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火与内火蔓延在一起燃烧是异常可怕的，除非彭真真想做毛泽东政治筵席上的一道烤鸭。4月20日，他主持召开了北京市委的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规模比前一次大了一倍，他在会上作了主要报告。与3月份在人大常委会上作的报告相比，他不得不痛苦地闭上了一只面对东欧局势业已证明的内乱可能性的眼睛，而让另一只眼睛努力溢出热情、柔和的光芒来--他强调了党外人士参加整风和发动群众大鸣大放的必要性……
刘少奇是否也作出了某种程度的妥协呢？
自3月份以来，他马不停蹄地视察了五个省。自1956年9月以来的近半年里，全国各地，约有1万多工人罢工，1万多学生罢课，从沿路视察对这些事件的高度注意里，可能他感觉到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广泛存在以及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他不能不承认他的那位湖南老乡的两个讲话有着一定的新意，从而大概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问题上与前者有了某种默契。
但是，从刘少奇的五省沿途讲话里，我们可以发现，他又无疑认为毛的新意不过是秋叶上蒙上的一层淡淡晨霜，而河网似的“叶脉”所真正呈现的，主要是因分配所引起的矛盾：即工农之间、新老工人之间、工人与干部之间、群众与领导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不能按个人的专长分配工作、不能按个人的水平分配接受教育的机会……
与其说群众的牢骚与不满，是冲着各级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而来，不如说它们大浪滔滔，是追逐较多的工资、较好的住房、较充裕的食品供应以及人与人之间较多的平等而去。
而这一切无不被现阶段国家落后的经济所制约；
要改变它们，又无不归结到必须首先解决“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好似走了一段貌似离开大路的小道，走着走着，刘少奇又走回了“八大”的讲坛前。在这张被严重分歧的榫头给拼起来的讲坛前，他的那位湖南老乡是很难与他达成什么实质性共识的。而且毛泽东也不耐烦了，他不愿再让讲了几个月的整风运动，还只是手里一只玩熟的信鸽。
在4月27日这一天“信鸽”腾空升起的日子，刘少奇远在上海，并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发表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仿佛这是57年春季的一道最时鲜的蔬菜了，但刘少奇从“篮子”里首先拣去的还是主观主义：他将整风运动需除去的“三害”依次排列为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篇幅上讲主观主义的错误，也比讲官僚主义的危害要多得多。
千万别小瞧了这一类词语排列顺序的意义，它往往有如中国官场名字顺序的排列，甭说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了，就是在一般的局、处级单位，你不是在其他场合，仅仅是在用公款宴请的饭桌上把头头脑脑的座次颠倒一下，大概就能弄得你恍若自己的脑袋与脚被颠倒了一样难受……
毛泽东本人就极善于从这一类词语的排列顺序里，察觉“项庄”们悄然舞动的飒飒剑影。
1959年，他在抨击彭德怀的“万言书”时说：
例如他们说，“有失有得”。把“得”放在后边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将“官僚主义”一词后置，在刘少奇这里，肯定也经过了深思熟虑。
我揣摩，似乎从1956年起，他就嗅出了毛泽东身上的一股日愈浓厚的水泊梁山气息，并日愈担忧随蔚蓝色水母般的烟雾，一个频繁地从前者唇边吐出的词组--官僚主义。
母亲对儿女的保护是天然的，终生视党为神圣殿堂的刘少奇，对于这座殿堂将可能遭受的某种侵袭的警惕，也几近是天然的。诚哉斯言：一旦承认执政党的地位是官僚主义的根源，并且官僚主义导致人民与党危险的疏远，那么，就可以要求不仅改善党的工作方法，而且要求改变党的地位。”（《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刘少奇的担忧是深刻的，仅仅九年后毛泽东便在中国上演了一部新的《水浒》。
刘少奇的担忧又是保守的，他绝没有料到在那万炮围轰的殿堂里，第一阵排炮对准的正是他自己……
但眼下他并不岌岌可危。五省视察下来的结果，一定使他坚信自己的看法，代表了党内绝大多数人的看法。他是长辛店炉火正旺的机车，他是安源煤矿闪亮的乌金。他的政治观点与他的革命意志一般坚强。在整风运动的重点--是官僚主义还是主观主义，在整风运动的形式--开门整风还是关门整风上，他大抵未与毛泽东作任何妥协。
在那只“信鸽”腾空而起，在中国广阔的天宇里飞翔了三天之后，毛泽东似乎感到有必要在自己的战略部署上，再添上色彩浓重的一笔。
