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千山万水》话剧中，李琦演的是一名代表反动势力的小头目，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他扮演的是那个浑身是资产阶级情调的角色罗克文，在《女贼》剧中他演过骗子，在《姑娘跟我走》剧中他演流氓……虽然是来来回回跑龙套，可那时他才真正懂得什么是演员，什么叫“演戏”，什么叫艺术。进门八年了，他开始人道，认真地演好每一个角色。
正当李琦刚刚人道醉心于当好一名演员时，改革开放的浪潮奔涌而来。经济建设的转轨，人们思想的转变，使刚刚繁荣了两年的戏剧舞台再次跌人低谷。无戏可演，就学门手艺吧，当时做家具成风，李琦无师自通，做起了家具。“服务上门，概不收费”，这李琦是拿主业当副业干，这是李琦的服务宗旨。家具越做越好，名气越来越大，门前的队也排得越来越长。李琦来者不拒，从东家做到西家。好烟好酒地供奉着，好菜好饭地伺候着，李琦乐此不疲。久而久之，李琦有了第一个业余职称--李木匠。
大院里的家具做完了，李琦改行当起了裁缝。那时刚刚流行“喇叭裤”，愿意穿的人多，可会做的人少，李琦心灵手巧，带头穿起了全团第一条“喇叭裤”。“李琦，这喇叭裤是从哪里买来的？”“我自己做的。”“能不能帮我做一条？”“没问题。”从此，李琦的宿舍成了裁缝铺，全团男女青年穿的“喇叭裤”几乎全部出自他之手。接着，人们送给他第二个业余职称--李裁缝。“喇叭裤”风靡了一阵过了潮头，李琦适时改行学理发。他发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烫头的有了，染发的有了，美容的有了，人们在追求新追求美的同时，有人说，努力从服饰上、发型上、修饰上表现自己。李琦会理发？起初，周围的人不相信，当人们对他确信无疑时，他的“裁缝铺”很快成了“理发店”。于是，人们又送给他第三个业余职称--李师傅。李琦是热，人，结婚的找他当司仪，送葬的请他当“知事”，他来者不拒，有求必应。那两年，主业荒废了，可学了一身手艺，落了一个好人缘。他是全团最小的演员，嘴甜人也可爱，平时颇有些人缘，老师布置作业的时候他从不用心，老师检查作业的时候他却有心计，求师哥，拜师姐，把他们准备好的用不了的作业拣来，贴上自己的标签交差了事。
演男主角，唱男高音，打架子鼓，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演员。
改革的春潮推动着文艺这盘老磨合着时代的节拍飞速旋转。陕西人艺改革出台的第一个方案，是志同道合者自愿组阁排戏，自负盈亏。李琦人缘好，各剧组争着抢着要，并安排他在话剧《女人的一生》中担任男主角。起初，他喜不自禁，这是自己人人艺以来第一次担任男主角。在舞台上要的不是“人缘”而是“演技”，自己能演好这个角色吗？拿到剧本，整个是一个大颠倒。下基层锻炼，李琦才觉得这副担子太重，演砸了，无疑就结束了自己的艺术生命。结果，李琦一炮打响。那出戏第一次代表陕西人艺走出潼关，走进北京，赢得一致好评。舞台形象成功了，面对记者们的采访和提问，李琦常常处于尴尬的境地，要不难以张口，要不词不达意。他知道自己缺少文化素养，要想当一名合格的演员，需要充实自己。机会来了，1985年，中央戏剧学院招收一个表演专修班。李琦闻讯后，立马赶到北京应试，他本想来这里全方位地包装一下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文化层次、有艺术修养的演员。这一次他没能如愿，带着寻找的失落回到人艺。李琦刚从北京回来，人艺开始精简机构，从领导的谈话中他得知自己被划入“精简”之列。他苦恼，他不解，他愤怒。自从自己懵懵懂懂地走进人艺以来，一直“混”了十多年，实则是到下面接受锻炼。在基层接受锻炼，现在刚刚找到自己的定位，并真心地热爱这份事业时，却被“精简”了。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当即向领导提出三点要求：一、我要在同龄的男演员中打一个擂台；二、离开时给我安排一场告别演出；三、给我开一张介绍信，我要去告状，告那些任人唯亲、排除异己的昏官。满足我这三点要求，我明天就离开。领导的“将军”坚定了李琦的反叛性格：宁肯在这棵歪脖子树上吊死，也不离开人艺。按说，那时的李琦，已经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他虽然“触电”较晚，可那时的他已经拍了两部电视剧，尝到了“触电”的甜头，搞影视，有名有利，何苦要在人艺这棵树上吊死？
