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想起宣传科那三百斤。刘韶安说，艰苦奋斗，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现在一提艰苦奋斗，有人就理解为吃差点、住差点。不对！艰苦奋斗放在今天，放在十三大以后的今天，就是要艰苦创业，发展生产力！我们这里，车间主任以上的干部，没有加班费。我们利用星期天开全厂会，工人就不会有意见。因为干部没有加班费，工人有。干部就有号召力。
然而干部也是人，也会疲劳，也会困。刘韶安倒好，汽车一开就能睡觉。所以还能维持他的生态平衡。一天下来也常有一点享受——如果夜里十一二点能回到家，那么一边看几份当天报纸，一边看电视新闻。也不知他怎么同时把报纸也看了，夜间新闻也看了。看来人的确还有很多潜在的功能——包括特异功能——尚待开发。
否则我也不愿意女的比男的强。
星期天，谈国荣回家了。黎淑明照例又在加班。我走进屋去，没人。走进厨房，谈国荣在洗一大盆衣服。历史的重复。
谈国荣是个英俊青年。我刚认识黎淑明，她就给我看她和她心爱的丈夫合照的心爱的照片。然而黎淑明的心，黎淑明的爱，好像都给装进那些工装短裤、工装牛仔裤里了。
家，是具体化的。做妻子做母亲的，总是一个家的主轴。我每星期天带着功课回来，总希望家里干净、温暖。但是她老不在家。这都影响了我的归属感。
我每次一回来，总是先接达。一看达穿得那么不好，我这个男子汉的眼泪直往心里流！我的同事总说：你的孩子一定穿得很漂亮。因为黎淑明很会做衣服。可是黎淑明根本没有时间给达做衣服。我每次接达，一看穿得连农村小孩也不如，因为都是淑明妈妈做的——我一点不是怪老人，我是说，我们做爸妈的没有尽到起码的责任。
我想：你也不要当服装厂副厂长！那年总厂聘任她当副厂长时，我们俩人整整商量了一夜！当，还是不当。原先她是生产组长。责任不那么大，当了合资企业的副厂长，又要交际，又要订合同，又要了解国际市场的行情。因为这个厂没有正厂长。不过又想想，现在是个竞争的社会，逼一逼也好。如果有了机会不去拚搏，没有本事是要被淘汰的。
我也亏得在外读书，思想开阔了。
否则，我也不愿意女的比男的强。原先我和她好的时候，我是这个厂的工人，她是待业青年。人家说，你找一个待业青年怎么行？我说就是她找不到工作也不怕的，没所谓的。男的比女的强一点，心理上倒很平衡。她当厂长后，我要不是在广州读书，我肯定会有些不痛快，现在我想，80年代了，应该有一个开明丈夫，自己争口气，把妻子作为自己提高的促进力。
我这头学习，充实了，也提高她。我读经济法，读企业管理。我学经济法案例的时候，常常担心如果她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应付？常常怕她上当。所以我总是想把学到的和她讲。可惜她老是不在家。我就希望能有机会让她也去脱产读书。哪怕时间短一些。否则她的知识和能力有距离。
我们像认识了十年的朋友一样，笑着。
宁可相信可能
蔗化厂已经有了服装厂、电力厂等九个分厂，还有七家分公司、七家合资公司。还有六个工地同时在日夜兼程地动工，建设纤维板厂等等。就连工厂供销科，都有了五个营业执照和五个银行账号，又起了三家公司。我到广州市江南西路十九号，这儿是供销科买下的一幢九层楼房，他们开的广州分公司，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开张了。一楼是商场，二楼办公用，三楼搞设计，四、五楼出租。前些日子，隔壁一幢大楼的三层以上被南海石油公司买下了。他们又买了那一、二层作商场用。二层专卖本厂纤维板厂生产的家倶。两幢楼间正在打通。不远处又有一幢五层楼房和一幢二层楼房被他们买下了。
从江南西路出来，刘韶安带我去看望中山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谈话间，刘韶安竟又发现两个可能开拓新领域的线索。当然，仅仅是可能。一个有心的企业家，宁可相信可能，而不会首先觉得不可能。或者说，明明觉得不大可能也不放过那依稀可见的可能。