他是个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诗人，他挺讲究“诗眼”。
“文革”初期，他一身戎装八次检阅千百万红卫兵，这里有他御驾亲征再率中国人民“重上井冈山”的“诗眼”；
这回在中国最高政治权力象征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中共主要领导人物全部登场。受约请座谈的则是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知名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边放眼已被红灯笼、彩旗、鲜花等装饰起节日气氛的首都，一边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同操国事，纵论山河，岂不也有“世道清明”、“周公吐哺”的“诗眼”？
在这个被称作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的座谈会上，毛泽东又一次诚邀各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整风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今后几个月内，不在各民主党派内和在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中共缺点错误的批评，以使中共整风切实收到成效。他着重号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多攻一下，切实攻一下，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能解决，并提出由邓小平负责召集党外人士，就他们的有职有权问题和高校的党委制问题征求意见。
据说，他还极诚恳地说了一句让日后储安平先生极当真的话：
“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见戴晴的《毛泽东在1957年》）
大概他要说的都说罢，他能做的也都做罢，其殷殷期盼之心，已是日悬中天了。自“五一”节以后，便不见毛泽东再出来，像一位深山古刹里的老道，他要静静地倾听尘世间的反响了……
13着急上火的两家报纸
自5月1日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以突然获得的自由批评的权利，走进了一个与过去氛围完全不同的新天地：几乎所有政治的压力都稀释了，代之而起的却是来自自身好似春笋拱土般膨胀思想的压力。几乎所有夹眨冰渣的目光都融化了，似春汛一样包围你的是水蜜桃般饱满的笑容……
从大气层进入太空会产生失重。
从黑暗里猛来到阳光下会有一时的晕眩。
最初几天，知识分子们便有这种“失重”与“晕眩”之感--
我们说些什么呢？
我们能这样说吗？
对此，似乎没有比钦本立、储安平两位更着急上火的。
徐铸成访苏前夕的嘱托，邓拓电话、信函里的一再肯定，已经使钦本立食不知味、寝不能寐了，何况在这之后又有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夜访。
那是在4月份，上海市委办公室通知他，说毛主席要来《文汇报》看看，交代他这段时间不要外出，同时还得严格保密。他好容易将草原上马驹腾欢般的兴奋赶进了心灵的马圈，又布置下面将各办公室和楼道打扫得干干净净，望穿秋水似地等了几天，一天夜里十点多钟，走进报社的是陆定一。
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们的报纸办得好，有生气，有情况，有主意，有办法。”
进了办公室，往钦本立对面的椅子上一坐，他问：
“这个位子是谁坐的？”
“是徐铸成先生坐的。”
陆定一两手往扶手上一摊，又打量了办公室一圈，似乎被这房间里浓浓的纸墨气息所陶醉，又问钦本立：
“你看我来当贵报的总编辑好不好？”
尽管是句风趣话，可钦本立感到在这风趣之中也未免不含有几分羡慕。而作为有如此显赫身分的对方，决不会去羡慕一般的报纸和一般的报人生涯……陆定一是来鼓励《文汇报》积极投身大鸣大放的。事后钦本立听说，本来是毛主席准备在经过上海时，亲自要来作这番鼓励的，但不知什么原因来不了，才特意委派陆定一前来。“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既知己，又悦己，钦本立怎不拿出双份的苦心，双份的努力，将《文汇报》引向后来被斥之为的“资产阶级方向”？
在驻京办事处，十二名记者，除了留下一位看家，包括已升为副总编辑兼办事处主任的浦熙修，全都似离弦之剑一样撒去了京都的各个角落。近一点的地方，乘公共汽车去，远一点的地方，便坐小车去。浦熙修与国务院打声招呼，办事处就进口了一辆英国产的轿车。那时，中央领导人和部长们坐的车，不过只是“吉姆”、“华沙”一类的苏联、东欧车，局长们能坐上小车的，就像今天要找不坐小车的处长乃至科长一样艰难。显然，坐着这样鹤立鸡群的轿车走进了哪个单位，心里的感觉更有几分像是“无冕之王”了……
