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最近以来，某老却有些郁郁寡欢的样子。这是有原因的。许多年以来，某老一直是全省思想宣传工作的权威，在理论界、文艺界有着崇高的威望。文化大革命中，作为主管文教的副省长，他曾受到猛烈的冲击与迫害，过了十多年的布衣生活。对于江青一伙的文化专制，某老深恶痛绝。特别是京剧样板戏的唱腔，他一听心就跳，血压也随之升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官复原职。在最初的几年里，他精神抖擞，信心百倍，雷厉风行地在文艺界拨乱反正，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将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文艺工作出现了大好局面，他感到十分欣慰。那一个阶段，不到七十岁的他留着短短的头发，带头穿了西装，风车似的飞转着：到机关学校做报告，到各个剧团搞调研，甚至和编剧、导演一起讨论剧本，给大家出点子，想办法，推出一台台揭露“四人帮”的滔天罪行，讴歌革命领袖的丰功伟绩，反映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的戏剧作品。那一段时间是他过得最舒心的日子。甚至连当时出现的一些思想过激的片面的文学作品，他也宽容地加以接受了。他是半个哲学家，懂得矫枉必须过正的道理。然而真理往前跨越一步就是谬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敏锐地发现了一些很不好的苗头，嗅到了另一种味道。一些作品，一些理论，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实际上在贩卖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货色，毒化着我们清新健康的空气。某些名为批判极左路线的文章，实际上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自从他离休以后，情况似乎更糟了。他虽然深居简出，但对文艺界的情况却了如指掌。除了各种“内部情况”，各种参考资料之外，经常有人来向他报告外面的动向，声情并茂地描绘社会上种种骇人听闻的内幕。毫不夸张地说，足不出户的某老，掌握的思想界、文艺界的动态，比一个政策研究室所有人知道的还要多。他开始忧虑了。
凡事要有个“度”。思想固然要解放，但不能“解放”到资本主义那里去，变无产阶级文艺为资产阶级文艺。虽然不在其位了，可是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一个为维护党的文艺路线的纯洁性奋斗终生的人，他有责任帮助第一线的同志把好这个关，掌握好这个“度”。
就在这样的心态和状态之下，某老收到了古城师专副教授钱学义的来信。他先看了信中所附的《文艺春秋》，找到孟一先的文章《中国诗歌的新曙光》，戴上老花镜，细细地琢磨起来。看着看着，他的手抖起来了。这篇文章以让人不能容忍的轻蔑口气，对中国新诗三十年的优良传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其态度之放肆，否定之彻底，简直是前人望尘莫及的。特别是当他读到“三十年来，中国诗坛充斥和横行的是宣传品和口号诗，诗歌货真价实地走了一条越来越窄的道路。”这样的句子时，他感到眼前有些黑，头也有些晕，便放下文章，呷了几口茶水，抽了一支烟。
接着又耐住性子读下去：“……正是那些浅薄的顺口溜，无聊的吹牛诗，瞒和骗的种种货色，将诗歌推向了死亡的边缘……”
“王八蛋！”某老猛地拍了一下桌子，他开始骂人了。
老人的血压陡然升高，心砰砰地跳起来。他连忙吃了两片速效救心丸，闭上双目，靠在沙发上休息。那忿然之气依然在呼哧呼哧地出着。
吃晚饭时，某老一直闷闷不乐，很少动筷子。他那上大学中文系的孙女问他：“爷爷，你怎么不吃饭？”
“爷爷不饿。”他说。
沉吟有顷，老人问孙女：“你知道有个叫《文艺春秋》的杂志吗？”
“知道呀，”孙女回答，“办得很不错的。”
“怎么很不错？”
“很有生气。看过的人都说，那是古城送给全省文艺界的一份厚礼。”