就在决定李琦人生命运的当口，人艺换了新领导。老领导对李琦的成见一笔勾销，新领导对李琦的认识重新开始。他总是脏活儿累活儿抢着干，老师布置了作业，他总是敷衍了事去应付。新领导上任后抓的第一出戏是《情祭》，从总政话剧团请来一位导演。为了体现公平竞争的原则，导演在分配角色前对所有演员进行了一次摸底测试，每人上台演一段小品。测试后的第三天，公告栏公布测试结果，李琦的名字赫然名列榜首，拿副业当主业干，由他出演第一男主角。导演慧眼识珠，给了李琦一个充分展示才华的机会。在排练过程中，导演发现李琦多才多艺，架子鼓打得棒，歌唱得也不错，在演职员名单上曾三次出现李琦的名字：男主角--李琦，司鼓--李琦，男高音--李琦。这出戏，李琦的确出够了风头。公演后，有人给他开玩笑说：“李琦，你还会干啥？会不会生孩子？”李琦一笑了之。
从一个不被领导重视而被“精简”的对象，一跃成为让人嫉妒得眼红的台柱子，李琦觉得可笑而又可悲。得到重用后的李琦突然感到自己掉进窟窿里。掉进窟窿里的感觉很可怕，不能再去“触电”了，不能外出挣钱了，只能一心一意地演好戏。在宁夏话剧团工作的妻子在领导的关心下调到西安，接着团里又给解决了住房。士为知己者死。从此，李琦心无旁骛，安岗敬业。尽管他失去了发财的机会，可他最为珍视的是得到了领导的器重和信任。那年，陕西人艺一鼓作气推出三台大型话剧进京演出，李琦在古装戏《自居易在长安》中演配角，出人意料的是，每次下基层都能得到领导一个“有正确的劳动观点”的好评。对李琦的评价也不尽相同，主角黯然失色，演配角的李琦却捧回了令人炫目的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李琦成了“梅花奖”的得主，有人对他刮目相看，有人则在其背后指指戳戳。“这一回进京演出，等于给李琦抬了一回轿子。”“兄弟，话可不能这么说。要说是抬轿子，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轿夫，不过，我不像有些人是弯着腰抬轿，而我是挺起胸抬轿，所以人家看上了我这个挺胸的。”这是李琦的回答。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李琦成名了，成名后的李琦却多了几分忧虑和烦恼。演员们恢复了正业，舞台上有了新戏。周围那么多亲善的目光突然间变得尖刻起来，周围那么多朋友突然问变得陌生起来。他知道这一切都不是自己的过错，人干吗要为“名”所累？远远地离开这个“名利场”，外面也许还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芳草地。于是，他毅然决然地走了，带着老婆孩子离开了那块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离开了他所钟爱的为之奋斗了十多年并登上理想高地的艺术事业，是年他三十六岁。他把自己的未来贴上一张邮票交付给人生那条没有航标的河流。
演马戏，住地下室，啃方便面，闯京城的日子经受磨难离乡背井闯京城者无外乎两种人，说是到基层办学，一种是心高气傲、不安于现状的年轻人，他们出来寻找大世界，他不属于这一种；另一种人是成名后来京城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他亦不属于这后一种。三十六岁的他为生活所迫而来，他清楚地知道这是一次没有回程的“背水一战”。
京城，一个五光十色的大世界，那么多的高楼，那么多的汽车，那么多的宾馆和饭店，哪里是自己的归宿？这里人地两生，举目无亲，一切要从头开始，一切要靠自己的双手创造。
来北京的第一个夜晚，全家人是挤在一个密不透风的地下室里度过的，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晚餐是每人一碗方便面。
要想立足北京，最重要的是尽快找一份能挣钱的工作。他说不清“求爷爷、拜奶奶”跑了多少趟，也说不清这期间鼻子上碰过多少次灰，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总算是找到了一份工作，在月坛体育馆“晚宴剧”中当演员。当了十多年演员，他第一次听说“晚宴剧”。所谓“晚宴剧”，实则是马戏团。当时月坛的“晚宴剧”正红火，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三：法国的“红磨坊”，纷纷下工厂、下部队、下农村，美国的“中世纪”，接下来便是中国的“哈哕，兵马俑”。看了一场“晚宴剧”的演出，李琦才知道这碗饭不好吃，演马戏要的是真功夫，要有胆有识、有勇有谋，要能腾能跳、能倒能立，这是勇敢者的事业，也是冒险性的职业。迫于生计，李琦居然和老板签了“生死约”。那的确是“生死场”上的搏击，现在回想起来也让人不寒而栗。