浦熙修除统领全局外，还亲自组织有关恢复社会学研究方面的鸣放；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不久的一个年轻人刘光华，才气横溢，性格活跃，他便跑高校，尤其是掌握北大的鸣放动态；几乎每天要去梅兰芳府邸串一次门、程砚秋请客吃饭也常常被拉去作陪的谢蔚明，则在戏曲界如鱼得水般穿梭，他着重为被称之为京剧花旦一绝的筱翠花鸣不平：解放后，后者的一出出拿手好戏，不是因有“封建毒素”被封，就是以“宣扬色情”遭禁，弄得后来他不必出门了，成了挂在凄冷角落的蛛网里，一只靠编织昔日舞台绚烂回忆而打发日子的蜘蛛……
杨重野则对肃反“扩大化”有了兴趣，也许是出自于自己遭际的某种坎坷：
他四十年代就在《文汇报》工作，出于对共产党的仰慕之心，他不畏风险去了东北战场采访，并发回了一些有利于共产党的报道。据说他很受战士们的欢迎，有几次热烈得将他抬起来，往上抛去，周而复始，宛如他是一个凯旋归来的英雄。为此，林彪、陈云、彭真等人也都认识他。
他随“四野”进关到了华北，华北一解放，他留在了《石家庄日报》，报社社长是张春桥。此后，他便渐渐成了一条被晾在海滩上的鱼了，再转去新华社，连海滩上也不让鱼呆了，晾在海滩上多少还能触及涨潮时推上来的海水，这时更将鱼挂了起来--他被分去搞资料。他明白在自己的履历上，几乎从他走出《文汇报》的大门起，便有一道怀疑如舞台上的聚光灯一样时强时弱地跟随着自己；他想不明白的是，怎么能凭这貌似有形、抓一把过去却两手空空的“灯光”来处置一个人的前途呢？
为了摆脱这“灯光”的跟踪，他闪进了《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于是，在鸣放期间，他便和1927年至1931年间任过广西省长、当今为民革中央常委、全国人大常委的黄绍先生有了更多的沟通。后者向他抱怨，肃反运动中不少清白无辜的人受到了惩罚，原因在于中国至今没有民事、刑事法典法规，只有个别的条例。反贪污了，拍拍脑袋，来个惩治贪污条例；要肃反了，摸摸下巴，又来个惩治反革命条例……有了法典反而可能束缚自己的手脚，不如这样制定半法规半政策的条例，怎样有利于打击敌人，我就怎样打击！
怀有如此心态，企及如此捷径，在中国怎不会像盛产五谷一样盛产冤假错案呢？
黄绍先生向他提供了一些看来有凭有据的材料，有的具体到了数字的多少。据此，杨重野写了一篇篇幅不小的报道，在本报刊出后又被新华社独具慧眼挑中，向全国各报发了通稿。一时间引起很大反响，据说有一个县在肃反中被整错的群众纠集起来，拿起扁担、棍棒等物要去法院算帐……
记者们一般上午出去采访，下午或是晚上回来写稿。每天紧张得似红马甲、蓝马甲们走在华尔街上，一回办事处，有时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就得即刻趴在桌子上动笔写稿。因为五十年代电脑、传真等现代通讯技术，还在孩子们读的科幻小说里。稿子写完，先得经浦熙修把关，她审毕后交办事处的译电员译成电码，再由通信员送邮局向上海方面拍电报，而这一切在十一点钟左右必须完成，凌晨二点在上海的编辑部便截稿了。
无疑最辛苦的是浦熙修了。
她起得最早，总是赶在上班之前便进了办公室，大家到齐后，一一听取各人当天的活动计划，然后她提出看法，让大家明确编辑部在新闻导向上的要求。倘若通过有关渠道了解到中央新的精神，她也在这一简短的碰头会上讲一讲，使大家在采访中有所遵循。
夜里，她睡得最完。除了丰泽园里伟大领袖那通宵达旦、曾被多少诗人浓墨重彩讴歌过的灯光外，她房间里的灯光也该是偌大的一个京城里最晚熄灭的。常常过了十二点之后，她还要越过千山万水与钦本立通话，或是报去最后采访到的重要新闻，或是交换对哪块版面、哪篇稿件的看法。她本来就长年患失眠症，这时只有靠服用大剂量的安眠药，每天才能睡上有限的几个小时……浦熙修不但是个实干家，还是个“外交家”。
在鸣放之前，因为《文汇报》追求民主的传统和浓浓的书卷气，浦熙修在重庆七年任《新民报》记者时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已有的广泛联系与影响，再加上办事处正处于市中心的灯市口，高级知识分子们来市里或是打此经过，总要进办事处坐坐。罗隆基、费孝通、潘光旦、吴晗、曾昭抡、向达、华罗庚、著名翻译家高植、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金山，以及在重庆时与浦熙修形影相随同样蜚声遐迩的《大公报》记者、时任《旅行家》杂志主编的彭子冈，还有也是《大公报》出身的老报人、时任《人民日报》国际部西方组组长的高集……常常人未进门，声音就已落地，“浦二姐，浦二姐……”一个个叫得亲亲热热，也不管自己的年龄是不是该配有这样的“二姐”。
这是一个从重庆带过来的称呼，那时浦熙修常去八路军办事处，因为在姐妹中她排行老二，老三安修嫁给了彭德怀，办事处的人们便称她做“浦二姐”，而新闻界、文化界的朋友们也跟着叫“浦二姐”，这称呼里显然含有大家对她的尊崇。
她也真热情得似个“二姐”，过些日子总要请大家聚在一起吃顿饭。文化人大抵都是些美食家，为了满足他们那精细而又刁钻的味觉系统，她先是经北大几个教授推荐，去北大借了一个厨师。每回聚餐都得借一次，总不是个事，原《新民报》老板陈铭德先生是四川人，向她介绍了个川菜“大腕”，她又派人不辞辛劳地去成都给请了来，这厨师烧出来的菜，也真让那些味觉系统快速运转得似在铁轨上跑着的车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