就着手整顿哈尔滨的文艺团体并筹备组织新机构。
不久，江南战事吃紧，大批干部北撤。在佳木斯成立合江省委，张闻天任省委书记。爸爸是宣传部副部长兼总支委，参加土改以及负责整顿中等学校、《合江日报》等文教、文化部门的工作。时间不长，工作就走入正轨。此时，在上无部长和其他副部长、下只有一位秘书的情况下，繁重的工作，终于把他累垮了。经张闻天批准回哈尔滨就医。稍愈，面请闻天同志归队搞创作。幸蒙允准，乃以《东北日报》战地记者名义去哈南前线。刚刚发表第一篇通讯《哈南前线纪行》，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就电召爸爸回哈尔滨，委派新任务。
1946年底，爸爸任中苏友好协会党组书记、副会长，还兼任东北局文委常委，负责筹备成立“东北文协”。“文协”成立后，任代主任。当时的东北，有明火执仗的敌人也有放冷枪搞暗杀的特务，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李兆麟就是此时被特务杀害的。
斗争是激烈的，形势是严峻的，在思想领域的争夺战更是举步维艰。在东北，几乎每一个艺术团体的诞生都倾注了爸爸的心血。这一阶段，他主要改组、创建东北京剧团、东北评剧团、哈尔滨曲艺社、东北文协文工团等，同时抓戏剧改造工作，并且组织演员下工厂、下部队慰问演出，进而改造、提高“旧艺人”的思想水平。另外创办《东北文艺》月刊以及组织广大群众开展新秧歌运动。
1947年春节，“东北文协”在哈尔滨范围内有组织、有领导地掀起一个规模宏大的群众性的新秧歌运动，把传统的纯娱乐性甚至掺杂大量封建迷信内容的旧秧歌组织成区与区、企业与企业、机关与机关、学校与学校之间有政治内容、亦有娱乐性的新秧歌大赛会和化装大游行。这一天虽然是零下将近四十度的严寒季节，而哈尔滨彩旗缤纷，锣鼓喧天，爆竹阵阵，万人空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其火红热烈情状空前。春节新秧歌运动以评比、授奖大会隆重结束。东北局、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也参加了授奖大会并在会上讲话。
在改造旧艺术、旧艺人和伪满文人的同时，为了占领哈市新文艺阵地并扩大社会主义宣传，爸爸曾向东宣部部长凯丰建议成立一个小型文工团。因战争时期经济困难，不能百废俱兴，建团未蒙批准。但是，他考虑当时哈尔滨是后方唯一的大城市和东北局所在地，又是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如无新的文艺队伍，只靠改造旧艺术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是软弱无力的、收效甚微的。因此，他再度向凯丰同志请求，只要东北宣传部能批准五十人的编制并发给供给，至于文工团的事业经费可向东北京剧院挪借（当时东北京剧院已有大量盈余资金）。后经领导批准，东北地区第一个文工团诞生了。
东北文协文工团遵循主要为工（人）服务的方针，全体团员1946年，哈尔滨。左起：刘芝明、罗烽、王化南、塞克、舒群下工厂体验生活。建团之初创作《师徒之间》、《取长补短>；等三四个小型话剧，并在哈市各工厂巡回演出。与此同时，在工厂组织了歌咏队，开展大唱革命歌曲的群众运动。文工团还创作和演出大型话剧《炼钢炉前》。这些剧本创作水准和舞台演出质量虽不很高，但它起了冲破日本帝国主义统治16年殖民地奴隶文化的先锋作用。这个文工团也参加过“土改”斗争，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使刚参加革命工作不久的全体团员（只有团长张凡夫、副团长沙青是延安来的干部）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
这个文工团也发生过不小的波折。在爸爸的动员下，文工团团员积极参加农村的“土改”斗争。由沙青带队去三肇地区（现在的大庆一带）。在肇东县，工作队与区长王锋在征购公粮的数量上发生分歧。工作队认为征公粮是应该的，但不能征过头。因为该地区是盐碱地，庄稼收成不好，农民生活太苦，他们站在农民一边和区长发生矛盾。区长把他们告到凯丰处，说：“东北文工团团员煽动农民，对抗征粮。”凯丰同志听了反映后即书面给罗烽下令：“东北文协文工团团员成分不纯……立即解散，交下边处理。”爸爸则向凯丰同志请示：愿携张东川等人亲到肇东县和区委了解情况后，东宣部再做处理决定。经调查，区长夸大事实，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并得到县、区委对上述情况的书面证明。是非搞清楚了，东北文协文工团保存下来。1949年沈阳解放，全团调沈阳并改组扩大成立东北文工团。1952年，又以该团为基础建立东北艺术剧院。
1992年，当年的工作队队长沙青回忆说：“……凯丰同志要把文协文工团的工作队交给下边处理。如果不是罗烽同志，我们的后果不敢想。当时斗争激烈，打死人的事不是没有……‘三反’运动，为了我去康西采风发生的另一件事也实事求是为我证明……罗烽同志心地善良。当时群众运动多厉害，他要推脱也就推脱了。他和有些人不一样，不但不整人而且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尽量保护人。”
1948年6月，爸爸因胸膜炎复发，妈妈陪他去旅大医疗。途中巧遇欧阳钦同志去旅大特区就任特区党委书记。欧阳钦对爸爸的才干是熟知的，他便请爸爸边医疗边帮助整顿特区的文艺界。经东宣部允诺调旅大任特区文委书记，筹建关东文艺协会并任主任。在他的领导下很快成立了旅大实验京剧团，并整编旅大文工团、评剧团、曲艺社，筹建旅大工业展览馆等。
