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的真实是事实的真实，正是这种可以验证的真实性，为报告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生发出强劲的力量因之，对于事实的尊崇和对于事实的有效利用，是报告文学创作中一个很值得探究的课题。而被人们视为报告文学艺术性的东西恰恰就是在这尊崇真实和有效利用真实的过程中显示出来。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人人都容易处理得好。创作的实践使我们看到，有的人视事实如上帝，极尽敬奉与信服，结果自己失去了应有的独立能动性，以致陷入到大量的事实中不能自拔，把作品弄成了事实的堆砌，缺乏有效的提炼与生发。但也有人，虽然也看重事实的至关重要性，可有时并未能把事实摆在适当的位置之上，使事实成了作家主观意志的附属，成了随意调配的零件。
末了，读者从作品中看到和感到的似乎不是生活本身，而是作家创造出的一个似是而非的世界。在处理和运用事实过程中出现的这两种偏向，都在有力地影响着报告文学的作用和力量。贾宏图的作品似乎十分看重事实和作用的，尽管有的作品在迷事实时还有迟重平实的不足，但还不至于被事实所累，使人感到已是举步艰难的地步。然而，因为对于生活事实的看重。所以，他又很注意对事实的选择和恰当妥切的使用。这种行为的结果；有时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
例如《她在丛中笑》中，“研制防爆整流器，危险性很大”，这一任务又必须由当时背负着不少政治包袱的安振东来承担，而出了问题，安振东实在担当不起。这时，陈秀云为了使这一工作得以展开，就写了十张条子；上面写道研制防爆整流器，危险性很大，如果出了问题，不由安振东同志个人承担，由党支部负责。”这个真实事实的描写，一下子就把陈秀云勇于承担责任，对安振东充分的信任及当时那个特殊的社会生活背景等内容反映得相当充分了。《解冻）中写到由一船西瓜的过境而逐渐展开的中苏边境贸易的细节；《大爆炸》中写到的“护士长一妈妈”，“先办了的结婚登记”及吴文英部长那推掉宴请去到工人的粥棚与工人共进餐饭的情形等等，都以看来细小具体的事实给人以触动和不易忘怀的印象。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是否勇于去面对各样的事实，这是个原则，但如何巧妙而又艺术地运用事实，使它为反映生活事件和人物的本质服务，这却是需要智慧和才能的。
诚然，事实的真实和存在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但事实并不能代替一切，有事实而缺乏对事实深刻的分析见解，使既有的事实由于作家的生发开掘而更富有社会价值，这同样是一种欠缺。而作品如果存在着这种欠缺，就不免会给人以平实的感觉，而少有那种灵动机智、深沉厚重的感染。贾宏图在许许多多的事实面前深思和动情，也不时地使读者伴随着他发生情绪的变化。然而，似乎他过于执着本色的描写，有时也就不完全适当地遏制了主观的能动性，使自己对生活的观照显得冷静，激情不足。把作品打磨得圆熟是一种才能，但削去作品的个性锋芒，却有伤于风格的建立。对于报吿文学来说，过分内向的表现是要提防的，因为它容易把作品导向纯客观式的介绍，使人容易忽略掉近的目标及现实性作用。我认为，若不是我主观的苛求的话，贾宏图的报告文学就应更热烈，更犀利，更富有灵智一些。文学评论是一种鉴赏，也是一种挑剔，我自知鉴赏的能力不足，其实挑剔也未必都是准确的。对于贾宏图作品的不满足之处，正是我热切期待的地方，但我并未忘记贾宏择使我受益的那许许多多。
1993年3月30日修定
对生活感应与攻守的记录
--评杨守松的报告文学
文学创作，被人们习惯地看成是一种个体的精神创造。这种见解，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各种不同文学体裁的创作，又有它特殊的个性要求。例如，报吿文学创作，就与小说、散文和诗歌创作有很大的不同。报告文学创作除去作家必须保持与社会现实生活有很紧密的联系之外，还与作家个久的社会经历，文化修养，乃至性格气质有直接的关系。一位不大与社会各方面接触、文化视野狭窄、性格内向柔弱的人，是不太容易在报告文学创作中产生激情，取得丰硕成果的，这是因为报吿文学面对的是社会的各种领域、各色人等，它的创造是离不开作家对社会复杂局势和不同人物的认识与把握的，它需要作家有参与社会矛盾斗争的勇气，并敢于述说，自己的认识判断等，这些虽然不是明确的要求，但却是报告文学创作者不能缺少的主观因素，在事实上是决定影响着报告文学创作的特殊性要求。
