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底，朋友托杨玉琪教一个19岁的女孩子幽幽，她叫王刚君。第一次见面杨玉琪没看清她的脸，只觉得她说的话叫他挺感动的。她说她不怕苦，她要学本领，不是要找一个舒服的工种。王丽君看到这位杨老师戴顶旧巴巴的鸭舌帽，一身旧巴巴的蓝中山装，大裤裆，黄球鞋，一转身，裤子后边有两个对称形的大补丁。他沉着脸，又老又可怕。他50几岁呢？杨老师要是站在一旁看她画，她一边画一边发抖。杨老师看她的作业要是不满意，脸一沉，她更加发抖。从1984年开始，她设计的弹力汗衫和睡裙等等的花型，在局里、省里或全国的选样会上得奖次数太多，她自己也记不清，更不肯对我说。她只说杨玉琪现在越来越年轻了。杨玉琪说4尔现在怎么不怕我，怎么叫我杨玉琪了？
1982年底，杨玉琪和周杏的家里已经很久没有话声来打破那凝固、沉重的空气了，王丽君的出现使杨玉琪和周杏都庆幸家里可以有点声音了。即使随便让丽君讲点厂里伙食、街上衬衫也好。丽君如一只跳棋子，杨玉琪和周杏都是先和她搭话，然后再把话跳到原先僵持无语的对方。丽君一来帮着扫地、洗碗、叠被、做饭，给杨、周两位长辈一人削一个苹果笑盈盈地递上。丽君清纯的笑，软化了这家固体的空气。这个家，本来已如一只散了架的木盆。小丽君如一道箍，一时箍住了这个要散架的家庭。她说她愿意就这样一直侍老师和周阿姨。丽君纯净光洁的脸如同她那白璧无瑕的心。面对这样一颗心，你会感到无间，感到亲密，感到温暧，感到获得爱的愉悦和输出爱的需要。杨玉琪笑了，说你就当我们两人的女儿吧。这本来是一句玩笑，是杨玉琪对自己当时心情的变形的表达。如同印象派的画。小丽君把什么话都当真，如同把什么人都当好人。她说好，就这样。杨玉琪见她稚态可掬，说你是不是叫一声呢？丽君朝周杏轻轻叫了声妈，自己被自己惊吓了，扭头就逃回家。
越来越有人问周杏：你们家怎么有个姑娘？如果把小城的这句话直译出来，就是：这个家怎么有两个女人？丽君刚来的时候，19岁，后来20岁了，还要长成21岁呢。在杨玉琪和周杏的眼里她是小姑娘，在别人眼里她首先是女人，然后才是女人中的姑娘。我第一次在泰州街头走的时候，满街向我行注目礼，大约是我身上那件在京花23元买来的宽大的男式绒衣使小城的人纳闷。第三天开始，行注目礼的人日见少了，再不看了。因为大家都认识了这件一经看透再平常不过的绒衣。因为泰州就这么一点街，走两天就彼此都“认识”了。
泰州很快就关注起两个女人的故事。这也可以体谅。平时文化生活少，关注别人的婚姻家庭也是一种业余生活。真是小城故事多。周杏是了解杨玉琪的。夫妻6年秋毫无犯。她认为杨玉琪有病，没有这方面要求。但是舆论与生俱来的功能就是宣传、提醒和促进。周杏也不免掠过一种被取代的危机感。她对杨玉琪讲，这世上谁要伤害丽君，你是会和他拼的。杨玉琪感觉这话包括另一层意思：若是为了她周杏，他是不会拼的。周杏讲得很平和，她在家里也不失风范。但小城舆论大，使她不好做人，好像她容纳一个第三者在家里似的。
王丽君不便再常去杨家了，家庭又恢复到丽君出现之前的原样。不，世上没有什么“原样”，不是更好些就是更差些。1982年丽君的出现，使杨玉琪如同一个下沉的人抓到一根浮木。如今这浮木被舆论打掉了，连同他心头汹涌的美好的感情。丽君知道周阿姨中午不在家，偶尔插空去看杨老师。却见他4天的全部菜就是一小块腐乳，一小块腐乳吃了4天！她知道杨老师没有心绪烧菜吃，她多么希望杨老师和周阿姨能生活好，她甘心一辈子侍候他们两个，还当杨老师的学生，只要不影响杨老师的名誉，不影响杨老师的前途，自己忖出无所谓。如果周阿姨有什么事，自己和杨老师更有责任去关心她，也消除舆论对杨老师的误解。只要杨老师能有成就，能过好日子，自己宁可不结婚。
杨玉琪失去了王丽君，觉得一无所有！
他不能埋怨别人不理解，更不能要求别人一定要理解，但是不被人理解是痛苦的。他在，
痛苦之余找到了最忠实的患难之交：酒。酒杯扣在酒瓶上，每天回到家，进门先干一杯烈性酒，洋河大曲或者粮食白酒，都是60度的。喝完酒杯也不洗，又扣回酒瓶上。直至有一个机会可以去南京师大美术系进修，他是再不想回来了。他向妹妹借了一只破木箱，再带上一只煤油炉一只钢精锅一张桌一把椅，就准备弃家出走，从此一心画画，屏弃尘念。虽是去南京，却有一种去深山老林出家当和尚的感觉。然而终究六根未净，心里还是觉得凄凉。
