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防队员知道碰到“骨头”了。一般情况下，这种时候，被捉者都愿意认罚，罚多少都可以，惟恐张扬出去。所以有些派出所虽然对破案没有多大热心，对于此事却十分踊跃。每晚撒出去一批联防队员，回来总有十分可观的收入。吃喝，福利，奖金，补助，统统有了。难怪一位熟悉内情的老板道：“做什么屁生意！现在只有开派出所来钱快。”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无聊文人，竟不买大爷们的账，还要拿什么狗屁人权和人家论理，岂不笑掉警察同志们的大牙？于是被扭送到派出所的拘留室里，反铐在暖气片上，让他切切实实地“体验”了一回生活。直到第二天上午，收到派出所的罚款通知，徐晨这才匆匆跑来，又是赔笑脸，又是说好话，并且吹嘘野风是全国知名的诗人，这才使派出所长网开一面，将其“训戒”后放回。大家问他干啥去了，他坦然作答：“嫖风去了。”他还写了一封状子，将联防队员告到法院，状告他们侵犯人权
法院不予受理，他一边往外走，一边咕哝道：“官官相护！”法院看他是诗人，便也不去理会。由他说去。，这里可以说是半个省的人文荟萃之地。在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的时代，曾产生过许多红火一时的作品，出现了一帮文化精英，有着极具光彩的篇章。时至今日，文艺界的耆宿们依然以此地文化积淀深厚而自诩，并且津津乐道地宣称：别看咱们经济上贫穷落后，文化上可是富矿。市委书记启明同志能在日理千机之余，亲临文艺界的座谈会，并和各式各样的“家”们一一握手，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那么现在，就让我们随着作家胡然先生到他所供职的单位－－古城市作家协会略微浏览一下，作一次简短的巡礼。
已经九点了，人们陆陆续续地来上班。从他们的穿着打扮上，就可以知道这是一群特殊人物：留长发的，蓄大胡子的，穿风衣的，戴礼帽的，精神抖擞的，萎靡不振的，因写了一夜作品而糊满了眼屎的……进门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抹去满桌子的灰尘，不是拿起拖把拖地，不是倒去积满了字纸篓的废纸，而是打开电热壶，烧一壶开水，泡一杯冒着气的热茶，然后再翻开当天的报纸，一边品茶吃早点，一边一目十行地看全省全市乃至全国全世界的最新消息。接着便开“谈”：昨晚吃的什么，喝的什么，见了什么人，听到什么事，又有什么好的“段子”－－而那“段子”多半是带“荤”的，于是笑得大家前仰后合，流出眼泪，这时已十点了。于是各就各位，摊开手里的活儿，正经八百地干起来。
第一个正襟危坐的是机关的一把手－－市作协党组书记王伦。他面前堆放着厚厚的一摞报纸和文件。王书记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看这些东西。他的桌上放着三种颜色的铅笔：红、蓝、黄。一边看着，一边使用不同的铅笔在报上或文件上打着重点号、次重点号、着重号、特重号，每一张报纸上都划满了道道。那都是他准备拿来在全机关的学习会上宣读或者宣讲的。看上那么个把钟头，他就坐在沙发上，脱了鞋袜，用手指头抠脚丫子－－这是他最喜爱的休闲方式。这时候，如果哪个下级来汇报工作，这位一把手就一边抠着脚丫子，一边听汇报。王伦原是市委的一般干部，工作之余爱写点“豆腐块”。后来给市委书记秦启明做了两年秘书。恰逢市作协加强领导班子，他便被作为懂行的党内专家，调到作家协会当了党组书记。文人们似乎对他并不买账，背地里都称他为“绿豆官”。这是因为王伦在一篇文章里戏称自己为六品官－－他是做了一番考证的－－据他考证，像他这样的官位，如果在古代，那是在五品以下，七品以上的，行文之间带着一种掩饰不住的自得。戏文上将七品官称为芝麻官，六品当然是绿豆了。而《文艺春秋》的诗歌编辑野风，喝醉了酒则干脆称他为“白衣秀士”。
在这座楼上，官位仅次于王伦的，那便是《文艺春秋》的主编徐晨了。这是一位工作狂。此公烟瘾特重，长年累月的夹烟，使他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已经变成了黑黄的颜色。和人说话时嘴里发出的烟气往往令对方皱眉。他总是一边抽着烟，“吭吭吭吭”地咳嗽着，一边认真地审阅编辑们送上来的稿子。发现一篇好作品，他会激动得两眼放光，急急地再续上一支烟，更加认真地复读一遍。如果遇到特别好的稿子，他便连连用手叩击桌面，嘴里还轻轻地哼唱起来。他抽烟与众不同：每天只用两根火柴，上午一根，下午一根。点燃一支烟之后，便不再使用火柴，而是一支接一支地续在即将抽完的烟屁股上，不到半天即可抽完一包香烟。一天三包烟还算是节俭的哩。除了看稿，他还要给作者写信。用毛笔给青年作者特别是农村作者复信，是他的一大爱好。在这一封封柳体写就的信件里，他会以导师的口吻，指出作者的长处和优势，缺陷和不足。即便是退稿，也要附一封热情鼓励的信，生怕冷了作者的心。王伦一再要求编辑部将不用的来稿一律烧了－－这可以给单位节省不少费用。徐晨却坚持实行对重点作者退稿的办法，并且咕哝道：“这能花多少钱？少开几次会，少出几趟差，什么都有了。”他家的灯经常亮到半夜，那是他在修改青年作者的稿件，或者设计版面。由于他的恪尽职守，以及下属们的卖力，《文艺春秋》几年来办得很有生气，团结了一大批作者，在西部地区很有影响。特别是诗歌编辑野风主持的《大学生诗歌》专栏，以其生动活泼思想新颖的特色，风靡大学校园。他大学毕业已经三十年了。他的许多同学都升了官，成为当地或者外地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成天和宝车、酒宴、豪宅、小姐们打交道。而他却依然坐在编辑部的冷板凳上，与笔墨为友。同事们有时说起此事，替他鸣些不平，却招来主编大人的一张冷脸。他本人呢，则继续在烟雾缭绕之中，吭哧吭哧地修改稿件，或者给作者写信。
