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哈都医生是个很开朗、很风趣的人。今晚我到他家去，事先并未约定，只是在晚饭后，我与三标生活营地的经理助理张灏说，我想去医生的家看看。因为前天我与这位医生在他的医院聊天，对他诸多方面有了浓厚的兴趣，当时就提出要抽暇去他的家看一看。他很乐意地接受了，说随时欢迎我的到来。当我和张灏还有一位摄影师走进他的屋子时，他热情地拉住我的手，让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客厅大约有20平方米，北侧放着一个木制的书架，但并非只放书，架子上还放着一些工艺品，还有中国的大小毛笔近10支，被吊在一个特制的框架中，还有中国的画册，架子上放一把玩具式的袖珍小提琴。在书架前边，有一个音乐谱架，一侧放着一个闪闪发亮的小号。
几只沙发在客厅正中围起个半圆，正对三人沙发接近墙壁的地方有一个29时的彩电，正在播放法语节目，是法国一家电视台通过卫星转播过来的。为了不影响交谈，波哈都的妻子布依诺走过去关掉了电视机，端上了开心果、大杏仁和椰子片，让我们品尝。她又特地沏上了三杯茶，端上来，用不大流利的华语说：“嗯，这是中国有名的绿茶，请用--”然后，她又在她和丈夫的杯子里也沏上绿茶。
波哈都医生生于1946年法国首都巴黎南部的一个小镇，他今年已52，微胖的面庞上肤色红润光泽，举止间无不洋溢着一种乐观的情趣，轻快的手势和朗朗的笑声是他爽快话语的和声。
1972年，他毕业于法国一所医科大学：之后到南美服兵役两年，那是在南美的一个火箭发射基地，欧洲的许多国家都在这个地方发射火箭。两年服役期满，他回到法国，在靠近马达加斯加的一个小岛的医院工作了5年，之后就到了非洲的尼日利亚，这时他已成为法国的杜美兹公司的雇员。这个满世界包揽水利水电工程的公司，医务工作是工程队伍不哥缺少的组成部分。在这里，他献出了10年的青春时光，又到阿尔及利亚工作3个春秋，接着到圭内亚，又返回尼日利亚。1994年8月，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小浪底，成为第一批进驻这个黄河工程的外国医生。
我问波哈都：“你在工地做医生，是负责哪一科的？如内科、外科，或者是五官科等等。”
张灏将我的话翻译给他，他的妻子同他一起哈哈大笑了。
“工地上哪里能分科，工地医院要求医生要懂得各种医科的情况。刚来工地那年，德国和意大利的医生还没派来，我就负起三个标的医务工作的责任。工地上什么病人都有，如有人突然从施工的洞子里摔伤了，有女人要生孩子或患了妇科病，有人食物中毒，等等，都得马上处理。医生必须做到病人出现任何紧急情况，都能及时赶到现场为病人就诊。”
这时，随我一道来的摄影师小赵，在一旁正襟危坐，静静地听着医生的谈话。
我对波哈都说：“可以让他拍照片吗？”
波哈都挥动双手，用学会不久的华语生硬地说：“可以，可以，随便你拍。”他又把手臂一挥，挥向一侧的几个房间，对着摄影师说：“你随便进去，想进哪个房间就进哪个房间拍照。”
看着不大好意思的小赵，波哈都的妻子很友好地对小赵说：“你随意地拍吧，没关系的。”
这时，我方注意起这位身材苗条的女士，大概是近50岁的人了，身材还十分匀称，没有一点中老年人的那种臃肿。
我下意识地问：“女主人年轻时做过舞蹈演员吗？”
她很开朗地说：“跳过舞，但不是专业的，只是会那么一点点。”
波哈都笑哈哈地用手指向天空比划着：“年轻时她是空姐，在天上飞呢。”
“我们结婚后，就不飞了，我就从事教育工作了，当教师了。”女主人很诙谐地用手势比划着说。
“你为什么选择教师这工作？”我问她。
“我上的大学，就是一所教育学院。当教师后，专教小学高年级的孩子，教低年级的孩子，我教不好。在小浪底，我还是只教高年级的小学生。”
谈话中，我知道女主人布依诺是1971年与医生波哈都结婚的。结婚时，丈夫还在大学读书，但她已工作了。她结婚后就做教育工作，至今没有改变职业。她的教师生涯也很特别，没有在法国的哪一所学校呆过，总是满世界地随着公司的工程队跑，二十多个年头了，二十多年像一场马拉松长途跋涉，从一个国家转战到另一个国家，一个工程结束了，另一个新的工程又开始了，但她依然如故地在工地的小学里专心致志地工作。
我好奇地问起她们在法国的家园情况，波哈都取出一本精美的地图，掀开一页指着一个法国南部的海滨城市，说这里就是他的家。布依诺说，她们的儿子和姑娘也在这座城市工作，边说布依诺边取出一套影集，翻开来让我看，指着一幢漂亮的院落和别墅式的房舍。这就是她们的家园，主体房是座三层小楼，屋子前面许多红红绿绿的花草，还有树木和一片长着蔬菜的小园子，屋后似乎还有很大地方。波哈都说，屋后有一小片松树林。布依诺指着屋门外站在一辆红色汽车边的一个漂亮的姑娘，说这就是她的女儿，是回家度周末的。波哈都很有意思地指着布依诺说，你看我们的女儿长得多像她，可是，女儿小时候长得特别像我，不知怎么越长越像她母亲了。