丽君偶尔还是悄悄来看他。她眼看她最尊崇的人这样毁自己，铁下心来要帮他。她心里明白，现在，就是他们两个了。但他们两个怎么样？不知道。事情将会怎样发展？似是而非不清楚不明了不点破不深想，好像什么也没想。当人的最美好的感情调动起来、升华起来的时候，逻辑已经一无力量。
这天下午王丽君来的时候，杨玉琪又坐在自己打的沙发上喝闷酒。他知道自己这次离开泰州也就永远离开了丽君。丽君一直是敬畏她的杨老师的，这天却看到洎水从杨老师的眼角往下流。这是从心灵深处滚出来的一滴一滴的泪。没有流过这种眼泪的人都称得上是福气。每绞出一滴泪心灵都要经受巨大的痛苦。这种痛苦拧绞着丽君的心，她扑地一下跪倒在杨玉琪跟前，抬起一脸泪水说：“我这一辈子跟着你，你不离婚我也一辈子侍候你，男子汉流泪也是答畜的，一滴一滴而已，几滴几滴而已。rara君这一跪，这一句话，这一瞬间，杨玉琪感到一种生命的回潮。好像他来到世上就在等着这一刻，等得梦都老了。如今丽君冲他一跪，用她的泪水冲刷、洗洁他那灰蒙蒙、光秃秃的梦，使他的梦长出绿芽，开满花苞，鲜亮活脱滴着小水珠闪着阳光可以感觉可以触摸。这新生命的冲撞使他好似在刹那间跨越了一个世纪。他一下倾倒在沙发靠背上，一手抚着丽君的头，任泪水晔晔地淌。虽久久无声，但他有一种嚎啕大哭的感觉。这大哭是一种痛苦后大欢乐的宣泄。他才感到，人能够强烈地表达，多么畅快痛快舒心惬意。一切都尽在不言之中了。从此不管多难多苦，他俩就是一个人了。
泪水的宣泄，使杨玉琪如同吃了一服中药，把体内的毒全吐尽了。又如同洗了一次桑拿浴，大汗淋漓后复归宁静。现在他再去南京，不是逃避什么，不是出家，他是去创造，带着勃勃的生命力去创造。事后想来，没有丽君这一跪，杨玉琪的历史或许是另一个样。
杨玉琪1984年进南京师大美术系进修时，未必能想到仅仅5年后的他的成就。尤其不可能想到的，是5年后的他竟比当时的他压迫感更大。人要是对自己一生追求事业所要忖出的代价作一次总预算，然后算一算把总代价分到一年的每一天需忖出多少，然后，人们还敢追求吗？然而追求是一种永恒的诱惑，一种使人类绵绵不绝、生生不息的诱惑。
人类释放能力的欲求是与生俱来的。杨玉琪童年时的欲求是一一纸。街上糨糊干裂吹落地上的宣传画，他捡起裁去粘着糨湖的部分，剩下的就可以画画。学校用旧变黄折叠处断开的地图，他裁成小块画画。街头小商店里一分钱一张的纸，对于他这个天天检菜帮子的孩子，近乎是奢侈品了。后来“文革”开始，小城快让大字报给掩埋了。他想一条大标语一二十张纸，5条就是上百张，这些纸要是给他小时候画画真不得了了。他儿时偶尔买点纸又经不住他天天要画。杨玉琪第一次和我谈话，一上来就讲他对不起母亲，他太爱画画太想买纸做了两次对不起娘的事。我看到他的双手剧烈地抖动着。我相信我看到的是灵魂的震颤。
娘那时面对四个不知事的孩子，只有靠抽支烟解乏忘忧。几盒劣等烟似乎是这个家里仅有的“动产”了。小玉琪已经把他课本上的空白边都画满了画，连两段课文之间的那一点空白处也高密度地住满了他笔下的人物。老师说他上课不专心听讲。他说老师讲的他都懂。他再没有一星一点的纸可以画画了。然而他的画停不下来。娘说家里再没钱买那一分钱一张的纸了。小玉琪说生活可以再苦些，可以不吃三顿粥改吃两顿。娘说再苦些就不要吃饭了。玉琪说，纸没了，咋弄啊？然后也不知怎的急得搭错了神经拿了娘的5包烟和一个抽烟的同学换了钱，转身就去买纸。继而又有了一次鬼迷心窍。那天他看到一本小小的64开本的水彩画集。他至今记得那个水彩画家叫李剑晨，画集共8幅画，价格4角钱。小玉琪疯狂了。他觉得他看到了全世界最好的东西，没得比这更好的东西了。这是不能不属于他的。没有人会比他更爱这本画集。他，他拿什么买？他奔回家拿了把家里天天在用的铜饭勺，卖给废品收购站，买下了这本水彩画集。当然中午吃粥时全家就发现铜饭勺怎么没了？用什么盛粥？
但是小玉琪巳经完全糊涂了，疯魔了，除了想把画册买到手，什么也不清楚了。娘想不到他第二次偷家里东西。娘从来硬气，连向她自己的母亲都决不借钱。玉琪这孩子是本质上坏了啊！娘伤心啊！小玉琪最怕的事就是看见娘伤心。娘一伤心他就觉得天塌了，天塌了，全完了！
