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们转移观察的镜头，由对贾鲁生本人的透视变为对他创作及作品的认识判断。题材的选择，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来说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某些有关全局的重大题材和敏感题材，本身就包容着作品成功的因素。但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接触和承担这样的题材。这种情形对一些作家是一种幸运，可对另一部分作家却是一种无形的考验。贾鲁生就属于这后一部分作家中的一个。当贾鲁生几年前还是一个不被更多的人们所了解认识，又居身山东本土的时候，面对重大敏感题材选择方面的不利局势，他采取的显然不是无可奈何的叹息态度，而是找到了一种扬长避短，锐意进取的积极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千方百计地在也许是小的题材上寻找那些有广泛价值的思想内核，通过这内核的裂变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阳光下的阴影》是对一位普通的母亲，普通的知识分子不幸命运咏叹。鲁萍，这个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经历过许多艰辛的女性，最后不是屈服于艰难（其实这神艰难也不是她本应当有的，是在政治对她的丈夫给予了不公正的对待以后才发生的而是在一些失去了党性及基本人道主义之心的领导干部的种种冷酷行为面前失去了生活的力量，毅然地在丈夫病故一年之后，舍下两个孩子饮恨告别了人生。在明媚的阳光下，这阴影未免显得过于浓重，可是，贾鲁生正是从这分明、强烈的反差中看到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向人们指出了本不应该发生的悲剧为什么还在发生着的情形。诚然，像鲁萍这样结局的人可能不很多，可是，像山东科学院院长、书记对人、对部下如此地不负责任，缺少爱心的于部，却并不是个别的。贾鲁生自然对鲁萍之死寄予深深的哀痛，同时，他对于在阳光普照之下仍有这样一些丧失良心的领导干部也感到疑惑与痛苦，也正是这后一点，使这篇作品超出了自身的题材范围，具有了广泛的警示和策动作用。
（未能走出“磨房”的厂长）（与丁钢合作），更可以清楚地看到贾鲁生擅长在有限的题材中寻求无限价值的特点与才能。山东塑料试验厂的职工赵敬，一九八三年初，在改革之风的掀动下，被厂内绝大多数职工投了信任票，走马上任，出任该厂厂长。可是，到了一九八五年初，同祥是这个赵敬，同样是原来的职工，人们投给赵敬的信任票却大幅度下降。结果，这位曾在厂内厂外轰轰烈烈地活动了两年的厂长，突然辞职不干了。一个厂长的浮沉，这在现今的年月，已不是什么鲜有的现象了，对此，人们或许在收到一个信息之后不会有太多的思考。可贾畚生恰恰是有心的人，他从赵敬下台这件事上收到的不光是个厂长的任退信息，而是看到了隐藏在事件前后的许多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局限，并进而通过对赵敬行为的剖析，具体而又深刻地揭示了这种局限的危害性。使人们从更多类似的，看似偶然的现象中看到必然的规律。赵敬正像面镜子一样竖在许多改革人物面前，足以起到某种警戒的作用。凭着一股改革的热情，赵敬当初尽管可以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冷讽热嘲，诬告及错误的批评，但他终未能意识并力图来弥补自己在现代社会生活、生产观念及知识方面的欠缺，还竟然把许多陈旧落后，同现实需要严重对立的行为贯以改革之名强行实施，结果使自己从一个改革人物变成了被改革的对象。多么滑稽，当他一手向上讨权，要求上级放权的时候，对下却几乎不放一点点权利，连买二两茶叶的权利也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借工资改革为自己定下了是工人工资两倍多的数额；他明为加强管理，实则滥施处罚。