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老朋友们相见是多么的幸福啊。他到了安徽农学院，见到了王泽农和陈椽等人，七八个茶人坐在一起座谈，他得到了不少材料。那几天的日记里，尽是茶叶消息--“六安郑、江两专员谈六安地区茶叶问题，对六安区能发展茶叶面积达300万亩，给我以很大鼓励，但有若干不利条件，须另加考虑。”“江专员不到三十岁，对茶事认识很认真，报告甚有中心和内容，六安地区尚可发展茶叶300万亩之多，但系包括种杂粮地在内。如是，则发展一百万亩无问题。”
5月3日，他向安徽省委、省政府领导人等作了专门的通报，提出了三条意见：第一，开垦等高梯田，发展山区经济，建议在六安区四个县开垦山地二百万亩，五年完成，不但可解决水土流失，而且得可收粮四亿斤。第二，霍山红茶虽不及祁门，但是有前途，希望使用机械设备生产；第三，落实措施，使技术真正为群众所用。
吴觉农并不是没有看到茶叶问题，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从祁门回来，深感茶叶的发展尚未建立基础，未能尽如人意。
祁门是吴觉农三十年代就开始进行茶叶改良实验的地方，如今二十年过去了，旧中国也变成了新中国，然而，茶叶的发展依旧是未尽人意，这里面有多少吴觉农看到的问题，他多少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惆怅。
5月中旬，他到了他的故乡浙江视察，访问了当时的浙江农业大学和杭州及绍兴的茶场。在浙江农业大学蒋芸生教授主持的座谈会上，吴觉农提出了发展茶园二百万亩，制红茶二百万至三百万担的方案。他认为浙江应该以绿茶为主，也可适当地发展红茶，为了茶叶的发展，他也提出了建立茶叶研究机构的设想。
在吴觉农来杭前不久，周恩来总理刚刚陪同苏联苏维埃主席伏罗希罗夫来过。他们的重要参观之地，就是杭州梅家坞茶乡。周总理还和伏罗希罗夫一起在茶坡上与采茶姑娘们比赛采茶。以后周总理去探望住在西湖边的盖叫天老人，途经茶乡，又在那抄茶手的茶锅前站了好一会儿，津津有味地欣赏着这阳春的新茶。这些美好的有关茶的新传说，被吴觉农听到了，心里又是怎么样地欣慰。
他在杭州见到了他中学时代的同学和亲戚陈石民，陈宣昭的哥哥，他们在交谈中已经感觉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征兆，吴觉农不亏是搞社会学的人，对陈石民说：“我借用一位朋友的话，知识分子与仍出于乍暖还寒时节。这次整党整风，说话应注意分寸。”陈石民深感有道理，连忙把此话转告给了正在大学工作的儿子陈纲，谁知陈纲听后一笑，说：“姑丈是民主人士，难免顾虑多多。”
五月下旬，他到了上海。上海，多么熟悉的第二故乡，吴觉农那人生道路上最集中的事茶的年份，是在上海度过的啊。这一次他不再是以同事的身份，而是以领导的身份来视察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了。他参观了上海茶叶公司，又走访了上海商品检验局。许多老朋友、老茶人都来看他了，钱梁，陈舜年，汤成，尹在继，陈君鹏……这些为国；茶叶事业勤勤恳恳工作了一辈子的最优秀的茶业工作者，亲切的会见，畅所欲言谈论的还是关于中国的茶叶。吴觉农一贯很注重发展红茶，这次也讨论到中国红茶应以什么地方为标准的问题。他在比较了国内外各种茶叶样品之后，认为还是滇红的叶底为各茶之冠，而且色香味亦不差，因此，吴觉农对发展滇红就更有信心了。而且他还比较出了宜宾等处所产的的红茶颇有部分接近滇红，福建红茶近年有改进，霍山红茶与祁门红比较，并不很差。他的这些专家眼光，交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迟纯，他觉得，他对茶叶的满腔热情，依旧在蓄势待发。
吴觉农是5月24号回到北京的，两天以后，他就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会成立的四十周年庆祝会上见到了周恩来总理。
真是喜出望外啊，他们都是刚从茶区回来的，最新鲜的茶香还沾在他们的衣角袖口呢。几句热情的问候之后，周总理就开门见山地问他，为什么我们的茶叶不能增产。
吴觉农听了心里真是一热，周总理连这么细的问题都看到了。周总理和他是想到一块去了。吴觉农连忙就回答说，这里面是有着粮茶争地等诸多问题的。他不失时机地向总理提出了茶叶增产的一些设想。周总理一听特别高兴，说：那您就快点把您的意见写成一个意见书吧，越快越好。
整个六月，吴觉农就在整理这一份关于茶叶增产的意见书。这份报告是以他在安徽、浙江各处视察调查资料为基础而写成的，共有一万多字，并付上给周总理的简要报告。这个文件由统战部的副部长徐冰转交给了周总理，与此同时，吴觉农又把该文件的部分节录送交给了农业部的副部长蔡子伟和张林池。
那个六月，吴觉农埋头伏案，列出了许多美好计划的六月，他一下子做了五件事情，都与茶叶有关：一是与赵朴初共同讨论茶叶与佛教之间的关系；二是与日中友好协会的内山完造等人联系，搜集日本的茶叶文献；三是接待了日本友人曾根俊一，他是吴觉农三十年前在日本静岗和金谷学茶时的旧友；四是同苏联茶叶专家、《制茶工艺学》的作者赫各拉瓦通信，收寄其为该书中译本所作之序和全套照片，以后又陆续收到寄来的大量研究资料。五是写书计划，吴觉农有了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他要拟写五百多万字的《茶叶丛书》，又要编一套八十万字的《苏联茶叶》，还要写一本对外宣传中国茶叶的小册子，还要编《茶叶要览》或者叫《茶人手册》也可以。又拟写一本二十万字的《茶事漫谈》。这些写作计划，有的已开始撰写，有的已经成篇。7月份他也没有闲着，他在校阅上海钱梁、黄清云等所译的苏联霍卓拉瓦所著的《制茶工艺学》一书，同时至函于原作者，与他洽谈撰写该中译本序言问题，这本书就在当年的十月间出版了。
