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红军和当地苏维埃，先后在通江毛浴镇、南江沙河、巴中城西门外，各建造了一百余米的木桥，最大桥梁为毛浴红军浮桥。大桥全长一百多米，宽两丈余，桥分三层，下为慈竹捆子与木船，中为木方，上为木板，全部用石灰水煮过的纤藤捆绑，坚固结实。1933年12月，反“六路围攻”开始，为有利于部队机动，巴中道苏维埃政府主席联席会议作出决定：各级苏维埃在各交通要道，设立交通站，接近河边一带的地方，马上把船工集中，制造大批的船，动员群众在各地多架一些桥梁，改造一些道路。
巴中、长赤、红江、江口等县苏维埃组织群众修筑了多条通往区、乡的道路，如清江渡到通江、通江烟溪场到涪阳坝的干道山路，通江沙溪嘴到苦草坝、南江八庙垭到大河口到涪阳坝的横山便道等。其中最著名的为从通江到江口的“汉中大路”，有些路段还铺成了石板路。南江北极乡还留下一条红军石刻标语：“自古崎岖路，向阳坡培修大道。”经过苏区军民的努力，苏区基本形成以巴中、通江为中心的川陕苏区四大交通干线，即由巴中到南江，巴中到广元、万源、宣汉、达县，通江到巴中、江口，通江到营山、渠县。
川陕苏区的作战基本都在苏区境内进行，部队的粮食、弹药、给养、伤员运输，都要在苏区内解决，川陕省以及各县乡苏维埃组织了与作战部队几乎等量的十余万人的庞大运输队伍，运输队按军队编制编为班、排、连或小队、中队、大队，十人为小队，三十人为中队，一百二十人为大队。由于青壮年男子都参加了红军，运输队的主力几乎全是妇女和年纪稍大的人，有的运输队里甚至还有十几岁的孩子，地主、富农则在监督之下参加运输队。为解决运输队长途跋涉面临的吃住问题，各县苏维埃在主要交通沿线每隔三五十里就设有类似于今日兵站的交通站和招待处，为过往交通运输人员免费提供食宿。通江到巴中一百七十里路途，中途设有鹦哥嘴、杨柏河、杀牛坪、右垭口等七个交通站和招待处。长赤到南江也设有沙河子、二洞桥、石矿坝、东榆铺等七个交通站和招待处。因为过往的运输队数量太大，招待处厨房日夜灶火不息。南江沙河子街的周腊梅曾跟着母亲在招待处帮忙做饭，她回忆道：那时厨房里开流水席，每天人来人往，来了就要吃，吃完就赶路，最多时一天要煮近一千斤大米的饭，招待处里有一百多个床铺供来往部队和苏维埃人员住宿，有时半夜三更还有人来住宿。
邮政与通信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川陕省苏维埃交通委员会下设赤色邮政局和电报局，区、乡设代办所，负责各级机关报、部队和民间邮件、电报、报刊的传递工作。县邮政局一般有局长、文书各一人，到各地送信的传令兵、交通员十三人左右。南江大河邮政局通信排长何朝开曾回忆：当时邮政人员必须做到：急件随到随送，如文件报纸封有“火速火速”字样，深更半夜都要送到；战线打到哪里，邮政人员必须冒枪林弹雨将标语、传单散发张贴到哪里；既是邮政员，又当战斗员，送信时身挎步枪一支，马刀一把，手榴弹数枚，随时随地准备参加战斗；严格保密，包括自己的亲人也不准看信件，身上随时带有火柴，敌众我寡时立即销毁文件。
经济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商业。根据地建立初期，对私营商业一律没收，结果导致市场供应困难。川陕苏维埃政府很快改变政策，并下大力气组织了由政府投资兴办的“经济公社”，实质上是国营供销合作社，负责销售和收购。红军每解放一地没收商业资本家和官僚军阀的财产和打土豪缴获的金银，作为经济公社的资金来源。川陕省经济公社总社设在通江得汉城，各县设有总分社，区以上设有经济公社，乡镇一级设有经济合作社。经济公社担负着苏区物资供应，领导合作社及私人经济，稳定物价等重要任务，占据苏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根据需要，有些经济公社还开办有饭店、面馆、药店，开店资金由苏维埃政府拨给并接受苏维埃财经委的领导监督。
除各级苏维埃财经委主办的“经济公社”，政府还允许合作商业和私营商业等经济模式作为经济公社的补充。合作商业是群众自己兴办的一种集体经济组织，有“贫农合作社”、“工人合作社”、“妇女合作社”、“士兵合作社”、“信用合作社”、“耕牛合作社”等。
如南江县大河区贫民合作社，经营食盐、布匹、糖等，群众集资、合股办社，一户一股，每股一元，按股分红，有股金一千五百元，由群众推选股东会管理。入股者可得到一张合作社社员证，凭证以低于国营商店价格购买当时的紧缺物资，如合作社三吊钱可买二两盐巴、一斤红糖、三丈土布、二升大米，而经济公社三吊钱只能买一两盐巴、半斤红糖、一丈土布、二升大米。这个合作社成立半年后，每股（一元钱）分红利五块银圆。
在“保护中小商人利益”的政策鼓励下，苏区国营商业、集体商业和私营商业共生共荣。如江口镇当年除两家国营经济公社外，私营商业非常活跃，每逢“一、四、七”赶集，江口镇的大桥湾到小桥湾这一段，成了卖香烛火炮、篾具竹器、土布、土烟、熟食、小百货的个体商贩市场，由于没有军阀土匪恶霸的欺行霸市，市场交易繁盛和价格灵活程度，远远超过了军阀统治时期。