市头蔗化厂本来是一老厂，设备是旧中国留下的杂牌军，人称万国牌。刘韶安在1982年提出拆掉三个车间，自己来生产我国还没有的五千吨大型压榨机。如做不成这种机器，那么，后来的压榨机也已经拆掉了，农民种的几十万吨甘蔗就无法开榨！而且这一个项目的二千五百万元贷款用什么还？实在很难赞同他的这种奇想。但是三中全会后农村形势这么好，甘蔗这么多，不更新压榨机，甘蔗就榨不完！何况80年代的人，还使用1900年的蒸气机和1921年的旧锅炉，怎么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大型压榨机，4月份还没出图纸，11月要安装好，开榨。刘韶安派人到东北、四川、湖北、江苏、浙江等地分头去定制各种部件。大轴承从东北运来时，已经一天也耽搁不起了，大卡车连开七天七夜！
如果卡车在路上遇到故障呢？如果哪个省的部件脱节了呢？真像惊险故事片，紧张得使人等不得看下去就想问：结果怎么样？结果是，1982年大型压榨机的制造成功，使蔗化厂派生了一个糖业机械制造厂。
那几年，社会上正在进行一场奖金攀比的全运会。蔗化厂1983年又引进服装加工生产线、塑料编织袋生产线等。
1985年利用锅炉停榨期的蒸汽发电，一年建起一个热电厂，不断地需要钱，钱，钱。奖金只能压到最低水平。贷款像叠罗汉似地见涨。大家骂刘韶安是败家子。不过这两年糖价不提，蔗农大减，要是没有花色繁多的各分厂、各公司的综合经营，糖厂如何维持生计？大家夸刘韶安有超前意识。
蔗化厂就在珠江边建码头，盖电厂，完善程控电话、国际电传等等，能源、交通、通信，形成投资环境的三步棋，已经走出了。
但是如同1982年不生产大型压榨机就难以消化生产的甘蔗。如同1983、1984年不开发新项目，蔗化厂今天就难以生存一样，刘韶安到了1987年11月，又面对一步不能不走出的棋了。
忽然想到之三：
11月19日。一个乎常的日子。我只记得贝利在11月19日，踢进了他的第一千只球。当人家问他广你最满意你踢的哪一只球？贝利说下一只。这句话比这只球流传更广。这是哪年的事？
1987年的这一天，我又感受到这种下一只球的精神。厂副总经济师吴锦梁正在向干部们阐述1988年大承包方案。讲的是广东话，我只能听懂改（计）算、奖根（金）、公西（司）、折（质）量、海（系）数、几（指）算、雷（利）润、挂欧（勾）、恒（含）量、好黑（考核），唉呀呀！亏得开会前，我找他谈过。我听不懂时，他干脆以写代说。拿起笔时要戴眼镜，放下笔时又脱眼镜，四十多岁，眼睛就超前老化？
蔗化厂1988年开始的大承包，是把原来的一本账，分成各公司、各分厂的十几本账。产值、税利、福利、劳保、住房、工资、奖金等等一切，各分厂独立核算。原先分厂厂长完成了生产指标就完成广任务，现在不能不独立考虑成本、物价、管理、经营、市场、信息……
一切。从资金周转到职工吵架，一切矛盾都可能向总厂上交了。
是的，调动积极性的一个要素是：利益的分配。大企业深入一步改革，不能不面对——二次分配。
但是我想，总厂对各分厂最后定下的工资总额基数，分厂对总厂承包时各项挂钩指标，这是关系着各分厂、各部门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的数字，在定下之前，会不会在总厂和各分厂之间会产生利益的摩擦？各分厂会不会把自己的实际生产能力打埋伏，好少承担一些义务？承包以后，为了多分得工资和奖金，会不会过多裁减人员？为了追求产值和利润，会不会拚设备？企业本来上上下下都学习了（全面质量管理），承包以后还会愿意花时间、花钱去停机维修、更新设备吗？这些设备的所有者又不是各分厂厂长，而且也不知道自己会当几年厂长，会承包几年。这样，为了眼前的效益，会不会不考虑分厂长远的发展？
恐怕又要乱一阵？
这些短期经济行为，一时上或许很难避免。如同国家也难以防止企业的一些经济行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么。
所有制，限制了眼界。
人们关心物价，关心工资，关心分配，关心风气。这一切问题，都和所有制关连着。但是他们独独把所有制扔给经济学家们去处理。
如果大家来关心一下所有制，或许，能在经济理论领域多蹚出些思路？多一些初生牛犊，或许可以多一些理论突破口？
忽然想到自己。
改革每深入一步，总要触及某一方面人的利益或习惯。这一步，触及的是分厂长。
刘韶安一年前就在厂里谈了这个设想，两个月前又开会向各分厂、各公司的干部谈了。刘韶安想进行一个大变革，总喜欢由大家议论上一年。免得超前行事。
这里不会有人再赞成吃大锅饭。但是，一年议论，两月等待，都不见哪位分厂长要求实行大承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