然后，所有的这一切，突然就停止了。
当吴觉农重新一头扎进茶叶的清香，埋头茶事时，他根本没有想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场大劫难来临了。
其实，就在4月，吴觉农刚刚因为茶事走出北京来到江南之际，4月27日，中共中央已经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也邀请了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了多次座谈会，倾听意见。也算是老天有眼，茶人有运，春茶真是救了吴觉农一劫。他此时要是在北京，按他的直爽的脾气，那还会缄口不语。谁知就在别人热情地给党提意见的时候，吴觉农整个儿都泡在茶乡，等他6月份回到北京，开始照周总理的指示开始写茶叶意见书时，全国已经陆续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各民主党派要北京也开始了整风工作会议。
等到吴觉农把万言的茶叶意见书写完，交上，走出来一看，世界完全变了。反右斗争开始了。
反右是从单位里开始的。在全国政协，主要是斗争章伯钧，在民建会上，主要是揭发批判章乃器，在全国科学工作者联合会上，批判的则是曾昭伦。每个人都得发言，而且无限上纲，把昨天还称同志的人，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一向豪爽的吴觉农这一次也有些蒙了，他整整60岁了，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他只得跟在别人后面人云亦云地说上几句。结果还是落得一个不满。吴觉农知道，缄口不言就是划不清界线，就是同情右派。事后，吴觉农小心翼翼地在日记中写道：有人说我软了一点。
但吴觉农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才算是硬，他真的是有些手足无措起来。传来的都是一些坏消息，首先是上海的钱梁，他几乎可以说是一手带出来的茶人弟子，被打成了右派，还被当成了历史反革命抓了起来，从此音信全无。然后是杭州的外甥陈纲也栽在运动里了。
原来陈纲早在解放前就已经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员，他年轻，以为自己是绝对被党信任的，不会出问题。所以对吴觉农的提醒不以为然，结果不幸而言中，吴觉农回到北京后不久，就传来了陈纲被打成右派的消息。
还有一个人，也被打成了右派，实在是出乎吴觉农的意料之外，那就是那个陈宣昭亲如姐妹的大作家陈学昭。
陈学昭和吴觉农一家的亲密关系一直保持得非常紧密。解放前，陈学昭投奔延安，他们都是知道的。陈学昭生下女儿之后就和丈夫离异，她自己走南闯北，新中国成立之后，她就把自己的女儿亚男放在了北京的一所寄宿学校里。因为当时亚男在北京没有任何亲戚，所以每逢周未，她只好一个人孤伶伶的呆在学校。
有一天，母亲突然从天外飞来，匆匆把小亚男带到了一个她过去从未去过的亲戚家，那就是亚男的大姨和大姨夫家，也就是吴觉农的家。从此，小亚男成了这个大家庭的座上宾，每逢星期六下午，不是谷茗就是肖茗，会来接亚男，让亚男过上了富有亲情的日子。
亚男小的时候非常爱哭，任性，脾气很倔，哭起来没完没了，大姨和大姨夫对她的关爱也是她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使她这颗从小没有父爱又缺乏母爱的心灵受到了父母般的抚爱，这是她终生也不会忘怀的。
有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亚男一个人悄悄地起来，走到客厅的那架旧钢琴前，她突然心血来潮，脸不洗，牙不刷，打开钢琴盖就叮叮咚咚地弹了起来。不一会儿，吴觉农身披睡衣惊奇地出现在这小姑娘的面前，他一开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看那小姑娘一脸认真的样子，他明白了，回到卧室换好了衣服，就出来，坐在亚男旁边，耐心地教起她来。吴觉农一生都爱好体育和音乐，年纪很大的时候还常常忘情地坐在钢琴前弹李叔同的“长亭外古道边”，一边还会引吭高歌。亚男长大之后回忆起来，才明白自己那天实际上是把吴觉农中睡梦中吵醒了。
陈学昭来来往往地穿梭于吴家，直到亚男小学毕业，才把她带回杭州。谁知1957年反右，陈学昭也被打成了右派。不过吴觉农一家对陈学昭的态度毫无变化，一如既往。原来他们在解放以后，就是这样在精神上互相支撑过来的。前几年吴觉农在农业部时，因为支持邓子恢的思想，在政治上也遭到过打击，当时陈学昭就给吴觉农带来了邓颖超的话，说：作为一个革命者，受点委曲不要在乎。吴觉农听了这话，心里特别温暖。等到陈学昭本人被打成了右派，吴觉农又反过头来安慰她，说：当年我受到批评时，你用邓大姐的话安慰我，现在我再把这句话送还给你，希望你能度过这一关吧。
话虽那么说，吴觉农心里何尝不是阴云密布，他不仅想起了他去探望马寅初先生时的情景，当时马老的“新人口论”正遭到猛烈的攻击和打击，但马寅初却公然说：我虽已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迎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服的这种批判者投降。
吴觉农已经意识到，接下去他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事实也是如此，因为1957年以后便是1958年，是大跃进之年，是茶叶的大破坏之年，吴觉农面对这样的茶叶形势，还能够说什么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