一个职工买饭没排队，他就决定罚款一百元；他对“我”非常敏感，我的权力，我的威严，群的利益，我的一切，都一点不放过，我行我素，独断专行，灵魂和行动完完全全地被狭隘短浅的旧意识、旧观念攫住并指使，终不能从一点上跳出，依然走上永无尽头的“磨道”。“磨道”显然是一种象征，它是狭隘陈旧境地形象显示。《未能走出“磨房”的厂长》在许多反映和描绘现实改革人物，改革生活的文学作品中显出其特异的光彩，正在于它不是像许多文学作品那样把改革人物的挫折与失败，笼统地归因于严峻环境生活的使然，归因于更多的人们对于改革的不理解，不适应及随之采取的某种刁难、违抗的行动，而是比较早，同时也是比较准确深刻地从改革人物自身寻找到了他们之所以遭受挫折和失败的原因，更使人们认识到改革的复杂与艰难；认识到改革的成功与否，决不仅仅是个权力的转换问题，而是一种决定于埋藏在广大人们内心深处的观念、习惯、意识、价值标准、情感准绳、知识结构等等能否得到转变和更新的问题。在《未能走出“磨房”的厂长）中，贾鲁生再一次有效地超越了地域和题材对自己的局限，使自己的作品在现实生活及文学创作两方面都具备了深刻性和趄前意识。
也许是由于起步时的多种阻碍，以致使贾鲁生在以后的报告文学创作中不像某些作家那样对题材过分的看重，而把更多的功夫花费到对题材的开掘上面来。令人感到兴趣的是，贾鲁生总能从某种题材中找到与广大的社会人生沟通的途径；找到同现实生活的矛盾及困惑发生联系的共振点，把题材、创作始终与生活的运动打通。在《花环与锁链》（与张西庭合作）里，他几乎是带着十分痛苦的心情报告了主人公杨朝艳如何因缺少勇气丢掉花环而对捆绑备己手脚的锁链不能决然砸碎的情形，把人物身上那许多看不见的困苦，看不见的复杂内心活动揭示得相当淋滴。在这里，作者们从崭新的角度，让读者看到了“花环”是如何在不知不觉间也变成了另一种锁链一更为牢固地禁囿着杨朝艳的手脚，在异化着一个人的正常心灵。当看，到主人公终于有了砸碎锁链的决心却无力排除外界的阻拦丢弃“花环，’的时候，悲哀之情漫于心头。为什么“花环”比锁链还令人难以对付呢？而正是这难以丢弃的“花环”的现象，使笔者想到了更多类似的情形，意识到作者对“花环”给予审视的特有价值。因为各种需要，我们曾把许多各式各样的“花环”套在了不同人们的脖子上。笔者无意对这一切表示非议，但当看到因为生活的进步与改变某些“花环”已变成一种圈套束缚住人们的思想行动时，却不免感到遗憾。还是让我们随着贾鲁生的笔看看更多曾带着“花环”的人们痛苦际遇吧！在胜利油田，许多曾带过“花环”的石油工人们，今天对生活却感到了强烈的不适应，过去的许多作法在改变，改变得让他们一时接受不了。过去工作出色，发一张奖状，现在发钱，有人吓得直缩手；过去提起美国人，多少人恨得牙疼，今天却要在美国人指导下打深井，有些人被分配同美国人一块工作，为了不背黑锅，纷纷打报告请求调离；过去提干部当领导，先看手上是否有老茧，现在首先看是否有文化知识，有技术，呵！这些可敬的师傅们，他们生产的干劲依旧，可思想却陷入了混乱，带久了的“花环”使他们认识不到过去的陈旧落后和今天的先进与合理，在这些善良的人们身上，对于新观念，新的生产方式方法的接受首先竟不是吸收和学习，而是对过去“花环”的破除与痛苦的告别。多么令人深思的发现（参见《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在以上作品中，贾鲁生尽管没有放弃对事件进程作必要的介绍，但他始终关注的却是一些并非属于个人的具体矛盾与冲突。如果他从杨朝艳身上看到了某种虚荣的不切实际的价值妨害了主人公本可以有的平静与快乐的话；那么，他在许多石油工人师傅身上看到的就是蜕变的艰难与疼痛。而发生在人们身上的这种种不可避免的冲突与变化情景，正是我们这个现实的时代生活所特有的、普遍的现象，它既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也存在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因之，给人们适时地指出因循守旧带来的痛苦和虽经疼痛但终究完成了新旧的蜕变之后的轻松与快活，就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工作了。贾鲁生进行的正是这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