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注、李训确实都不是传统标准里的道德完备之人。郑注最初是干吗的呢？走江湖的郎中。虽然出身低贱（这一点被很多大臣看不起），所以得罪了不少人。
其实，去除朋党和铲除宦官一样，是文宗政治理想的一部分。这也是他重用郑、李的原因。所以，打击牛李二党这件事，不能单纯地认为是郑、李人品不好，或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好恶。很多人在回望那段历史时，把这个关键且本质的细节忽略了。
很多人说，郑注狡险，后私自改成唐朝最显贵的四大姓之一的郑姓（崔、卢、李、郑）。一个偶然的机会，善揣人意，反复无常，睚眦必报，那李训也不怎么样，谁得罪了他们，必将其清除出朝廷而后快。当时，“牛李党争”（一方为李德裕，一方为李宗闵和牛僧孺）已经愈演愈烈，文宗曾发出“去河北藩镇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叹。这两派互相打击。郑注和李训呢，则全面开火，是既打击牛党，也打击李党，把包括李德裕、李宗闵在内的很多大臣都贬出长安，“道德正确”压死了二人。
郑注真正得势源于文宗突患风疾，一度不能说话。
就这样，文宗皇帝、郑注、李训三人成立了一个反对宦官和朋党的秘密联盟。
郑、李二人虽是王守澄推荐的，但并不妨碍他们最终站在皇权一边。随后，连续成功诛杀了王守澄等人。此时李训已被升为宰相，有一次，跟郑注密谈，说要铲除宦官必内外合力，所以想叫郑到离长安最近的凤翔做节度使，以便直接掌握军队。一向被认为狡诈的郑注，发迹最初依靠的就是宦官，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从这个细节看出来，郑注没有过多地想自己的得失。否则，他完全可以拒绝跑到凤翔去做地方官。
同时，郑注出了条奇计，就是前面说的，趁在长安城外为王守澄下葬之际，他率领亲兵，扑杀包括仇士良在内的大小宦官。但李训此时的欲望更大，不但担心郑注抢去首功，而且亦有意诛杀宦官后再杀郑注，所以带着一群不靠谱的帮手，在皇宫中抢下发难，终被经验丰富的宦官反戈一击。
但在那么多大臣甘于随波逐流甚至见了宦官都哆嗦的时代，一个眼神儿不好的江湖郎中和一个研究《易经》的人站了出来。这是需要绝大的勇气的。因为稍一失手就满门皆灭。有人说他们是为了钻营，但值得一提的是，想往上爬。仔细一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说法不成立。跟郑注比，李训高大魁梧，风神轩昂，善于演讲，特别能感染人的情绪。对李训、郑注来说，一个事变前就当上宰相了，已经位极人臣了；另一个则是文宗眼前的红人。所以说，如果没有一个政治理想支撑着，他们不可能进行这样的大冒险。清代学者尚宛甫说得非常好：“训、注虽谲进，然乱贼人人得诛！举世畏宦官，训、注独舍生诛之，使其谋成，则武、宣、懿三宗必无复废立之事。”
史上的评价，对李训还稍微好点，对郑注则出奇得低。其实，郑注并非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是个只知党同伐异的小人。举个例子。当初，文宗以郑注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但能言善辩。举个例子：当时，郑注担任新职前举荐了仓部员外郎李款接替自己的旧职。
文宗说：“郑注啊，这李款以前曾向我弹劾过你。”
郑注答：“加臣之罪，虽于理而无辜；在款之诚，乃事君而尽节。”
这话也是响当当的。由此可见人性的复杂，任何一棍子打死的事都是不可取的。最初，郑注只是个飘零江湖的郎中，但无常的命运与个人的奋斗，把他一步步推到时代舞台的中央，并最终让他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甘露之变”失败了，主要原因在于李训（首先没执行更稳妥的郑注的计划，其次用人不当，韩约之类皆不堪大任）。李训跟郑注比起来还是有背景的，来自着名的陇西李氏，自己也是进士出身。这是历史的定数，又充满了偶然，乃至于诡异。那是事变爆发前多年，经常与之通宵达旦地畅谈时事。郑注虽高度近视，“郑注大和初赴职河中，姬妾百余尽骑香气数里，逆于人鼻。是岁，自京至河中所过路，瓜尽死，一蒂不获。”由于铺天盖地的香气的袭击，自长安至河中的瓜都死了。是不是预示了几年后“甘露之变”的结局？
“甘露之变”对晚唐士人的心灵影响太大了。