川陕苏维埃所在的川北是四川经济发展最为落后的地区，除了军事工业外，本地所产全是土特产品，所有的生活物资全靠土特产品从白区换回。要搞活本地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就必须积极开拓苏区与白区的经济贸易。
中共川陕省委关于《财政经济问题决议草案》规定：收集黑、白木耳，桐油、白蜡、木材、毛猪、羊皮等赤区多余和不需要的东西输去白区，由白区大批收购棉花、布匹、西药、食盐等赤区需要的东西。各边区立即建立对外贸易机关，奖励苏区农民，发展对外贸易。
经济建设是一门重要的学问，有其内在的规律，在当时的条件和环境下，红军中懂得这门学问的人很少。郑义斋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就从事金融工作，到了鄂豫皖根据地，又从事财政和金融工作，是红军中少有的经济专家。郑义斋对苏区经济建设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强调，经济建设必须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经济来源要从建设中去寻找。他批评某些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只注意向地主资本家没收财物，而不注意经济建设，增强自身造血能力。为了教育干部重视这个问题，郑义斋在《苏维埃》《干部必读》等报刊上多次发表文章，针对苏区财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措施、办法和建设性意见。他在《我对财政经济工作之意见》一文中要求，各级财经工作的领导干部要认真抓好经济建设工作，“使每一个同志都了解，尤其是每个党团员把经济工作当作日常中心工作之一，使苏区每个工农群众都知道经济建设的意义”。
1933年7月，他在《对于经济物资集中统一支配和彻底整理问题》一文中，列举了财经工作的保守思想和分散主义的各种表现和危害，提出了健全各级财委会、经理处的机构、切实执行预算和决算、经济财物要经常精确统计、坚决执行现金集中、发展对白区的贸易、加紧宣传累进税的意义、加紧宣传与普遍建立各种合作社组织等十条措施。他的这些主张，对于加强根据地的财政工作，完善财经制度，加强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展苏区经济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而又非常实际的指导作用。
金融事业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或缺。川陕苏区，经济落后，金融业毫无基础可言。由于长时间的军阀混战，各种不同背景与派系的军阀你来我往，造成这里币制混乱，银圆、铜钱、各地的纸币混杂流行，一些毫无信誉的劣币混杂其间。这里的人民除了饱受军阀、反动政府的掠夺和压榨外，在经济上还备受剥削，有时候一种货币暴跌，顷刻即造成千万人财产蒸发，身无分文，一些奸商也利用这种办法来制造金融暗潮，套取百姓财产。
川陕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郑义斋立刻担负起组建川陕苏区金融事业的重任。郑义斋在鄂豫皖就兼任苏区工农银行行长，川陕苏维埃工农银行承接了鄂豫皖工农银行的建制，仍旧由他担任行长，工农银行在苏区所有的县均设有分行，工农银行的总目标是：统一币制，流通苏区金融，实行对工农的低息和无息贷款，帮助合作社的发展。
川陕工农银行设在通江，共有六百多名员工，下设货币兑换所，有两个造币厂，一个造银圆、铜圆，一个印刷纸币。发行的货币主要有银币、银币券，铜币和铜币券。如：川陕苏维埃政府壹圆布币和壹圆纸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版壹圆布币和壹圆纸币。为了方便找零，还生产有五百文铜币、大二百文铜币、小二百文铜币，贰串布币、三串布币、伍串布币、拾串布币，壹串纸币、叁串纸币，加上仿制的袁大头、孙小头和川版银圆，苏区银行共发行了十八种货币。
在混乱的币制下，再发行百姓们陌生的“苏币”，其难度可想而知。为显示经济实力和政治威力，郑义斋双管齐下，一方面组织了金银珠宝展览，一方面运用法律手段相继公布了一系列的金融行政法规和金融管理规章：
《经济政策决议草案》：“苏维埃区域的货币，目前得在苏维埃区域内通行并消灭行市的差别。但苏维埃对这些旧币应加以清查并印盖图记，以资监督。” “外来货币一律兑换苏维埃自己发行的货币。”
《营业条例》：“一切商人不得拒绝使用苏维埃政府发行的货币。”
