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的这一代作家，都受到北京知青的重要影响。典型的例子是路遥。有个北京知青叫陶正的，自己下来时背了个油印机，自己写文章自己发表。这令回乡知青的路遥知道了世界上还有一项营生叫“写作”。路遥的初恋是一位北京女知青。《人生》完稿的那一天晚上，路遥曾热泪涟涟地给我讲起他的初恋。路遥后来与另一位北京女知青结婚。
我小这一茬知青两三岁。二十年前那个飘着雪花的日子，三万名北京知青坐着大卡车来到陕北。我当时站在欢迎的人群里。我记忆最深的是这么一件事。一个男知青花八块钱买了一头驴。“这么大的个东西，才八块钱！”知青很惊讶，就把它买下了。接着，男知青牵着驴，女知青一个一个地骑它，像闹秧歌、耍社火一样，在县城的街道上转了半下午。后来，驴高低不走了，任凭知青们喊口号，踢它，就是不走。旁边一个老乡说：“这驴是饿了！”“驴也会饿？”知青们很惊讶，他们大约只玩过玩具动物的驴。老乡为驴鸣不平起来，他说：“你都会饿，驴不会饿！”听了老乡这话，那些漂亮的女孩子们，于是纷纷从自己的黄挎包里，掏出糖果、饼干、面包，往驴的嘴里塞，其状可掏。
我有许多的北京知青朋友。如果将他们--“写出，会是一篇大文章。诗人高红十是我的朋友，我们二十年前在延安市办的创作学习班认识。那时红十已经和她的北京大学同学，写出那首着名的《青舂之歌》，人民曰报发了一整版，成为知青运动的宣言书，而红十本人也成为知青运动的风云人物之一。
1994年秋天在北京，红十大姐请我吃饭。那是一个黄叶翻飞的日子。我们去的地方是张自忠路口的老三届餐厅。类似这样以知青命名的餐厅，北京还有两个：老插餐厅和黑土地餐厅。席间，从第一批知青薛喜梅、邢燕子、侯隽，一直谈到了后来的许多知青，谈到这一代人后来的命运，感慨颇多。而窗外翻飞的黄叶，此刻令人想起俄罗斯天才诗人叶赛宁的两句话：金黄的落叶堆满我心间，我已经不再是青春少年！
--记得当年，我把这诗背给路遥后，这两句诗成为他的口头禅，并好像写进他的《平凡的世界》里了。
写出《我的心儿在高原》的诗人梅绍静是我的朋友。她好吗？这位命运多舛的才女、艺术的殉道者。写出《干妈》的诗人叶延滨是我的朋友。还有作家陶正。哦，我这时候想起陶正的一件事。1982年秋，为纪念陶正他们办的那个小报多少周年，陶正回到他插队的那个村子。他上了坡坎，突然老乡放了一条狗来咬他，他吓坏了，连滚带爬跑下坡来。站在坡底，他又喊。他说老乡明明看见他了，就是躲在门后面不出来，这使他很纳闷。后来，见他不走，终于有一个婆姨走出门来，站在密畔上喊：“喂，北京娃，你是不是来要你的知青窑来了！”原来，北京市政府当年给每个知青点上都建有知青窑，陶正走后，这孔窑让这家老乡住了，老乡是担心他来收窑。陶正听了，哭笑不得。
这当然是个别情况。我陪过许多拨北京知青回队，他们对老乡的感情，老乡对他们的感情，双方抱在一起大声痛哭的情景，连在一旁的我都落了泪。有个女知青叫郭林，当年修延安至延长的公路时，她拉的架子车翻了，砸断了两条腿，又到广州重接了一次。我陪她回过队，她一进村子就放声大哭，半天的时间，她把每户人家都走了一遍，给每家放上二百块钱。她搂着房东大娘哭得死去活来，一边哭一边说：“大娘呀，我以为我再见不上你了！”至今我写这短文时，我的眼睛也潮湿起来。
我这时还记起郭林的一件事。郭林先在部队院校教书，后来转业到深圳。1994年，她插队村子的一个男孩在深圳打工，受了工伤，外资老板弃之不管。这男孩头部粉碎性破裂，同村的人走投无路，找到郭姐。郭林先拿出六万块钱（她也是工薪族，并不宽余），送这男孩到医院抢救，接着找到外资企业老板，说道广你敢欺侮我们村子的人，我跟你没完！我要告你！”北京知青在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都有势力，外资老板见有人出头了，惹不起，只好付了医疗费。后来男孩出院后，给素不相识的我写了封信，谈这事经过。我将这信，连我的介绍文章，在《延安日报》全文发表了。这是1995年的事。
还有很多北京知青朋友，篇幅的原因，我就不写了。不过还有一个很优秀的人，我在这里想提一笔，这就是大连市市长薄熙来，去年在大连见了他，一谈，原来他也是北京知青，当年在陕北的延长县插队。
还有一位北京知青朋友，我是一定要写一写他的。他叫孟祥升，曾在有名的南泥湾担任过公社书记。这是个老大哥式的人物，南泥湾一共分了十八个知青，他是领头的，他在那里，将所有的知青一个一个地送走，有的在国务院，有的在部队，二十年后才记起他自己该怎么办了。他后来好容易联系回去，当了一个在街上拉板车送煤球的工人。他走时我去送他，他的背已经有些驼了，拖着步子，让人想起《三套车》中“你看那可怜的老马”这话。
当年赴陕北插队的三万北京知青，而今留在陕北的，只剩三百人了。这是为了写这篇短文，刚才我打电话问延安的。哦，三百壮士，高原的最后守望者，我想我的笔更有理由向你们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