骑马不同于骑车，骑车只要一个脑子，骑马却要两个脑子，一个人脑子，一个马脑子，弄不好就出事，轻则摔它个鼻青脸肿，重则摔它个筋断骨折。那次团里刚来了一匹黑马，李琦不识其脾性，对其进行“放野”训练。那是一个秋日的清晨，旭日东升，霞光万道，李琦扬鞭跃马，有的是热情，春风得意，一路迎着朝阳飞奔而去。黑骏马一阵撒野的狂奔之后，突然出乎意料地来了个“急刹车”，李琦一个空中前扑，被强大的惯性推出足有二十米，用身体划了一个黑色的抛物线，重重地摔在地上。那一跤摔得好惨，右臂撕脱性骨折，眼膜破裂，轻微脑震荡。胳膊断了，打上弹力绷带继续练，这是竞争的需要，也是生存的需要。美国的“中世纪”训练一位熟练的马术演员时间是一年半，可“哈哕，兵马俑”的老板要求是三个月，这是胆识的训练，这是意志的训练，这是超强的训练。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的文艺舞台迎来了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样板戏”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是“百花盛开春满园”的繁荣景象。马上对刀是最具感官刺激的场面，那是真枪真刀的较量，那场面刀光剑影，壮怀激烈。一把钢刀演出三场就被砍成锯齿形，流血事件时常发生，身上被砍破了，他有的是力气，扎上绷带继续上台演出。李琦在马戏团干了两年，那两年真是摔打出来的，直到今天他才明白，那时挣的才是真正的“血汗钱”。
后来“晚宴剧”的老板破产关张了，至今还欠李琦两万元“血汗钱”没还。李琦说：“想起那段经历和那个无情无义的老板，我恨得咬牙切齿。那时我最需要钱，所做的一切冒险动作也是为了钱。黑心的老板每月只给三百元基本生活费。无力养活老婆孩子，只得把他们送回老家。”
来北京后的第一个春节想来让人心寒。冷锅冷灶，无亲无友，李琦在一个路边小酒店里炒了两个小菜，要了半斤二锅头，喝了个一醉方休。走出酒店，他觉得直想哭，一个男子汉哭什么？他不知道，可无法控制自己，还是在东四十字路口哭了一阵。他想给远在宁夏的老婆孩子通个电话。当时。‘路边没有电话亭，只得作罢，带着一把眼泪回到那个冰冷的家。大年初一早上，李琦刚刚泡上一包方便面，有人来敲门。打开房门，见是青年艺术剧院新识的朋友刘金山。“李琦，就你一个人在这里过年啊，凄凄冷冷的，李琦恰恰相反，走，到我家里去喝酒。”不负朋友盛情，李琦在朋友家过了一个伤心而又难忘的春节。
这期间李琦认识了一些朋友，其中之一就是他的“黄金搭档”陈佩思。李琦说：“佩思这仁兄爱才如命，爱戏如命，我能有今天，和他的帮助和提携是分不开的。”
“哈咿，兵马俑”倒闭后，李琦进了佩思的大道影业公司。起初，和佩思一起演小品。北京有线一台“天乐时光”栏目几乎成了他们独家经营的园地，每周二十五分钟节目，作品一个接着一个推出。回忆那段近乎荒唐的往事，李琦感慨地说，那些年，虽然没有上台演过戏，可从师哥、师姐身上学了不少，学校实行开门办学那阵子，严格地说是从他们身上“偷”来不少东西。那一年，他们接连演了三十多个小品，有《擦车》《焰火师的奇遇》《袁大头外传》……在带给人们笑声的同时，他也渐渐地被人们所熟悉。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函来了，北京电视台的邀请函来了，来者不拒，李琦抓住每一个机缘，不失时机地展示自己。他想，如果真的是一块玉石，就要把自己打磨得光彩照人，向世人展现自己的风采。
在京城风风火火闯荡了三年，磕磕碰碰地走过三载，很多人怕苦怕累，李琦慢慢地悟出了生存之道：如果说中国的文艺界有十条凳子，别人坐满了，你就要站着，因为你是第十一个。前面有人走了，才轮到你坐下。一开始你站着不说话，别人会认为你傻。后来，别人问话，你说了，别人认为你不傻。再后来，让你做事，你做得很好，人家会对你刮目相看。
“人熟是个宝，人好是个宝，人乖是个宝。听人劝，吃饱饭。”祖母当年给他留下的古训他一直奉为人生的座右铭。他老的不媚，少的不欺，该伸就伸，该缩就缩，不与人争，不与世争，扎扎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渐渐地落下一个好人缘、好名声。就这样，文艺团体如法效仿，李琦在北京立足了，小品他演，电视他拍，舞台戏他演，音乐会他唱，杂技他耍，演艺界的“十八般武艺”他样样上手。不久前，李琦又拜范圣琦为师，学吹萨克斯管。李琦说：“我唱歌不识谱，连业余也够不上。有时进录音棚，导演给我谱，这不是出我的洋相吗？我压根儿就不识谱。跟范圣琦老师学萨克斯管也是一样，先学拿乐器，再学1、2、3（刀、来、米）。有一次我问范老师，你教过基础这么差的学生吗？他说没有，可你不笨。我觉得爵士乐适合我的性格，有哀婉的音色，能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我过去是听别人吹，有一天我将吹给别人听。我这个人好奇心强，好胜心强，什么事都想尝试一下。”“李哥，你这又吹又唱的，让我们吃什么？”身边的朋友这样跟他开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