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我”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是小说中至为沉痛深刻的地方，彼此血缘的渊源，彼此的深爱和仇恨，一直到死都纠缠在一起。父亲把对母亲弃他而去的爱和恨都叠加在了“我”身上。因此父亲是矛盾的，既爱儿子，希望儿子上进，又恨儿子，因为“他唤醒了他对往日时光的记忆，原来，一切都是真的，它留下了印迹。每天朝夕相处，每天都有可能唤起回忆。”他毒打自己的儿子，往死里打，用脚踹，用棍棒打，差点儿用刀杀了他。人是多么脆弱，明知道这样做既无济于事，且是错误，可他的脾气一旦爆发起来，就无法忍耐，他无法战胜自己的弱点，也因此一次次把儿子从身边推开。从正常的人生轨道上推落下来。儿子的人生是他要负责任的。“我”之所以与不良少年鬼混在一起，之所以爱上大自己十六岁的阿姐，归根结底是不幸的童年造成的。“我总是梦见父亲打我，他在烈日下追杀我，我跌倒了，再也爬不起来了。他就要到了……我一下子惊醒了。对我来说，他是噩梦。”“一个冷冷缩缩的孩子，每天在街上闲逛，深夜回家。残羹冷饭，他吃着，内心渐趋麻木。有时也不吃，因为骄傲。家里的气氛也不对，四壁冰冷。他很少说话，怕说错话，所以索性不说。又觉得不妥，站在墙角萎萎缩缩的，不自信，手脚不知往哪放，自己也觉得屈辱。”这样的书写是很刺痛人心的。
同样有对父女感情书写的是盛琼的《胡子问题》，像篇散文，文字有些游离，从爸爸的胡子问题开始写起，到自己的失败的婚姻，再回到爸爸的胡子，小说主人公安贝贝个人成长史的简略版。小时候爸爸聚少离多，唯一的印象是他扎人的胡子，长大后安贝贝随男友来到深圳，结婚享受新婚的幸福，几年后，丈夫辞职下海做生意，“真真假假的应酬，虚虚实实的算计，利益的交换，时机的选择，斗智斗勇，将时间、精力、命运连同尊严一起押到了赌盘上。”两人亲昵的日子日稀，一次恶毒的斗嘴之后，安贝贝拿掉了他们的孩子。然而这一次手术却使她患了习惯性流产。所以丈夫事业有成，他们住进豪华别墅，她一心孵小鸡时，却难有结果了。丈夫对她极为失望，在外游戏红尘，这些安贝贝都忍下去了，她辛苦吃药，锻炼身体，希望能有转机，终于有一天，丈夫向她坦白，他包养了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女孩子，而她怀了他的孩子，所以他提出离婚。这让安贝贝极为憋屈，她耗着，不肯离婚，在自伤自怜中度日，直到有一天，读到一篇关于“胡子”的文章，她豁然开朗，记起了往日的美好和情感，她决定成全他们。“她不能给他带来幸福，那就把自由还给他吧。”小说的主要情节就这样结束了，却又泛泛地说起男人的胡子和男人的性格之间的关系，有些矫情，不知所云。
流浪是贺小晴的《花瓣糖果流浪年》的写作主题，而这份流浪源自大时代的变迁和欲望时代的催醒，原本在小城市或乡村居住的人们似乎忽然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纷纷涌向大都市，住最差的房子，做最脏最苦最累的活计，忍受原住居民的鄙薄与歧视，要在钢筋水泥的繁华都市找到财富与梦想，他们在疲惫的奔忙和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失败后变得精明算计，变得物质化，变得冷硬残酷，有人成功了，许多人失败了，演绎成这个时代独特的风景。
贺小晴以亲历者的眼光真实记录了女性流浪者或者说打工者、追梦者的人生经历，她以一双苦累辛酸中挣扎过来的犀利眼光洞察着社会与时代，剖析人性的善与恶，追求的得与失，和女性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如何安身立命。她以自己和多个女性的故事遭遇来诉说这个时代的变迁，她们是一群不安分的女子，天赋的才能，充满梦想和激情的天性使她们不能平静灰黯地守居一隅，她们无法对火热的时代置身世外，因此她们要动起来，要投入。但是现有的户籍制度和诸多看得见看不见的门槛规则把她们挡在时代之外，要想进入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抛掉旧有的一切，甚至丈夫、孩子、父母，重新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白手起家，辛苦打拼，挣一个位置。