娘多支持他画画啊！有一天下大雨他上泰州公园河边画画，整个公园只有他一个人。他用伞遮着画夹，画夹里有一张一分钱买来的纸。他每次写生都只带一张纸，没有画坏了重来这一说。必须每次要画好，坚信这一张就能画好。一阵狂风吹走了伞，又把这一张纸吹到泥水里。小玉琪捡起伞背起画夹拎上折叠凳往家走。在当时这个十来岁小孩的眼里，来回走一个多小时是很远的路。寒风冷雨中他缩着头，只盼着快些走到家，但决没有想过到家后不再回公园。他只是回家再去拿一张一分钱的纸。娘说你疯了，这么大雨还要走回去？小玉琪说早上下雾的时候，傍晩太阳落山的时候，刮大风的时候，都画成画了，就是还没画下雨景，就是要这雨。娘说你衣服全湿了都没得换的。小玉琪说没事，吹吹就干。娘说还是雨小一点再去。小玉琪说他就是要这大雨。在雨中，他画好后让画纸洒上一些雨点，雨水冲开了水彩画色，画变得毛松松的。嗨！小玉琪觉得雨也是水彩色的但是，纸又没了。他再也不会笑，就是想纸。第二天娘给了他8角钱。8角！他想这是他平生最富有的一天了。他真是太有钱了！8角钱可以买80张一分一张的纸！他一路狂奔。他简直富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当然他会把这8角钱全部买纸，当然他不管有多少纸也会一张一张省着画。他不知道怎么会一下子有这么多的钱啊！过了很久他发现娘那件结婚时穿的蓝上衣，逢年过节都要穿一下的，怎么老不见娘穿了？问娘。娘说她把这件衣服卖了8角钱。小玉琪喊了声，娘啊。
玉琪小学毕业后，社会上越来越强调出身。因为出身，他只能上民办初中。因为出身，他明知自己不可能入团，可又不敢不申请入团，否则好像他不向组织靠拢，好像反动。再说他也不甘心不上进。学校举行美术、诗歌、作文等各种比赛的时候，正是他发挥特长的机会。崇拜他的孩子们叫他东方高尔基，不懂事的孩子偏要说你父亲是什么人你还要争什么？你是坏人的孩子。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太脆弱，还是心灵的创伤太深了，轻轻刺一下都那么敏感。不过这是轻轻刺一下吗？这一下刺得还轻吗？这种等外公民感他不能让娘知道，如同娘从来不把自己的艰难苦痛转移到孩子身上。他只压在自己心里，越压越强终于酿成一种喷发的力量，时时把他喷发到校外去。
他逃学了。一个人在公园写生，一个人上图书馆读书。一个人有多好！再不会被别的孩子瞧不起，再不会比人矮一截。最痛苦的是他明明知道自己明明不比别人矮一截！当他周围再没有“别人”的时候，他真觉得，一个人，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好处。
越往后，人本身的价值越来越贬值，“出身”越来越增值。杨玉琪不可能入高中了。到1963年他下决心考大学，先在泰州参加了一次高中课程的考试，经市文化局考核盖章承认同等学历。娘不同意他报考高校。娘i知尔这样出身，学校怎么会录取？他说他能考上。娘终于给了他10元钱一一这是娘一个月收入的一半啊。他要到上海戏剧学院的考场去报考舞台美术系。他在上海的姑父已经退休，把自己的手表借给了他，说你要考试，得有块表好掌握时间。他戴了这块表上了公共汽车，一路上只用戴表的那只手拉汽车上方的横杠。因为别人拉横杠的手腕上都有表，因为他老想看看自己手上这块表。真是体面极了光彩极了。
当他极体面极光彩地站在戏剧学院招考老师的面前，接受他们目光的审核时，他才意识到自己那么瘦小，穿得那么不体面，而且自己的模样可能一下就给人看出是上海很有些人认为很不光彩的江北人。这种莫名其妙不可理喻的地域偏见！这巳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上千报名的考生中只能录取20人。老师很想卡掉一些考生。正好杨玉琪只带了水彩画，不知道还要带上速写。他苦苦恳求让自己报个名，老师说不带速写就是不能报名。杨玉琪一急，把背着的画夹拉到身前，从画夹里扯出一张纸，嚓嚓嚓几秒钟画下考场人头济济的场面，的确是一分钟都没用了。用这么流畅的线条画出了活脱脱的考生！在场的考生把他围上了，老师也一个个站起来看他的画。一举震了考场。他不仅拿到了准考证，老师还把他的准考证号码记在一个本子上。他知道这是好事，是格外重视他这个考生。虽然他是江北人，是穿得那么破旧的江北人。这些教授真好！当时他还以为凡是在大学教书的全是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