人杨守松是位适合于报告文学创祚的人。他对社会生活的投入与他那刚直性格及其良好的文学表现才情，都为他从事报吿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好的主观条件。可以认定正是因为这些自知与不知的内在因素，才使杨守松在写过散文写过小说的同时，把创作的重点和精力转向报告文学创作领域中来，而且不断的有令人欣喜的新收获（他的报吿文学作品多次获得全国和地方的奖励）。如今，报告文学在杨守松的手中，确如同一件运用娴熟的工具，行动灵活，挥洒自如。他依仗着这样的工具，在社会人生的大潮中，左冲右突，来往便捷，既充分地表现着他自己的性格与创造，也表现着社会人生现实的方方面面让人法对他有所忽视。
杨守松报告文学作品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他在作品中流露出的那种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热情。这种热情中既有他对生活的爱，也有他对生活的不满与批评。然而，这是一种带有分明责任感的挚情。纵观杨守松的报告文学，如人们熟悉的《“朱汉章现象”研究》、偶南大气候人《救救海南》、《昆山之路》、《苏州“老乡乃等，都非常能说明杨守松与生活变革步伐的种种密切联系。这种与生活割不断的联系现象本身，就事实上表现着作家对生活的一种积极态度。更何况杨守松的联系不是简单的沟通，不是一种消极被动的顺从和适应。
他的联系，是那种主动的介入，是那种把热情与理性结合起来试图参与生活变革的独立自觉行为。正因为有这种对生活独立自觉的参与意识，杨守松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就没有那种人云亦云，就势媚俗的平庸粗劣情形。杨守松很乐意接受生活中的善和美，却容忍不了生活中的丑与恶。所以，他的作品就总有一种内在的护善除恶，扬美鞭丑的激情。在朱汉章已取得显著医疗成果的时候，他就忍不住对那些贬低否认朱汉章创造的人提出责问；海南开发之初，在众多的人们欢呼海南开发成绩巨大的同时：由于组织工作的杂乱无章和许多人的盲目流动，以致使海南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和不该有的罪恶现象，他立即大声疾呼，喊出了“救救海南”的声音；昆山人在吴克铨等人的带领下，创出了一条自费开发致富的道路，杨守又满腔热情地以大量的事实依据，为这种创造精神和成果鼓与呼。杨守松在生活矛盾面前表现出的这种直率态度，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创作精神，并不是每一个作家都可以做到的。这是一种无私品格的体现，这是一种刚正人格力量的显示，更是对社会生活不断走向进步和明的二种赤诚的拥抱与-进。杨守松的这种抒为比起人们已多见的那种放弃自我独立性，一味地为某些个人的名利张目，卖力地围绕着各种“星”揺旗袖喊，吵吵嚷嚷的低俗举动真是大相径庭。
报告文学创作，应是作家对规实社会生活釣一种真实能动的表现。那种只是机械客观地推摹生活人物和事件乃至矛盾冲突的报吿文学，尽管会有一定的社会信息作用，但它却与真正意义上的报吿文学之间存在着间距。那些只提供真实容观生活信息的作品并没有摆脱新闻报道的拘囿，自然也就不可能步入创造的天地。报告文学创作，既是对生活真实的一种积极能动的表现，文是1种在社会生活真实基础上的文学创造。因之，它必需有作家的主观发现与判断不可。报告文学的作家作品4若是缺少了这种独有的发现与判断，实际上也就失去他的创作价值，变得无足轻重了在复杂纷纭的现实生活中；报吿文学理应具备某种先知与启蒙的作用，它对于新的感知和对于旧的判断应该是十分敏锐而精到的。所以，在报告文学创作中若是排斥作家的理性精神和独立判断的权利，只是让他充当生活传声筒的作用，充当一种舆论的工具，那么，报告文学事实上也就被阉割取消了，留下的只能是一神文明的悲哀！