正如作者“自序”中说到的：“我们轻而易举说扔就扔原本熟透的染满痕迹的生活。我们轻而易举将故人故事像一堆旧名片瞬间付之一炬，生命的路上我们只是往外涌往前奔，从来不肯去翻开背面看一看自己残忍和浪费。我们一只手是贫穷一只手又在拼命挥霍。这就注定了我们将永远一无所有。”
韩月晴无疑是作者精心塑造的女主人公，她身上留有太多作者自己的影子，包括她的名字、地域，对写作的挚爱，诸多内心独白，正是太多真实因素的人物形象托起了小说的真实，使小说的眼泪和酸辛、洞察与了解都格外真实。她形容那种流浪是“被生活丢出了轨迹。”“我以为我是强硬的能干的尊严的，我以眼前的路我已不屑再走，我要在另一条路上劈出道来，无所畏惧，绝不回头。到头来我才发现，是生活丢弃了我。我跻身茫茫的人群却远离人群。”她写到在北京遭遇的冷漠和排斥：“他们显然是惧外的，那些历史留下来的余悸，还在他们的情绪里细菌般地游动。”这些总结都非常智慧，包涵作者亲身体验生活后的血泪辛酸。
写到女人在打工过程中遇到的各色各样的男人和他们相似的对女人的欲望，用钱、权、吃饭，玩弄各种手段勾引女人，“从家里走出来的那一天，我们并不知道，如同泥牛入海一般，我们原本就是跌进了一个男人又一个男人的世界。”“有钱的男人可以用钱买来一切，也可以买来女人的悲剧。”琪琪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她所在的公司垮了，失业的琪琪在一次拉广告过程中偶遇B城刘总，被他诱惑，先是预备同他去香港发展，后香港未去成，却爱上了刘总，甘心情愿做他外室，为他生孩子，并一门心思等他离婚，而在小说结尾，由韩月晴尖锐地指出，这是不可能的，并说：“不是刘总在骗你，是你自己在骗自己。”指出六年来，琪琪越来越被动，完全无法把握他，却把自己和女儿的一切都寄托在他身上，“如果我是你，我肯定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在那个位置上再做打算，要面对现实，这是我多少年来的惟一体验。靠自己。惟有靠自己。这种靠不是一种表面的依靠，而使根本的，心底的，精神的，彻底的。”
作家以同性的口吻这样描述：“男人在我们的推测和防备中已变得十分疏远和恐怖，我们都清楚并不会发生什么，至少眼前不会，但我们仍然害怕，害怕那一个随时准备进攻的群体，害怕肯定存在着的暗藏的心思。”思雨爱上一个有家室的记者张明，为他怀孕，而这个男人则抓住她不是处女大做文章，审讯她，责难她，控制了她。作家以韩月晴口吻写道：“为一个完全不值得的人去受苦，如果她不自知，也情有可原。但我固执地以为她内心是清楚的。糊涂是她故意的，因为她怕正视现实，怕被否定，因为感情上的懒惰和脆弱。”
徐坤的《厨房》中一个曾千方百计逃离家庭逃离婚姻逃离厨房的女强人枝子却在有一天来到一个男人的厨房，希望施展她的厨房语言表示她的真爱，且就此回归厨房。然而松泽领悟到枝子的用心后立即全身戒备，并有策略地撤退，在貌似多情体贴中将女人送回了家。女人一个晚上在厨房的精心烹饪，面对男人的情欲燃烧都被秋风的寒凉吹走了。
这是一个颇具戏谑意味的短篇小说，徐坤老辣的反讽技巧和精致结构一篇小说的功力在此展露无遗。她对松泽所代表的男性世界的失望是一览无余的，在她看来，这个群体虚伪功利，滥情纵欲，却不敢面对或承担一丁点儿真情。而枝子所代表的这一类想回归厨房做贤妻良母的女性也是让人心生鄙薄的。认为她们这样放下身架，委曲求全，只是自取其辱。通常赞美一个女人会说“上得厅堂，入得厨房。”女人自然而然地成了厨房的主人，小说开头一句：“厨房是一个女人的出发点和停泊地。”并颇具诗情地让枝子在厨房里尽情发挥才能，烹炸煎煮，洋溢着梦幻的期待和甘心付出的怡然，她捧出了一大桌子精美的菜肴，而她所服务的那个男人一直在揣测她为什么这样做。他之所以能安静静地坐在那儿耐心等待，是因为“若从长远的角度看，比起跟那些小女崇拜者玩玩，跟女老板的关系处理好对他将来的用途更大一些。”女人对这一无所知。她因为厌倦厨房的单调乏味而抛雏别夫逃离围城，在商海日久后又产生了强烈的厌倦，讨厌那些虚与委蛇，追名逐利之人，“被文明过度文明化了的衰人。”所以又将厨房当作避难之所。她从松泽画中看出了野性和灵气，故而认为这个人也不俗。一个虚与委蛇，一个倾情投入，就这样两个人在窄小的空间里上演了一幕紧张精彩的情感战争。枝子在技巧拙劣地进攻，把自己燃烧成了情欲炸弹，松泽在手段娴熟地退，既饱览春色占尽便宜却又不让女人有任何真情在握的证据，他四两拨千斤，巧妙地化解掉女人沉重死命奋不顾身的献情，将两个人的位置牢牢钉在原地。女人费尽心计，耗尽情感，最终落得个灰溜溜的回家，在家门口，她发现，她手里还紧紧提着厨房里的那堆垃圾。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佩服作家的厉害。传统文化规范里将女人所在的位置确立在厨房，女人也心甘情愿地将那里当作了人生的停泊地，然而危险在于，女人真的停留在厨房时，厨房则成了情感的埋葬地。