《革命法庭条例草案》：“凡进行经济上的破坏阴谋，破坏银行信用，拒绝使用工农银行发行的钞洋纸票……都属于反革命的犯罪，革命法庭按照犯罪轻重，阶级成分，分别首要、胁从，分别处以劳役、监禁和死刑。”
苏维埃货币究竟是当地人民所未见过的新货币，在苏币刚发行时，出现过拒绝使用、贬低、伪造的事件。《通江金融志》记载：
通江有几个盐商，对苏洋压价售盐，袁大头一个卖盐八两，川版六两，苏洋只称四两。经发现后，由西北军区予以镇压。
红江县原经济公社营业员屈学金回忆：
有一个地主造假票子，上街到经济公社买盐，被发现后，按《革命法庭条例》之规定，被处以极刑。
苏区初建时，工农银行虽然发行了少量纸币和布币，但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白区货币充斥市场，郑义斋及时提出对策，“大量发行苏维埃货币，兑换旧货币”。宣达战役缴获了刘存厚的造币设备，工农银行的铸币、造币条件大为改善，为大量发行货币创造了条件。苏维埃政府也出台政策：“外来货币一律兑换成苏维埃货币。”这项政策一出台，外来货币只进不出，由经济公社收回外来银圆和铜圆，然后回炉铸成自己的银圆、铜圆，如此一来，很快将白区货币挤出苏区市场，苏币逐步成为苏区通行的主要货币。
税收是货币回笼的重要渠道。1933年8月，川陕省苏维埃出台了《川陕苏维埃税务条例草案》等。税务条例第一条开宗明义：
本局为执行中央累进税率，并根据此次川陕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以增进和巩固工农自身利益，发展社会经济为目的，故命名为川陕工农税务局。
税务种类有农业税、特种税、营业税、入口税、出口税等。农业税以交公粮为主，贫农、中农的最高税负为百分之七点五，富农最高为百分之十二点五。
为杜绝腐败，《川陕苏维埃税务条例草案》还对税务工作人员的行为作了严格的限定：
非经本局检派负责人员，无论何人不得代收代征。凡派出各级税务人员，除公家津贴伙食外，每月暂规定报酬金二元，绝对禁止徇私舞弊，不得向纳税人员妄取分文。在收税款时，税局无吊打人的权利。
除了税收外，红军战斗的缴获也是苏区货币回笼的特殊渠道。如宣达战役中一次性缴获刘存厚库存银圆一百多万枚，棉布二十万匹，棉衣两万套。这么多的缴获大大充盈了银行的库存，奠定了苏币的经济基础。
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苏区的金融系统为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促进根据地建设，保障红军军需供给，支援革命战争，稳定人民群众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郑义斋也由此被誉为“红色理财专家”。
由于文化水平限制和对地主老财的愤恨，红军攻占一些地方后，总是有些人把有钱人的贵重物品、高档家具、珍奇古玩看成奢侈品砸烂并付之一炬，看到这些情况，郑义斋十分心疼和气愤。他在达县一次干部会议上说：“一切财富都是人民大众创造的。这些好东西，是过去地主老财们剥削掠夺我们穷人的。现在打倒了他们，好东西又回到了主人手里。我们为什么偏要打碎砸烂呢？我们是真正的主人，应当珍惜它们。只有劳动人民才有享用它们的权利！”他的观点很明确，这些东西在敌人那里是不义之财，现在到了我们手里，就是人民的财产，要好好利用，再破坏和浪费，就是对人民的犯罪。以后，部队打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同地方党组织一起组织人力，迅速将战利品清点、归类、装运、入库，为革命积累了大批财富。在达县刘存厚的府邸，他听说陈锡联将金砖当成铜块扔进茅坑，大为吃惊，立即组织人从茅坑中找出金砖。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领五军、九军、三十军奉党中央之命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开始了异常艰苦的西征，郑义斋任西路军总经理部部长。由于寡不敌众，命令多变，西路军遭受惨重损失，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总部在康龙寺以南的石窝召开军政委员会，接到开会通知之后，郑义斋把经理部里分开保管的金子、银圆收集起来，包成几包，用针线缝牢实，准备随身带到总指挥部，给即将返回延安的领导同志作路费。谁知，没走多远就被敌人包围了。郑义斋指挥战士们沉着应战，边打边往山坡上撤，但敌人越围越多，为了不使经费落到敌人手里，郑义斋当机立断，命令战士张开清驮上金子突围，他自己留下来掩护。小张冲出去了，经费安全地送到了总部领导同志手里。郑义斋却身中数弹，同留下的警卫战士一起，全部壮烈牺牲。当年，郑义斋还不满三十六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