“噢？”老人放下筷子，“《文艺春秋》上有篇《中国诗歌的新曙光》，你看过吗？”
“看过。”
“有什么感想？”
“好呀，好文章。”
“你的同学们都看过吗？”
“好多同学都读过，一本《文艺春秋》都被传破了。”
“他们都是什么看法？”
“都说好。写得痛快淋漓，击中要害，说出了我们青年人的心里话。”
老人不说话了。他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他不再吃饭，点燃了一支香烟，坐在沙发上默默地抽起来。看来，问题远比想象的严重得多。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潮，已经在影响和争夺我们的青年一代了。他慢慢地踱回了书房，重新拿起细酸的信和孟一先的文章看起来。在钱教授文章的天头上，老人用红铅笔批了这样一段话：
很久没有读过这样好的文章了。看来，这是一位读过马列并且懂得辩证法的同志，是一位头脑清醒的文艺评论家。当五花八门名为解放思想实为贩卖西方资产阶级精神垃圾，名为百家争鸣实为向马克思主义挑战的各种思潮在我们的文艺界、思想界泛滥的时候，一位边远地区的大学教师，能逆流而上，写出这样有分量的有说服力的批评文章，更显得何其宝贵也！
然后又拿起了黑铅笔。这是老人的习惯：在他不喜欢的作品或文章上批字的时候，往往用的是黑色，以示轻蔑或者贬低。他在《中国诗歌的新曙光》的空白处，写了三条意见：
一，否定在《讲话》指引下几十年来诗歌创作的伟大成就；
二，否定传统诗歌的伟大成就；
三，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接着便让秘书拨通了古城市委书记秦启明的电话。解放初期，某老在一个地区担任专员时，启明同志是那个地区的粮食局长。粉碎“四人帮”，当某老又担任了省上领导后，启明同志又在省的一个直属部门当头头。可以说一直是某老的下级。对于某老的文化素养和理论水平，启明同志简直有着一种近乎迷信的感情。尽管某老已经离休有年，启明同志每次到省上开会，总要抽空去拜望这位老首长，虚心聆听老人家在一片闲谈笑语中所表达出来的种种教诲。
“老领导吗？”电话那头传来了启明同志毕恭毕敬的声音。“是我呀！”
某老和蔼的声音里保持着一种多年形成的威严。
“首长，有什么指示？”电话那头问。
“什么指示？”某老对着话筒说，“我都休息多年了，早就两耳不闻窗外事了，能有什么指示？”，
“那……”启明同志嗫嚅的声音。
“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一本杂志……”
“杂志？什么杂志？”
“叫《文艺春秋》，知道吗？”
“不知道……知……知道。”
“那上面有一篇文章，叫《中国诗歌的新曙光》，你看过吗？”“没……没有。”
“没有看过？”某老的口气严厉起来了，“连这样的文章也没有看过？”
“有什么问题吗，首长？”启明同志有些心虚了。
“有哇，当然有。没有问题我不会问你的。”
“是，是学术问题吧？”口气怯怯地试探着。
“糊涂！这怎么会是学术问题呢？政治问题！严重的政治问题！性质很恶劣。”
“听说是要展开讨论……”
“什么讨论？那是个幌子，是他们惯用的花招！”
“请首长指示得清楚一点，我们记一记。”
“第一，否定……第二，反对……”某老把他在《新曙光》上的批语又加重语气重复了一遍。最后语重心长地告诫老部下：
“老秦呀，你可不能太糊涂了。这可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咱们可不能犯错误哟！”
启明同志听出了一头的冷汗。放下电话，半天回不过味来。那个老右派徐晨，这下可把祸惹大了。王伦，苏守信，还有肖副市长，这帮家伙是怎么把的关？怎么能让这样的文章出笼？查！要彻底清查，一查到底，决不手软！否则，怎么向某老交代？“这帮狗日的！”他忿忿地骂了一句。
徐晨和王伦、苏部长、肖副市长很快被召到了市委书记的办公室。启明同志一脸愠色，简要地向大家介绍了某老的电话内容，然后问徐晨：
“这个孟一先是什么人？哪个单位的？”
徐晨回答说：“孟一先是《河声报》记者，喜欢写点文艺评论。”
苏部长说：“此人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
肖副市长说：“据说此人表现很不好。”