布依诺说：“女儿长得虽然像我了，可是她却走他父亲的路，报考医科大学，毕业后在法国一所医院供职。”
波哈都打断妻子的话说：“儿子小时候长得像她，长大了又像起我来，可他却走他母亲的路，现在在法国一所师范大学攻读，已读到大三了。我们两个算不算一比一打成平局了？哈哈哈……”
显然，波哈都在小浪底的家园比他们法国的家园简陋得多了，尽管这种工地房舍要比我们中国人的工地住所高级多了。
我问：“你们在这里比在法国的生活是否艰苦多了？”
波哈都不假思索地说：“在小浪底工作我们的收入很高，消费很少，上下班非常方便。”他用手指向不远的地方，说：“我到医院工作，走路5分钟都用不了的。”
布依诺插话道：“我去学校教课，只需走3分钟时间就到课堂了，太方便了。可是，在我们法国的家就不一样了，在那里上班地点距家至少也有20公里。”
波哈都又说：“在小浪底，公司对我们还有许多优惠待遇，住房不付房租，用水用电也不需付水电费，家里什么设施坏了，只要一个电话打去维修工很快就来修理，也不付修理费，在法国却不然。”
布依诺说：“在这里确实生活得很好，很放心，很安全，又能积攒许多钱，可就是离孩子太远，常常想念他们。”
波哈都又插话：“来中国小浪底工作，是我们自愿来的。这里不尽人意的地方，就是没有机会与亲朋好友们聚会，这很遗憾。每天走过来走过去就是这么些人，就是这么些事，很单调，有时觉得很烦闷。”
布依诺说得更严重：“在法国有许多活动，在这里由干各种障碍，就不能参加了，长时间这样与外边隔膜，有时候就有一种坐监狱的感觉，哈哈哈……”
“不过，我倒有一种解除寂寞的方法，就是做手工。我上小学时就爱手工，现在我正在做一个飞机模型，哈哈，飞机模型，你信不信？”说话间，波哈都从一个柜子里取出一个生动的飞机模型。
布依诺说：“有时间我就帮他做这飞机模型，很有意思的。”
“是啊，做起这飞机，会把什么都忘记了，甚至连我的家在什么地方都不记得了。”波哈都说。
“有一次，我们星期天做了半天飞机模型，做完后，他还以为自己在法国的家里，要我给女儿打电话来过星期天呢，哈哈。”布依诺十分兴奋地说。
波哈都依然很开朗地接着妻子的话茬说：“我先前对中国感到很神秘，我到中国就喜欢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可是我们在小浪底已生活4个年头了，4年里只去洛阳市看过两次文艺演出，活动太少了。得到的信息太少了。我的夫人布依诺也很喜爱文学艺术，从年轻时就爱读莫泊桑、雨果的文学作品。我们在洛阳市看中国的歌舞戏剧，演出之前有人专门介绍戏剧的剧情内容，这样我们在欣赏时就看得懂，看得有意思。在北京我们看过中国的杂技，很了不起。在法国，能看到翻译的中国戏剧及其他文化艺术太少太少了，几乎没有。我认为这方面沟通还很不够。”
“你可以带着翻译到周边城市多去看一看、玩一玩么。”我出主意。
波哈都说：“那怎么行，在营地里，做医生工作是很受约束的，很不自由的，因为医生太少，每天都要在营地等候医务，工地上每时每刻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只有在几个节日，我才能有机会到想去的地方转一转，玩一玩。你相信吗，我来小浪底4年了，还不如我们公司来小浪底15天的法国人。4年了，我仅仅去了洛阳市两次，很难叫别人相信。工作时间我在医院，下班时间也不敢远走，有时打打台球，听听音乐，在附近散散步，回到家有兴趣时吹吹双簧管。”说话时，波哈都取下躺在那里的双簧管，放在嘴边吹起来，吹的大概是一首练习曲，只是那么短暂一会儿，他便收起这件乐器，摇摇头，伸出双手无奈地说：“不能再吹了，再吹下去，周围的邻居就不高兴了，这不是在我们的故居，那地方相互距离很远。”
实际上小浪底法国生活营地的房舍建筑，也是一座一座波的相互拉开着一定距离的，不像我们公寓式的大楼单元房舍，他们之间相互的噪声影响可以说几乎没有了，但是这穿透力很强的小号的声音却能传得很远很远，特别是在这幽静的夜晚。
最后，波哈都夫妇谈起对小浪底周边的看法。他们说，有些中国人工作也是很努力的，为了家庭，为了自己，像他们一样卖力。
刚到小浪底时感觉到这里比较落后、闭塞，住房条件很差，农民除了种地，很少有别的营生，交通也不方便，去一次洛阳市要两个多小时，到郑州要4个小时，可是现在好了，有了高速公路，不论到哪里去都比原来快多了。
就这么短短的几年时间，这里变化很大，不仅是交通条件，住房条件，还有许多农民都能离开土地，打工挣钱了，电视机、VCD、摩托车、手机、汽车等等都比我们刚来时多得多了。
“你们认为，小浪底的明天会怎么样呢？”我问道。
波哈都笑一笑说：“也许，我们看不到它的明天，因为我们工作流动性很大。现在我们公司已经与非洲和亚洲的其他工地签订了合同，马上要有一些工程师到那里工作。当然，还会有另外的人到这里工作。也许，我很快会到新的地方去。但是不管去哪里，中国的小浪底将永远给我们留下美好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