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黄庭坚、陆游、王士祯等都到过三游洞，洞中有宋人题刻10多处，明代重刻了三游洞序石碑，另有诗文题刻40多处。
作为诗歌的三峡、文化的三峡，三游洞是三峡之末的一篇万古不朽的美文。
我们怎能不回首三峡呢？回首三峡就是惜别三峡，就是回味三峡。
正是三峡丰富了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养育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提升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位，集中了几千年来杰出的源于自然的累累佳作名句。
三峽是山的经典。
三峡是水的经典。
三峡是诗的经典。
笔者当然要为一生三过三峡的李白及杜甫留下一段实录。
公元725年春天，李白25岁，乘舟东下出蜀远游。写下了“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雨色风吹去，南行拂楚王”的青春佳句。
李白第二次过三峡时，已是公元759年的2月3日，早春时节，山花萌动时，奈何岁月无情，李白时年已经58岁，又逢“安史之乱”。在参加永王李冑幕府谋事不成而获罪后，被流放夜郎，夜郎在贵州桐梓一带。李白于挦阳江头告别妻子儿女，踏上流放之路，沿江溯流进入三峡。回想少年壮游，30多年过去了，于是写《上三峡》：
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
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
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
第三次来到瞿塘峡口的白帝城下，是李白获赦时。这一年关内大旱，哀鸿遍野，民怨沸腾，唐王朝为平息怨愤还知道大赦天下，李白绝处逢生，返舟东下，留下了千古绝唱：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杜甫在夔州住了近两年，还是风雨茅庐，加上贫病煎熬，直到公元768年春天方始离开，过三峡到荆州。杜甫在夔州写了400多首诗。
《登高》写于公元767年，为历代论诗者推崇，也为爱诗者和不爱诗者众口流传。杨伦在《杜诗镜铨》中称它“高浑一气，古今独步”；胡应麟以为是“古今七言律第一”。诗云：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怀。
杜甫写《登高》前一年，漂泊流离初到夔州不久，写有著名的《秋兴八首》，之一为：
玉露凋伤机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石占。
之四为：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
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驰。
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杜甫留寓夔州住壤西时，门前有枣树。邻居是个贫困妇人，枣熟时便来打几个枣子以充饥，脚步轻轻，诚惶诚胃恐，杜甫从不惊动她。之后，杜甫迁居，把镶西之屋让给吴南卿，吴打算插篱以防。杜甫写《又呈吴郎》以为劝说：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蓠却甚真。
巳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流淌着、呼晡着、撞击着李杜文章以及竹枝词、前三游、后三游、无数的神话和传说，还有舟楫碎片、沉船与白骨，长江就要流到南津关了。
南津关是西陵峡之末。
南津关也是三峡终点。
南津关还意味着：长江上游到此为止。
弯曲是一种形体的美，也是力量的显示或积蓄。对于长江来说，同时还是它穿越奔突、接引吐纳之后的即兴发挥、余音绕梁。
人类希望走直路，江河不惜走弯路。
楚风余响胃津关“雄当蜀道，巍镇荆门”，在三峡之末而犹有三峡气概，两岸陡壁束扼滚滚滔滔的长江之水，与變门之险首尾相应。万里长江从南津关源源冲出，进人江汉平原，江面一下宽展到2200米。
这就是江河流水的神奇，在一定的地形地理所限定的河道中，它坠落，它重209叠，它舒展。以各种各样的姿态对待各种各样的制约，却始终保有水的本色和性格。