杨守松的报考文学之所以为我及许多的人们看重和欢迎，除了他对现实生活所抱有的那种热情态度之外，还在于他对生活现实所具有的多种卓识与判断。杨守松的卓识自然不是什么脱离实际的幻想和臆说，而是建基于实生活基础上的那些超前的发现。他在矣克铨首办自费开发区，大力兴办乡镇企业这件重要事件面前，就没有像有的人那样畏首畏尾，态度含混乃至疑间丛生指责不断。他看到这是一条既符合昆山实际环境又是经过努力可以而且业已见效的经济探索活动。尽管那时，国家有关开发区的政策，优惠条件等还15对昆山的这种行为给予明确的态度，但昆山人自力更生，独辟蹊径，自我解放，积极开创的这种精神却有力地激发并感染了身在其中的杨守松，杨守松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在这里不应再保持沉默。
于是，他步入开发区，走到各乡镇去接触那些正顶着非难不知前景如何的开拓者、企业家，在他们的身上他感到了力量，辨明了是非和正误，看到了昆山之路的广阔前景。杨守松再也不能忍耐那种对峙的局面，他把自己鲜明的态度和充沛的热情投向《昆山之路》并报告给广大的读者。“昆山之路”后来被经济界，被国家有关部门给予高度评价，视为一种更富实际意义的开发形式在许多地方发生效用，虽然不能说是杨守松的功劳，但确实与杨守松的呼喊报告有相当关系的。不要轻看杨守松在昆山天平上所加的砝码，促使天平倾斜的作用。这其中隐含着风险，也更表现着一种在矛盾冲突时的智慧与选择。不敢去承担风险的人，也许就绕道而过；缺乏智慧和卓识的人也许就是别样的选择方式。杨守松在生活对象尚未定型的时候表现出了自己认识行为的坚定性，这是不同凡俗难能可贵的。
到了《苏州“老乡”》的写作时，杨守松有意识地省略和简化了不少乡镇企业迅速壮大现象，却把目光集中对准了那一个个由老乡正在转变为经济领域的能人；由种田的“泥腿子”变成企业经营行家的人的身上。杨守松在这些人的转变过程中一再地发现，人的思维方式，观念行为改变的艰难和极其重要性。在苏州地区那一大批脱颖而出，带领群众迅速致富的乡镇企业家中，给人感觉最强烈的就是一种思想观念的自由与开放，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封闭的日子太无奈”，“改革没有禁区，有禁区不叫改革”，“守法不守旧，照办不照搬，自信不自满”，“野心不可有，雄心敢在手”等许多很富实际操作经验又有哲理的理论。
在这些鲜活的言行与创造性的经济活动者身上，杨守松感受到了人的活力与生活的勃发生机，进而为人的这种转变感到非常的高兴。他在《苏州“老乡”》中形象生动地报告了一批这样的人物，又环绕着这些人物的变化很有说服力地报告了苏州地区经济活动翻天履地的大变化情形。在这里，杨守松的报告不被纷纭的经济活动现象所累，而把探求生活变化根源的笔锋伸向人的精神领域，透过可视的现象对其进行理性的剖析，这样，苏州变化的诛底就被他揭开了，也同时使他的报告文学具有了深层的意义。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占人口总数中的大多数，因之，迅速使农民在思维观念，行为方式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使他们丢掉包袱，步向1文明之路，这对于改变国家的面貌是一个极重要的任务。也许，杨守松的《苏州“老乡”》在这些地方，能给人不少的启示。报告文学不是真实生活现象的简单罗列，它需要有穿透浮云的理性光茫。杨守松的报告文学既不惧生活之严峻现实，又能把冷静的思考和理性判断置于自己的创作之中，因之，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就在开放的视野下有某种特写镜头般的深入，在很丰富的写实笔墨中有感情与理性的力度。不空泛，少铺陈，总能在不同的方面给人触动和启发。
在其表现力方面，除却始终充溢着一股内在激情之外，杨守松还是十分重视作品的结构布局的。他的作品，大都涉及面广，内容纷纭丰富，可他总能把大量的素材组织编排得有条不紊，虚实有致，把具体的描述与综合的考察分析有效地结合起来，让人感到紧凑完整。杨守松的作品，语句简短生动，富有节奏，写人绘事颇具感染力，但杨守松的作品可能是多有论辩之态，所以在反映人的复杂心理矛盾和情感方面似不充分，过于冷峻。而文学是需要从精神感情方面给人多些冲击的。
1993年12月10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