妈妈也同爸爸一样投身于火热的斗争中。她一踏上故乡的土地就为筹建人民自己的宣传阵地付出心血和汗水，一俟《前进报》创刊，她便记者、编辑、校对一肩挑。同时她还被选为“哈尔滨临参会”文艺界参议员。是年冬，东北文协成立，她当选为委员并担任出版部部长。1947年秋，妈妈申请下农村参加轰轰烈烈的“土改”斗争，先后在赛县、拉林、呼兰等地生活。1948年3月参加筹备党的文工会议，会议闭幕后响应“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的号召，于5月初随萧华去前方赖传珠部队。在部队一度住在连队，访问七八位英雄模范，写成文章发表在部队自己的刊物上。7月下旬调任旅大任特区党委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旅大文艺》编辑部副部长。在此期间，经常深入兵工厂、纺织厂体验生活，嗣后发表的着名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就是以旅大某兵工厂女工赵桂兰的先进事迹为素材创作的。此小说先后再版十六次，经久不衰。
1949年冬，爸爸调沈阳。先后任东北文联副主席，东北作协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兼文化部、电台、文联几家联合党总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委员，沈阳城市建设委员会委员等职。这期间，他主持筹备成立东北文联和东北文艺工作者协会，筹备成立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整顿东北文工团、东北文教队，建立东北人民艺术剧院，“鲁艺”的建校及后期音乐、美术两院的建院，建立东北京剧研究院及其直属两个团和东北剧校，建立东北评剧院两个团，整顿沈阳图书馆、博物馆，成立东北图书馆、东北博物馆，成立东北报社群众文艺出版社，创刊《东北画报》，参与拟定南湖文化区的建设计划等。1953年撤销大区，参加处理（其时爸爸已调中国作家协1952年，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汇演，东北京剧研究院参演剧目《雁荡山》剧照。会）文化机关、团体的善后工作。除以上业务性工作外还参加领导镇反、抗美援朝“支前”及疏散工作、文艺整风、三反运动等。
建国初期，爸爸领导下的东北戏剧改革工作是卓有成就的。1952年，全国第一次戏曲观摩汇演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对东北文化部带去的京剧《雁荡山》、评剧《小女婿》等节目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好评，上述两剧分别获一等奖。
11月13日，在政务院讨论总结及评奖时，周恩来说：“《雁荡山》给京剧救了一驾。”“毛主席看过后，站起来鼓掌直到全体演职员出场谢幕为止。”“希望把继承戏曲遗产造成运动。”11月22日，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针对现代评剧《小女婿》讲：“政治内容是好的，表演也有感人之处，主要缺点不统一……评剧可以搞现代戏，但要做到统一。”
1952年底，经周总理批准爸爸调中国作家协会。1988年12月，原东北文化部的老部下为罗烽祝贺生日。一排右起：简慧、张僖、罗烽、关敬诚。二排左起：张凤珠、宋木文、包同之、杨晶旭、阚凤岗。三排左起：关木琴、汪应模、玉良。
十二、雪上加霜的日子--解读爸爸的信
我从爸爸“文革”期间及稍后写给我的八十余封书信中选出以下三十几封解读。因为妈妈这一时间的信多为呓语狂言，只好作罢。所谓解读，其实只是对某些相关人或事的背景就我所知做些简单说明和介绍，以便读者了解。
我并不是罗烽、白朗的亲生女儿，只是他们的远亲。我因幼失怙恃，幸蒙亲友照顾才得以生活和成长。罗、白视我为己出。我从他们那里获得人世间最圣洁、最无私的父母之爱。在他们去世后，痛定思痛，我常常想假如有来世我愿结草衔环。即使这样也难报答此生他们给予我的关爱。这不仅仅是生活上的照顾，更主要的是他们的思想和品格深深感染了我、影响了我，教我怎样去做个正直、善良的人。
三四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再次翻阅这些书信时，那些本已模糊甚至淡忘的一切又渐渐清晰起来，鲜活起来。恍惚我又置身他们之间，与爸爸妈妈共度那些麻烦不断的日日夜夜。不仅如此，更使我从这些如烟的往事，从爸爸不经意间流露的情绪里，看到生活的重负怎样紧追不舍地摧残和吞噬爸爸的灵与肉，最后，将他从精神到躯体彻底击垮。这在当时，对于年轻而涉世不深的我是始料不及的。那时候，我天天盼信，只有亲眼看到爸爸的亲笔信，心里才踏实，才相信日子还照常地过着。虽然，看到信后也为他们着急上火，但我毕竟无法替代爸爸的感受，无法想象那屡屡的磨难对爸爸的压力究竟有多重、有多深。更何况爸爸总是报喜不报忧，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总是轻描淡写隐瞒真相呢！只是到了今天，当我对人生、对世态炎凉有了些许了解之后才知道生活中有多少无奈，才知道生命是何等脆弱，才懂得无忧无患的日子多么宝贵，任何人都没有理由不珍惜它。在爸爸最后的日子里，看着他挣扎于生与死的边缘，我心中一遍又一遍地乞求：留下吧，爸爸！只要能换取爸爸的一时健康，女儿甘愿损寿十年。
1966年7月25日，爸爸妈妈由金州（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后，辽宁省委组织部安排他们为专业作家，归属辽宁省作家协会，居家在金县的金州镇）到沈阳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以后，他们被关入“牛棚”。1968年10月29日，爸爸妈妈正准备和省作协广大干部去盘锦“五七”干校的前一天，妈妈突然被作协肖某勾结省文联造反派重新关进专政队。直至1969年1月29日，妈妈才被送去盘锦。在盘锦，爸爸妈妈都是辽宁省“五七”干校12大队13连2排的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