王伦说：“我认识这个人。说话阴阳怪气的，不是什么好人。”
启明同志冷笑道：“我们的刊物，就让这些王八蛋把持了。”徐晨解释说：“孟一先同志是入党多年的老新闻工作者，也是我市着名的文艺理论家。”
肖副市长说：“那危害就更严重了。”
启明同志说：“这些话先不说了。今天把大家找来，主要是查一查这篇文章是怎么出笼的。我们要对老首长有个交代。”肖副市长说：“背着我们发表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至少是违反纪律的。”
徐晨的手心开始出汗了，他意识到自己头上的火着了。连忙辩解说：“我们没有背着领导发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都是请示了领导的。”
启明同志厉声责问：“都请示过谁？”
徐晨说：“我们依照组织原则，层层请示了的。先送给王伦同志审阅……”
王伦的脸红了：“看是看过一遍。可我是工农兵学员，根本就没有学过文学理论，更不懂诗，压根儿就看不出个头绪来。所以最后只得请苏部长把关。”
苏部长的脸白了：“我倒是粗粗地翻过一遍。但那稿子抄得太潦草了，好多字我都不认识，根本看不下去……”
徐晨说：“肖副市长也看过这篇稿子。”
肖副市长眼睛一眨不眨地问：“是吗？”
徐晨说：“是苏部长送给你的……”
肖副市长拍拍额头：“哦，记起来了，好像是有过这么一回事。但我工作太忙了，哪里顾得上看一篇稿子？也就撇到那儿了。后来的情形就记不得了。”
徐晨犹豫了半天，终于鼓足勇气说：“后来，还是秦书记亲自拍的板……”
“什么？你说什么？”启明同志的眼睛瞪圆了，“我的头绪那样多，怎么会有时间过问一篇文章呢？我批了一个字腿腿吗？天大的笑话！”
“可是，您曾经说……”徐晨嗫嚅着。
启明同志威严地逼视着徐晨：“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胡球然！”
徐晨哑然。
肖副市长说：“徐晨同志！你可要摆正位置哟。犯了错误不要紧，关键是态度要端正。你是老同志了，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嘛！”
苏部长说：“不要推三阻四了，自己拉的屎自己清理嘛！”
王伦说：“徐晨同志，只要你认真检查了，作协党组也会分担一定责任的。”
启明同志说：“老徐哇，让你检查，这是为了你好啊！谁不犯错误呢？有了错误，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就是好同志嘛！－－党还能吃了你？”
徐晨表态：“我回去一定认真思考，做出一个像样的检查。”启明同志笑了：“这就对嘛，这就对嘛！－－王伦同志，作协的日常工作先放一放，集中时间，集中精力，搞好刊物的清查工作。”
王伦连连点头。
启明同志对肖副市长说：“这件事你来抓。不能走过场。要给老首长一个满意的答复。”
肖副市长一脸神圣地接受了任务。
回到《文艺春秋》，徐晨把刚才开会的情形向大家说了。编辑部立即大哗。就像沸滚的油锅里投进了一块冰疙瘩，编辑先生们全都炸了。
“学阀！”
“文霸！”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以势压人，蛮不讲理！”
明明是学术讨论，怎么变成了政治问题？连诗歌都不让讨论了，还谈什么解放思想，学术自由？更遑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大家都不要激动了。”徐晨不紧不慢地说，“事情已经发生了，胳膊扭不过大腿，还是冷静一点吧。任何感情用事，意气用事的做法，都是于事无补的。”
正说着，孟一先推门进来了。一进门就说：“这事我已经知道了，全城已经传遍了，都知道《文艺春秋》出了事。”
徐晨说：“你既然来了，就坐着听一听。也替咱们出点主意，看看如何能够闯过这一关。”
周新亚忿忿地说：“这也太卑鄙了。当初文章明明是层层送审，层层都看了的，而且是他们批准发表的。怎么一有事情，全都不认账了呢？”
野风恨恨地说：“还要把屎罐子往别人的头上扣！”
“他们当然不认账，”孟一先说，“他们怎么会认账？谁不想在这场战斗中立功受奖？谁不想站在真理一边？等着瞧吧，贵单位那些当初吹捧过拙作的人，都会在这场反击战中有出色表现，成为战斗英雄的。而且如果我估计得不错的话，那位钱教授十之八九还会火线入党哩。”
