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了灯，我躺在黑暗里，突然我听到外间的玻璃窗户一声巨响。我从床上跳起来，打开灯，来到客厅，发现窗玻璃已经碎了。一块红砖落在沙发边上。满地的玻璃碴子。我在心里已经肯定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什么幸福的婚姻了，有的只是勉强的支撑
这是谁？谁会这么干？我来到阳台上，向下观看，却什么动静也没有。会有什么仇人呢？
也许只是外面的一个什么坏孩子在使坏，那个下午，我早早就来到了学校，去接女儿楠楠。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我早就答应她，带她去护城河那边的空地上去放风筝。女儿班上的那个小张老师，对我理解地笑了笑。老师们都知道我和楠楠的妈妈离婚了。
楠楠长得越来越像她妈妈。当然，有些地方也很像我，尤其是眉毛和额头。她现在个子又长了不少。瘦瘦的，高高的。她对我的出现显得有些意外，意外中藏掩不住一种高兴。孩子是单纯而天真的。她一见到我的时候，当时怔了一下，但很快就欢快地蹦了过来。我拉着她的手，问：“今天下午没课，我们出去好吗？”她眨眨眼睛，说：“好。”我说：“楠楠，爸爸带你去放风筝。”她笑了笑，点了点头。
我们骑着自行车，向城外去。
这个季节，气候真好，阳光暖暖的。我的前妻一直指责我不爱户外活动。我这人骨子深处的确有些懒。读书和写作是我生活中的全部内容。我知道，不爱运动的结果就是慢慢地肥胖，然后会患上一系列慢性疾病，高血压、脂肪肝、冠心病、高血糖等等，甚至是帕金森综合症。但是，我要是天天运动，就一定能够保证身体健康吗？我不相信。也许，通过体育锻炼，我可以使身体得到强壮，可是，谁又能保证生活中不出什么意外呢？一个病恹恹的女人，谁都以为她在三十岁的时候会死掉，可是她却一直活着；一个身强体壮的健美教练，却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死于车祸。
也许因为我是一个小说作家，所以我经常会想到这样的事情。
我是一个不可论知者。
但为了女儿，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否则我决不会想起到郊外来放什么风筝。只有孩子才会这样。我前面说过，自己天生就不是一个天真浪漫的人。
城市的繁华一点一点地从我身后退去，接下来就看到了一些郊区的景色。这里高楼明显少了，路两边的也商场少了。路面变得脏乱了，街两边有了一些明显违章的建筑，洗头房一家挨着一家，一些附近菜农模样的人，三三两两，在路边游手好闲。路，是显得宽敞多了。我们骑着自行车，顺着旧城墙向集庆门方向。五诚桥下的河水，散发着一般腥臭。城市的污染，到处都是。女儿坐在我的后面，嘴里哼着歌。事实上，女儿已经懂事了。她对于我和她妈妈的分离，感到非常奇怪。她毕竟还是小孩子，对于我们为什么要分开这样复杂的问题，还不能很好的明白。
所有的夫妻分离，原因都是复杂的。我们有过甜蜜的日子，但婚后很快就发现生活的平淡。很多时候，我都想不起来我们怎么就谈起结婚的。我只依稀记得我们第一次做爱的经过。那是在我的单身宿舍里，我们有了第一次。我们又是怎么认识的呢？是别人介绍的？还是自己认识的？好像是在一个人数很多的场合。我们俩的说法明显不一致。她说我们认识始于一次单位活动。而我则认识我们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总之，认识以后慢慢地有了交往，有了约会。很快我们双双陷入了情网。
在恋爱的过程中，她是不是比我更主动？当然，这个问题并不紧要。也许当时我甚至非常喜欢她的主动。我把她的主动当成是对我的依恋。但她后来说我当时非常强烈地追求她。说我怎么一天给她打二十次电话，说我怎么冒着大雨为她送雨披，又说我给她写了多少热烈的情书。那是我吗？我在心里问自己。
也许，热恋中的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什么样的牺牲不肯付出呢？非常热烈的情书一定是写过的，因为，我是一位情感丰富的小说家么。情书上的文学词汇一定相当丰富多情。那是由于我的职业所决定的。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那批五四时期的作家，给心中的女性写情书，哪次不是分外多情？而且，一次比一次热烈。这点就像一个庸医对待一个病入膏肓者，下的药一次比一次重，最后即使是砒霜也敢下。写情书也是同理啊，如果一次次不奏效，最后就会说：如果你再不答应我的爱，我就去死！
我会死吗？不会，我想。虽然那时候追求她的人不少。
我们结婚了。
我是成功者。
很快，我们又有了孩子。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开始吵架，也许是在我成了一位专业作家之后。我是嫌她在单位里太忙，对家庭照顾少了。她在单位里是一位不大不小的领导。在我眼里，她那样的工作毫无意义。尤其是烦她在单位里受了什么委屈，回来还要说。而我一听她说就烦。我希望她去掉那个职务。女人一旦成了政治人物，其实非常讨厌。我希望她抽出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家庭。而我在她眼里，也变得越来越古怪。
