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城作家协会，《中国诗歌的新曙光》的“研讨”还在继续进行。徐晨已经出了院，尽管并未痊愈，也得抱病参加－－这是态度问题。二号主角孟一先和《文艺春秋》编辑部诸位同仁也是每会必到，坐在“被告席”上，聆听文学大法官们的“起诉”。
钱学义教授正从四个方面分十二个问题对《文艺春秋》近些年来脱离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以及产生《中国诗歌的新曙光》的思想根源，进行剖根究底的分析。说到得意之处，秃了三分之二的头便轻轻地晃动起来，“地方支援中央”的那几根头发便被摇散，显现出一大片明亮的头顶，和耀眼的日光灯争相辉映。
周新亚和野风坐在后面，看着细酸一张一合的大嘴，悄声嘀咕着。野风说：“细观此公的相貌，我用《周易》算了算，推出一个很不好的结果：短寿。”
“何以见得？”周新亚笑问。
“作为一个男人，他缺少雄气；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缺少大气；作为一个哥儿们，他缺少豪气；整个儿一个气！－－这样的人不短寿谁短寿？”
“这你就错了，”周新亚说，“恰恰相反，正因为他缺少这三气，所以才能够长寿。”
“此话咋讲？”
“君不见阳世之上，凡是有点豪气，有点雄气，有点正气的人，最后都不得好死，不是自己气死，就是被人害死。而像细酸这样投机钻营、蝇营狗苟的人，倒是活得有滋有味，福寿双全。你要不相信，咱们可以做一个社会调查，看看好汉命长，还是宵小命长。”
野风扑哧一笑：“似有道理。”
周新亚说：“以后有了机会，我倒是想给这位钱大教授提一点善意的建议。”
“什么建议？”
“我就说：钱老师，您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糟践自己干什么？太不值了！您应该安静下来，认真地读读高中语文课本，写几篇对得起教授称号的文章。毕竟已经是八十年代了，光会写大字报怕是不行了。”
“你敢吗？”
周新亚一笑：“不敢。”
孟一先坐在胡然身边，一反满不在乎的常态，拿笔在采访簿上飞快地写着什么。一会儿眉头凝聚在一起，一会儿嘴角上露出嘲讽的笑意。胡然以为他做记录，便有些奇怪：“阴阳”这是怎么啦？记那些弱智者的发言，莫非要“立此存照”吗？于是便伸过头去，看孟大记者都写了些什么。只看了一眼，作家先生便忍不住笑出声来。
“严肃点！”
主持会议的王伦瞥了胡然一眼。
胡然忍住笑，侧过头去，继续看孟一先的采访簿－－
侏儒的拳击
看哪，在西部的一角，正在上演着一出精彩的节目：侏儒的拳击。他们小手小脚，短胳膊短腿，而且脑袋特瘪，鼠目萤光。一声令下，一个个披甲执戈，勒马挥刀，向着虚拟的目标和莫须有的敌人出击。瞧，他们打得多起劲，干得多卖力，真可谓同仇敌忾，万众一心。英雄们咬牙切齿，左冲右突，杀得忽雷闪电，天昏地黑，但最后却发现他们扑向的原是一堆空气，一架风车，一群绵羊……
“这家伙，不愧是个阴阳！”胡然心里笑道，又接着看下去
他们是一群色盲，把白的看成黑的，红的看成绿的，蓝的看成黄的，紫的看成青的。他们又是一群文盲，把“是”字认成“不”字，把“好”字认成“坏”字，视“中”为“右”，视“友”为“敌”。侏儒们一个个神经过敏，视健康为癌症，视正常为死亡，将蚂蚁说成大象，把羊群认作敌阵，四面出击，制造紧张，高喊“狼来了！”既吓别人，又吓自己。他们还是一群流氓。胡搅蛮缠，不讲道理，无中生有，夸大事实，只准他说，不许你说。他们手里拿了棍子，腰里插了匕首，谁要敢吱声，就让你“见见颜色”！侏儒们一旦坐大，将会搞得民不安生，国无宁日，文坛失色，万马齐喑。
结论：侏儒虽小，危害极大。当他们乱哄哄闹嚷嚷欲图登台表演时，国人应该大喝一声：住口！滚开！
看到这里，胡然悄声对孟一先说：“着实解气。可惜不能发表。”
孟一先笑道：“中国如果办一个《侏儒论坛》，我倒是可以写点东西的。”
胡然问：“侏儒们东拼西杀，到底图了个啥？”
孟一先说：“当然有好处喽。上面早已铸造了一批奖牌，准备发给本次拳击的优胜者哩。”说完又补了一句：“不过奖牌只有铜钱那么大－－”用小拇指的指头蛋儿比划了一下。
二人会心一笑。
“注意听发言！”
党组书记的声音传了过来。
孟一先又飞笔作起“记录”来。