作品对松泽的剖析是深刻且犀利的，“他能领受假意，却要拒绝真情。他不愿意有负担。在这个人人都趋功近利的时代，谁还想着给自己上套，给自己找负担？尤其是对于他那样一个艺术家来说，更不愿有任何形式的羁绊。家庭责任也好，社会义务也罢，能躲的则躲，能逃的则逃，能推脱的就推脱。”枝子想逃离虚与委蛇的人，却在最隐秘最真挚的情感层面被松泽玩弄了一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在现实的功利得失的算计面前，爱情一钱不值。枝子的悲哀在于，她在未得到任何暗示之前把自己的真情和盘托出，以为自己可靠厨艺和真情来打动一个男人，或者说，她以为真的拴住了男人的胃就留住了男人的心，却不知这个世界诱惑太多，男人早就超越了胃和心的束缚，只求名利和享乐了。
《杏林春暖》延续徐坤的冷幽默特色，嘻笑怒骂，着实调侃了一下那个名叫民生的男人。三十六岁的民生出身农家，高考失利后成为北漂一族，写点诗歌，在文化圈内打工，偶然机会结识比他大十多岁的亿万富婆美惠，并成功钓上了她。在两人感情渐淡时，民生去割包皮以扳回败局，这一招果然感动了美惠，不仅细心照料他，还不惜与前夫家族决裂，分割出大笔财产与民生结婚。婚后不到一年，民生红杏出墙，与另一大款的小蜜小叶子擦出火花，民生向美惠提出离婚并要求分割财产，结果遭遇当头棒击：《婚姻法》规定结婚八年才有资格分割财产。此时美惠因怀孕而原谅了民生。几年过去，美惠因事业成功而益发精神抖擞，而民生成日耽溺家中而日显老态，两人的关系也这样维持下来也将继续下去。
显然小说不是在谈爱情，无论民生还是美惠都有着更为迫切的现实问题要面对。民生为财的动机十分明显，美惠在民生割包皮的时候有过感动，但也仅仅如此。徐坤在小说中对民生割包皮一事浓墨重彩，其挖苦讽刺之态跃然纸上。都市中的情感在徐坤看来十分可疑。
三、跑步穿过中关村
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是关于京漂一族的小说，繁华的京城景象之下，“京漂儿”这一特殊群体的阴暗、动荡、困窘而又不无喜剧之味的底层生活，“跑步”为生存而奔跑，有目标、有速度、有力度，而“中关村”则是财富、梦想的代名词，京漂一族在北京的艰难生存和他们为梦想奋斗的坚韧。小人物如敦煌、夏小容、七宝、带着吃奶的孩子卖假证和光盘的女人们，他们身上旺盛的生命力和他们的生存现状。他们都是不安于平实安定的生存，都有着自己的财富梦想，故而在异乡苦苦挣扎却又找不到出路的一群小人物，他们没有寻常意义上的工作，而是从事着被现行体制视为非法的卖假证、卖盗版碟片的一群人，是名副其实的社会边缘人。对他们来说，不仅要艰难出售手中东西，更重要的是要避开警察等人。
小说没有摆出道德说教的面孔，而是以悲悯同情甚至理解宽容的态度来对待笔下的主人公。卖假证、盗版碟于他们而言只是一种职业，是因为社会有大量的需求，是可以通过辛勤劳动挣钱甚或致富的一种行业。所以阅读小说时也应跳出道德框架，以理解宽容的态度来对作品和作品的主人公。敦煌以“我”为叙事者的形象出现，他在小说一开始就是一个困境中苦苦挣扎的人物形象。其时他刚刚从看守所里放出来，因卖假证而被捕，出来时一贫如洗，吃和住和以后如何谋生都成为重要问题摆在他面前。而作家安排“我”一出来就遇上了沙尘暴，小说开头如是说：
“我出来啦。敦煌张开嘴想大喊，一个旋风在跟前升起来，细密的沙尘冲进鼻子、眼睛和嘴里。小铁门在他身后咣地关上了。天上迷迷蒙蒙一片黄尘，太阳在尘土后面，像块打磨过的毛玻璃，一点都不刺眼。又有股旋风倾斜着向他走过来，敦煌闪身避开了。这就是沙尘暴。”
这是一个极为精彩的开头，既是一个隐喻，生存的困境和天气带来的生活麻烦构成人生里双重幕障，同时又将生态书写带进了小说，社会生态逐渐恶化，敦煌之类的假证贩子、卖盗版碟者层出不穷，自然生态也在不断恶化，沙尘暴就是自然被严重破坏后的一个警告。
“太阳在砂纸一样的天空里直往下坠，就在这条街的尽头，越来越像一个大磨盘压在北京的后背上。”这样的语言非常灵动，既是现实景物的描幕，沙尘暴天气里的太阳可不就是这样沉滞灰涩？又是心情描写，刚从看守所出来的敦煌身上只有五十块钱，在北京城里举目无亲，面临着在哪儿落脚，如何谋生的困境，心中的忧愁虽一再自我排解，却也是石头一样压在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