“自从你当了专业作家以后，脾气越来越差。”她说，“你最后一定会变成一个古董。”是的，她是不能理解专业作家这样的职业的。这个职业在她看来非常可疑，成天关在家里写作。而写出来的东西与生活很远，却自以为得意。“生活肯定不是你小说里的这种样子，”她说，“你就整天胡编吧。”
奇怪的是我们好像也不为某个原则性的问题争吵，全是一些琐事，比我从事的文学创作和她的工会工作更加无聊的琐事争吵。吵了就不说话，互相谁也不理谁。女儿在我们当中充当调和剂。
女儿楠楠越来越大，而她的调和能力却越来越小。我们经常争吵，已经不把女儿的调和当回事了。终于有一次，我们好像还动了手。虽然没有撕打，也许只是我推了她一把，我想。，但两人在内心里已经非常仇恨对方了，恨不得马上就分开。
不可避免地分开了，立刻，女儿跟了她。我从家里搬了出来，找了另外一片地方。没有了家庭之后，我才感到自己有时是多么的自由，又是多么的空虚。平静下来，想起了前妻子的种种好处。
她叫林萍。
她现在也还是单身。
现在，她是不是也想到了我的好处呢？我不知道。有一点是肯定的，原来她根本不让我探视我们的女儿，后来她就同意了，有时，我们一家三口还一起去肯德基或是麦当劳吃一次汉堡和鸡翅。
关于我和一些女友的交住，事实上都是在我离婚以后才发生的。准确地说，那已经不叫婚外情了。我的婚姻已经没有了。我不敢再恋爱。我只想找女伴，喜欢一夜情的女伴。我不知道下一次婚姻对我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
我一个写小说的人，平时安份守己，或者是她推了我一把。大家都在努力地维护着，其实只要稍一用力，它可能就解构了。
那片草地上，已经有很多人了。我和楠楠买了一只蜈蚣，放了起来。手中的线越来越短，而天上的风筝越飞越高。终于，它在天上已经成了一个黑黑的小长条。我把它完全交给了楠楠，然后自己坐在了古城墙根一边的草地上。
那是一截明朝的城墙，风吹雨淋，一些墙砖已经非常斑驳了，上面布满了已经变成墨绿色的青苔。夕阳下，远处有一些朦胧的轮廓。楼群、村庄、树木。那边有一条小河，泛着浅浅的不甚明朗的光亮。草地上，人们在放着风筝，非常投入。楠楠今天穿了一双新鞋，白色的运动鞋，短袜，光洁的小腿，蓝色的裙子，背带。剪着短发，仰着头。夕阳照在她的脸上，照亮了她的睫毛，甚至脸上的一层绒毛。非常漂亮。完全是画中人。她跟着她妈妈生活，生活得很好。比我好。
我坐在那里，有些无聊。拔了一根草，在手里揉着，看着它在手里粉碎。忽然，我感到自己有些不自在。我感到背后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事实上，我是背靠着城墙的。我的目光从女儿那边扫过去，看到前面小桥上站着一个年轻的男人，穿着西装，戴着一副墨镜。看不清他的脸。他在看我。当我的目光触及到他时，他赶紧把头扭到一边去了。
最近我好像有些敏感。感觉总是有些特别。我前面说过，电话会突然响起来，但当我接起来时却什么声音也没有了。上个星期的某个晚上，徐茜到了我的住处。她坐在我的书桌前，翻看我的校样。她有些好奇。我在厨房里这她下面条。我一边煮面，一边听到她在书房里笑。她在我已经校过的书稿里发现了新的错字。她很得意。她还批评我有的语法不规范。能在一个作家的书稿里找到错误，这让她有成就感。事实上她就是想证明自己有多能干。我笑笑，不介意。
一切都收拾好了，我们来到了阳台上。我想要开灯，她却反对。我们就坐在黑暗里。我住的这个小区也是比较偏了，并不在城市的繁华地段。月亮升起来了，特别的亮。我搂着她，一起抬头看天。
“你这个地方真好，月亮这么亮。”她说。
“我这是城郊的月亮。”我说。
“真好。”她说，“真好。”
我吻着她的头发，轻声对她说：“今晚住在我这吧。”她笑笑，说：“不行。”“为什么？”我问。她说：“不为什么。就是不行。我不能做得太出格。”我说：“这有什么出格的。”她说：“我可是有丈夫的人。只有你是自由的。”“那么，做了爱再走。”我说。“不！”她说。
“你现在越来越保守了。”我说。
她在我脸上亲了一下，说：“要有分寸的。不能是那种经常性的。”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电话响。我推开她说：“电话。”
她怔了一下，反问：“什么电话？”
我说：“我听到了电话响。”这么说的时候，屋里的电话还在响。她笑起来，说：“什么电话响？”我走进去，的确，一点电话的声音也没有。
是我出现了严重的幻听？徐茜对我说：“你最近是不是身体有些累？或者工作压力大了。”我说：“没有呀。”“你休息休息吧，累了就会这样。”她说。
那个晚上徐茜走了以后，我很晚才睡着。她走的时候，我一直把她送到了楼下。我们很纯洁，只是拥抱了一下。她从我这里拿走了几张唱片，还取走了川端康成的两本书。我知道其实她未必会看。她可能只是听人说起过这本书，所以有了兴趣。但这种兴趣也只保持到拿到这本书为止。从此，这本书就永远地躺在她屋里的某个地方，根本不会再翻起。在这点上，我很了解她。
她那晚没有同我做是对的。她有她内心的原则。我能理解她。她认为偶尔的红杏出墙，暂时的放纵，是可以原谅的，而长时间这样就是一种堕落。所以，我一点也没有勉强她。也因为这一点，所以她很愿意和我长期地交往。我们不是一种纯粹的情人关系，自然更不是一种纯粹的朋友关系。我们的关系介于两者之间。她相信，如果我们有一天，性关系没有了，仍然还是一种朋友。就这样的问题，她曾经问过我，是否有这种可能。我笑了笑，没有正面回答。
我喜欢她，但并不爱她，至少也不是非常投入地爱。因为，她有自己的丈夫。我必须习惯正视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