周新亚说：“王伦这小子，平常最爱卖派了，自称二流作家，对别人的作品总是品头评足，说三道四，俨然一个大理论家。怎么这阵儿忽然变得不懂文艺理论，读不懂诗了呢？”
野风说：“如果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他还会说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文盲哩。”
孟一先说：“要是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他首先不认识他妈－－因为他母亲是地主的女儿。”
周新亚说：“还有苏守信那个混蛋！平常这家伙的眼睛最亮，老远里就能看见漂亮女人－－一百米之外就能和骚娘儿们对上光。堂堂宣传部长，怎么连抄得那样工整的字都不认识了呢？”
野风说：“苏部长的眼睛是用来看领导的脸色和女人的屁股的，可不是用来看字的。”
胡然也忍不住了，骂了一声：“品质太恶劣了，一群小人！”孟一先笑道：“这你就不懂了。品质不恶劣，能爬上去吗？不是小人，能在官场里如鱼得水吗？事情明摆着：在座各位虽然有毛病，有缺点，但都不是小人。所以只能青灯素笺，趴在桌子上当老黄牛了。”
徐晨忍不住插嘴说：“谁是小人？你们可千万别弄错了。如今有个新名词：政治精英－－人家都是政治精英。”
野风唾了一口：“呸，狗屁精英！老子虽然无官无职，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却打脚缝子里看不起他们。要把老子惹怒了，老子要朝他们放一炮呢！”
徐晨急了：“野风爷爷，你可千万不要给我惹事。”又转身向大家说：“各位兄弟！识时务者为俊杰，大家一定要忍，不忍也得忍。这场风波，我不做检查是平息不了的。你们不愿检查，可以保持沉默，但切记不可放炮。人家批判，不管调子多高，咱们听着就是了，千万不要冒出一些针锋相对、火上浇油的话。那就遭了，事情的性质就要起变化，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说到这里，徐晨双手抱拳，向大家作了一揖：“求求各位了，千万不要给我再添麻烦。”
野风说：“徐晨老儿！你真是抽了骨头－－软到底了。人家让你吃屎你也吃吗？”
徐晨苦笑一声：“当然吃呀！我不吃屎谁吃屎？”
孟一先说：“恐怕也只能是这样了。人家说啥就是啥，人家解释成啥就是啥。你的一切辩解，一切说明，都等于放了个屁，没有任何用的。”
大家沉默了。编辑先生们人人嘴里吊着一根烟，苦着一张脸，不知该说什么好。似乎所有的话都说尽了，已无话可说了－－屋子里的空气都不会流动了。
过了好一会儿，徐晨掐灭烟头，对孟一先说：“老孟，你恐怕也得有点思想准备。编辑部整完了就会整你的。”
孟一先说：“这是用不着说的。刨根深挖，除恶务尽，向来如此。况且本人还是始作俑者哩。”
胡然说：“时代毕竟不同了，还能把你怎么样？”
孟一先笑道：“你确实是个书生！说实话，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我老婆是中学教员，工资比我高，她已经表态了：我万一被清除出新闻队伍，她就养活男人。”
野风说：“孟瞎子你也想得太悲观了。去他妈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咱们管不着。来，喝酒，先喝他妈个一醉方休！”
说着从柜子里拿出一瓶古城白酒，倒在几只茶杯里。编辑老爷们一人端起一杯，咕嘟咕嘟喝下去，屋子里充满了酒气。徐晨抹抹嘴：“咱们可真是苦中作乐啊！”
过了两天，《古城日报》和《河声报》同时在第一版全文发表钱学义的批判文章，而且加了编者按。那编者按写得酸尖刻薄，咄咄逼人，极尽讽刺、嘲弄、挖苦之能事，就像一把刀子，插在了《中国诗歌的新曙光》和《文艺春秋》的头上。这是肖副市长的手笔。为了写好这个按语，他不辞辛劳，专门让秘书从图书馆借来了五六十年代的报纸，找到那上面的许多按语，细细揣摩，用心体会，终于得到祖师爷的真传，写出了这篇堪称范文的编者按。古城人看到报纸，全都懵了：咋，又要搞运动了？知情的人说：这不叫运动，这是清除资产阶级的精神垃圾哩。人们“噢，噢，”两下，不再吱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