介绍完了两位受人尊敬的头面人物，接着我们便有机会看到艺术殿堂里的许多名人了。出现在读者面前的首先是声震小城文坛的“四大名旦”。挂头牌的是怪蛋野风。何为怪蛋？以其行为古怪，放浪形骸故也。此人面黄肌瘦，形象委琐。不足一米六○的个子，稀疏的头发，懒散的步态，一副心事重重、愁眉苦脸的样子，很难和人们概念中的西部汉子挂上号。他是小城有名的酒仙，一顿喝个一斤二斤的没有什么问题。喝醉了他就躺在街上发酒疯，发完酒疯扶着墙走回家去。尽管他穿得破破烂烂，得了稿费却舍不得买件新衣服，而是立即买了好酒，买了罐头，买了烧鸡，拿到编辑部和弟兄们共享。经常弄得办公室里酒气熏天。有一次被王伦发现了，党组书记皱着眉头瞪着眼，满脸的不高兴。野风不但不收敛，反而斟了半茶杯白酒，死皮赖脸地灌进书记的嘴里。闹得王伦以后提起野风，摇头叹息不止。这还罢了，最让领导烦心的是这位诗人喝点酒就变得兴奋起来，一兴奋就怪话连篇，出语惊人。听听这都是些什么话：
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出于什么反修防修的良好愿望，而是一次蓄谋已久的政变。
专制是腐败的温床。
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越多的地方，经济越发达，社会越进步。
对于文艺创作，他的歪论更多：
诗是诗人心灵的历史。
诗人创造的是自己的世界。
到哪里去深入生活？生活就在你的心中。
到处有生活，这是至理名言。
这块土地上出不了伟大作家，因为我们都是思想的矮子。
这个时代产生不了传世之作，因为我们的作品都是“写”出来的。
中国的作家大都是宣传员－－高明的或者蹩脚的宣传员。
依附于政治和金钱的文学是没有出路的。
此公经常斜着眼儿，一副醉眼看世界的模样。妙就妙在，这时候他写出的诗最见真情，也最见才气。他最好的诗便是醉诗。醉诗无法归类，评论家们便给他赠了一顶“西部诗人”的桂冠。小城有一大帮崇拜他的青年诗歌爱好者，其中关系最铁的是一位在歌厅伴唱的四流歌手，名叫沙沙。
野风前半辈子受过很多苦难和冤屈，造就了他刀枪不入、放荡不羁的性格。1976年9月9日，中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陨落大地，八亿同胞痛不欲生。野风却躲在屋里和一位哥们下了一夜象棋。后来有人揭发，他狡辩说：哪条法律，哪条命令规定死了人不准下棋？说得人家还真拿他没有办法。“四人帮”粉碎后，野风的“反动分子”和“反动言论”被一风吹掉，伤痕累累的诗人平反回到小城。他穿一身老羊皮袄，腰里扎着一根在农场劳动时扎的草绳腰带，双手筒在袖筒儿里，像个乞丐似的走亲访友，大摇大摆地逛遍了高原古城的大街小巷，俨然一副凯旋归来的神态。他出问题时揭发他并和他离了婚的妻子找上门来，野风将那女人堵在门口，黑眼珠子骨碌碌不见了，两只眼眶里全剩下白眼仁子，怪吓人地说：“你找谁？我不认识你！”那女人痛哭流涕，要向他解释，被他一把推出门去，“砰”的一声，将门关死了。
此公最为人知的一件事是曾经在小城传得沸沸扬扬的“嫖娼”风波。几年前，他和歌女沙沙认识不久，两个人在金狮饭店跳了半夜舞，跳得难舍难分了，就开了一个房间。进了门刚搂抱在一起，门突然被打开了。几个五大三粗的联防队员破门而入，当场将嘴对着嘴还没醒过神来的一对男女捉住了。联防队员从野风的口袋里掏出工作证来，提出要罚五千元，否则通报到单位去。野风嘿嘿一笑，说道：“小伙子们，你们错了！我出了钱，这房间就属于我了。你们一不敲门，二不通报，就破门而入，这和强盗何异。这不是侵犯人权吗？要在外国，闯入人家围墙，是要遭枪击的，明白吗？好了，我也不追究了，你们回去吧！”联防队一听倒被惹笑了：“这狗日歪道理还多得很，不交罚款就送派出所。”野风正色道：“你们再纠缠我还要告你们哩。告诉你们，我们国家可是一个充分尊重人权的国家。而你们的作为，恰恰是给国家抹黑。不出示任何证件，破门而入，私自搜身，强迫罚款，变相敲诈，这几条够你们喝一壶的了。”联防队员拿出铐子来：“滚你妈的人权！到派出所吊上一夜，狗日嘴就不硬了。”野风厉声问：“请问，你们抓我，什么罪名？”
“卖淫嫖娼。”
“啥叫卖淫嫖娼？我们一没有脱衣服，二没有上床，三没有性交，卖淫嫖娼何从成立？”
“可你们亲嘴了。”
“什么法律上说，男女接吻要处罚？”
“你是嫖娼未遂！”
“未遂也是罪吗？我和沙沙小姐恋爱，马上就要结婚了，到时候还要请你们参加婚礼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