在深入“研讨”的同时，内查外调也在暗地里进行着。根据茅永亮和张名人的揭发，徐晨的问题正在向“三种人”靠拢。徐主编一向认为自己在反右和文革中受迫害最深，历史是清白的。可是经过茅、张二位的生花妙笔和三寸舌根，这个在戈壁滩上炼狱多年的臭老九却原是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参与者，“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差一点儿就是“三种人”了。何谓三种人？文革中有过打、砸、抢行为的人是也，又称打、砸、抢分子。轻则领受党纪政纪的关照，重则要受到法律制裁。和这种错误一靠拢，你的仕途至少是玩完了。现在人家就把徐晨老儿往这上面“套”。根据呢？茅永亮和张名人言之凿凿，铁证如山：当年在抄作协老主席的家时，徐晨担任了登记清册的重任：大家抄一件，他登记一件。这是他们亲眼所见的事－－因为他们也参加了那次行动－－所以不会有错。徐晨申辩：他登记清册，是当时作协的文革筹委会副主任茅永亮让他干的，他一个靠边站的人，咋敢不服从呢？工作组不想刨根究底，不想了解得那么细，只是问他：你参加抄家了没有？徐晨说：参加了。又问：你到底登记了没有？徐晨说：登记了。工作组笑了：这就行了，这就对了。徐晨问：那么茅永亮呢？他就没有错？工作组说：这不管茅永亮的事，我们现在问的是你。即就是他当时错了，但他现在敢于站出来揭发你，也就说明他认识好觉悟高，站到正确路线上来了。而你的问题，就不一样了。这要和你近期的表现，刊物的问题联系起来看，要看一贯。所以说，你要端正态度，不能在错误的道路上继续滑下去了。我们是有耐心的，我们欢迎每一个犯错误的同志回到党的怀抱中来，但我们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李玲也不甘落后，收集和揭发了《文艺春秋》严重的经济问题：搞文学函授，赚了好几万元，收入小金库里，私自开支。工作组查问，徐晨说有这回事，但都垫到大天文学奖里去了。工作组一调查，文学奖活动是搞了，奖金却未落实，便说徐晨沽名钓誉，弄虚作假，欺骗读者和作者。徐晨说，那你们去问王书记和苏部长，启明同志和肖副市长也知道此事。这事也便不了了之。李玲又揭发出一条：编辑部卖了废旧杂志和报纸，钱不入账，全都请客吃饭了。徐晨坦然相告：这是真的。年头节下，文友相聚，喝点滥酒，发发牢骚，本是人之常情。要不要我把这钱垫出来？不知是何原因，这条罪名最后竟也没有成立。
平常日子，编辑部里依然是欢声笑语。文人们喜欢苦中作乐，而且“开心”的水平还相当的高。这当然首先得归功于周新亚那魔术般不断变幻出来的段子。今天他讲的段子是乡村大大赶集的故事。一位火爆脾气的山民吆着毛驴去镇上赶集。走了几十里路，他的肚子咕咕叫，十有八九是饿了。如今的农民兜里有点钱，也想耍耍排场，于是便到一家有头有脸的饭馆去吃饭。哪知里面已经坐满了乡镇干部，正在吆五喝六，吃香的喝辣的。店家对他说：“这阵没工夫，等一会再来吧！”山民无奈，只得把驴拴在饭馆门前的白杨树上，从怀里掏出旱烟锅子，有一搭没一搭地叭起来。谁知那驴也饿了，竟张开大口，啃起白杨树皮来。店家跑出来一顿好训，并要乡村大大赔偿损失。那山民本来就窝着一肚子气，又被店家训斥，不由火冒三丈，抡起鞭子猛抽毛驴。一边打一边骂道：“驴日的，你以为你是干部吗？想吃啥就吃啥！”那驴被打得叫了起来，山民又骂道：“驴日的，你还想唱卡拉OK哩！”接着又打。那驴被打得浑身是汗，山民又骂道：“驴日的，你还想洗桑那哩！”打到最后，那驴的球吊下来了，山民拉长声音骂道：“咦，驴日的，你还想找小姐哩！－－你是干部吗？好你个驴日的！”骂完，扔下一张票子，翻身骑上毛驴，得得得得，打道回府了。
“哈哈哈哈！”野风笑得前仰后合。
“你这个家伙！”胡然用手指着周新亚，眼里笑出泪来。
“再说一个！”野风不依不饶。
“没有了没有了。”周新亚说，“好段子都被你们榨干了。”
“来，喝杯酒，犒劳一下。”野风从柜子里取出酒来，“看，刚买的祁连春，一瓶四十多元，老子一组诗的稿费。怎么样？”说着倒了多半茶杯，递给周新亚。
周新亚接过杯子，喝了一大口，咂咂嘴：“嗯，不错。比研讨会的味道正多了。”
野风说：“那就讲吧！”把茶杯又递给了胡然。
“好，再挤一个。”周新亚眨巴眨巴眼睛，“嗯，有了。”
说的是一位画家到新加坡访问，人家设宴招待。宴会上拿出了当地最好的酒。谁知画家竟滴酒不沾。对方感到很奇怪：中国的干部怎么能不喝酒呢？于是便说：“你们那里不是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吗？”画家请问其详。主人朗朗说道：“能喝白酒喝啤酒，这样的干部要调走；能喝啤酒喝饮料，这样的干部不可靠；能喝八两喝一斤，党和人民最放心。”
胡然和野风听了，竟一时无言。这时徐晨推门进来，野风把杯子给了他，看着他喝了一口。
“味道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