水永远是水。
历来只有人说水。
世间从无水看人。
此刻，长江宁静而安详，流速舒缓，涛声柔和。
因为流水无言，所以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当凿通横断山脉，在三峡束放于怪石险滩间的长江之水，是否也曾有过磨难和痛苦的感觉？有没有牺牲者一那些细小之极的水分子？或许流水的淡泊就在于淡泊苦难，因而我们便心安理得地更多注意到了充满创造性的流水的过程。
从渡口、集镇、元谋人、都江堰、成都万里桥到悬棺、三峡，现在是平原了。
平原坦荡着一条真理：所有密集的城乡、人口与五谷杂粮，都渴盼着水的滋润灌溉。
这里在战国时为声名赫赫的楚国属地，故有“极目楚天舒”之句，与“荆楚雄风”之说。在地质构造上，江汉平原属下沉地带，疏松沉积物广为分布，现在的长江河道就发育在这些沉积物之上。较之于凿通山崖危壁，这里是真正的疏软宽松了，长江河曲便应时因地而生，显示着一定程度上的无拘无束、放任自流，从宜昌到武汉的直线距离为286公里，百转千折的江水行程却是712公里。
人类不得不面对大地之上的高高低低、弯弯曲曲，这样的地形地貌是我们寄居的这个地球的多样性的一个侧面。曾经怎样启发过古人类的灵智，暂且不论，但一条假定为直线意义上的长江，却绝对与现实的长江无法相提并论，也许，我们将不得不承认：
弯曲是一种形体的美，也是力量的显示或积蓄。对于长江来说，同时还是它穿越奔突、接引吐纳之后的即兴发挥、余音绕梁。
人类希望走直路。
江河不惜走弯路。
正是弯弯曲曲的大江流水孕育了楚地、楚国、楚文化。
到得荆州，便能感觉古风扑面了。
古荆州，即今湖北江陵，位于江汉平原西部，荆江北岸。江陵是《禹贡》九州中的荆州之地，春秋战国时为楚所有，楚文王元年，楚国国都由丹阳（今湖北枝江，一说栋归，笔者注）迁至江陵，时称郢都。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江陵乃“故郢都”，西通巴蜀，东有云梦泽，是一个大城市。《史记》所说的“故郢都”即为楚国之都郢。遗址在江陵城北5公里处，因在纪山之南又称纪南城。至公元前519年，楚平王又在旧郢城东南筑新郢城。直到公元前278年，被秦国大将白起攻占，历时400年。
当年的土筑城墙历经风雨而不去，至今仍有形迹可寻，城墙大约高4米至7.5米，1975年的考古工作者证实，城东西长4.5公里，南北宽3.5公里，面积为16平方公里，是今江陵城的三倍。共有8个城门，城内分布有大大小小的夯土台基，最高的达6米。有的是王室宫殿遗址，也有手工作坊旧地，其间有400多个水井及诸多窑址。已发掘的西城一城门显示，它有三个门道出人，中门道留下的楚国车轮痕迹还依稀可辨。南北城垣的古河道出口处，也是三个门道且各有水门一座。当时郢都街道的纵横交错、房屋的栉比鳞次、车马的来来往往，可见一斑了。
楚是春秋战国时的大国，郢都又位于水陆交通的要冲，其繁荣华丽当时只有少数城市可以相比。东汉的桓谭在《新论》里说：“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敝。”被称为“挤烂城”，早晨穿着新衣服出门，晚上回家新衣已经挤旧了，虽未免夸张，却也可想当年的车马喧嚣，人头攒动。郢都当时不仅是政治、经济中心，还是文化中心，吸引了春秋战国时众多名人学者，孔子、墨子、庄子都曾到过纪南城，法家吴起在这里主持过变法，荀子在楚国做过兰陵县令，道家的老子、农家的许行、天文学家唐昧等就是楚国人。屈原自不必说了，大词赋家宋玉的作品也孕育于此。岑参和崔道融、戎昱，宋代“小万卷”朱昂均是人们熟知的江陵才子。
古时楚国还是音乐舞蹈之乡，是“南风”、“楚声”的发源地。
戏剧家优孟、音乐家俞伯牙、歌舞家莫愁，都曾在楚都倾倒过楚人，然后是楚乐昂扬、激越、委婉的流传。近些年在纪南城四周出土了大批钟、磬、鼓、瑟等各种楚乐古乐器，那是一支庞大的乐队，一曲悠扬的乐声，演练在2000多年前的楚国大地上。后来或许因为战乱，钟磬鼓瑟被埋没了，但在被埋没之前跳跃而起的音乐之声，却是无法埋没的，它已经飘散。
在楚都郢的辉煌岁月里，古荆州也开始脱颖而出。不过，在最初，它是楚成王为一览大江胜景而修建的水畔行宫和船码头。行宫不足道，码头却可以集水路航运之利，得水上风气之先，有码头必有船只停靠，有船只停靠必有人与物的交流，有交流必有生机。
有的大城原先只是一个码头集市，鱼鲜活蹦乱跳之地，开始的脚印很可能是那些渔民、船工、贩夫留下的。
荒野中的奠基者总是那些无名之辈。
晋楚城濮大战后，楚成王就是在水畔行宫渚宫召见大将子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