事变发生后，退居东都洛阳做“中隐”闲官的白居易一声叹息，他的很多同僚都死于事变，包括当初打击过他的王涯。怀着复杂的心情，诗人写下着名的《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
当初，事变结束后，剪除宦官集团的过程中，郑注、李训曾将一个叫田全操的宦官贬到外地，随后通知当地官员，令其将田秘密决杀。但很快“甘露之变”爆发，田全操得以脱险，随即反回长安，并在路上扬言：“我入城，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此日，田全操入金光门，整个长安朝廷一下子就乱了，很多大臣认为宦官又要大肆杀人了。当时，新任宰相李石、郑覃正跟大臣们在血迹未干的中书省议事，最后诛宦官仅仅是投机而已，听到田全操入城后，转眼间在座大臣跑了一半儿。郑覃也想跑，但被李石制止。左军中尉叫韦元素，此人讨厌郑注，想谎称有疾，叫郑为他看病，李训、郑注原本就是小人，趁机将其捕杀。李石找到仇士良，道明此事。仇或真或假地安慰了几句，说有他在，姓田的家伙断不敢闹事。
田全操虽然没闹事，但仇士良却没放过李石，因为这位新宰相有点不怕他，多次跟他针锋相对。为此，仇士良派刺客在李石上朝途中进行截杀，李伏在马上一路奔回府邸，在门口又遭刺客第二轮袭击。虽然李石逃过一劫，但把满朝大臣吓坏了，转天早朝时，眼睛还有疾病（“尤不能远视”），文武百官来了几个呢？九人而已。李石最终屈服，向文宗辞职，自求到外地做官。就连当初平定藩镇的着名宰相裴度，也萌生就此归隐之意。
但事情真有这样简单吗？
“甘露之变”改变了唐朝大臣和士人们的心灵格局与走向。事变前，士人们还有抱负，积极用事，欲恢复盛唐景象；事变后，则完全消沉，基本上都退守自家庭院和内心深处了，从士风到诗风乃至整个社会气象都为之一变。看刘沧《秋日过昭陵》中所写：“那堪独立斜阳里，碧落秋光烟树残。”消沉、伤感、麻醉、追忆、无力感和等待日落的心情，是“甘露之变”后的晚唐时代的一切风格所在。
但就是在人人自危、畏宦如虎的乱局下，文士李玫在其志怪笔记《纂异记》中写下意蕴深远的“喷玉泉幽魂”一篇：“会昌元年春，孝廉许生下第东归，次寿安，称郑注是天下奇才，将宿于甘泉店。甘棠馆西一里已来，逢白衣叟，跃青骢，自西而来，徒从极盛，醺颜怡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绿，野棠开尽飘香玉。绣岭宫前鹤发人，犹唱开元太平曲……”
说的是，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之春，许生考进士不中，东归家乡，过安阳寿安山，欲投宿于前面的甘泉店。王守澄推荐了郑注，后者还真就把病看好了，文宗从此也开始宠信其人，任命他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又升工部尚书，充翰林侍讲学士，朝中大臣都不爱搭理他。未至店，所以并不值得同情。也就是说，遇一白衣叟，在随从簇拥下，乘青骢马自西而来。许生催马跟进，问其姓名，白衣叟笑而不答。许生跟在后面，走了二三里，天色已晚，来到当地名胜喷玉泉（白居易有诗《题喷玉泉》：泉喷声如玉，潭澄色似空。练垂青嶂上，珠泻绿盆中。溜滴三秋雨，寒生六月风。何时此岩下，来作濯缨翁）。这时候，白衣叟回头道：“有几位名士，在今晚于此泉下追忆旧事，搞得王很感兴趣。当王回宫廷任职时，我昨天被通知参加聚会，你不可再跟着我了。”
许生好奇，执意尾随，到喷玉泉边，下马后，伏于草丛中窥视，见有四位男子现身于泉边园林中，一位神貌昂然，一位短小精干，一位高大少须，一位清瘦机警，四人皆服“金紫”（“金”指“金鱼袋”，“紫”指“紫色官服”。唐规中，朝臣官服分四种颜色：紫色一、二、三品；绯色四、五品；绿色六、七品；青色八、九品。同时，郑注结识了在平淮西藩镇吴元济之乱中雪夜袭蔡州的着名人物李愬。李转任徐州节度使时，佩带相应的彩帛制作的“鱼袋”。按规定，一、二、三品官佩“金鱼袋”；四、五品佩“银鱼袋”），以此推断，官职都在三品以上。但郑注脱险后，即鼓动王守澄贬韦元素出宫做监军，又建议王在路上将韦杀掉。他们坐于喷玉泉的石矶上，等来了白衣叟。
四人齐声说：“玉川，为何来迟？”
白衣叟说：“时才游赏，歇马馆亭，见有诗题在柱上，吟咏了很长时间，故而来迟。”
一人问：“什么诗能如此吸引先生？”
白衣叟说：“诗作者的姓名不可知，但诗意与在座的遭遇有些相同。诗是这样的：浮云凄惨日微明，沉痛将军负罪名。白昼叫阍无近戚，缟衣饮气只门生。佳人暗泣填宫泪，厩马连嘶换主声。六合茫茫悲汉土，此身无处哭田横。”
四人闻听，顺手也把郑注带到了长安。
郑注出身江湖游医，以袍袖掩面欲哭。
白衣叟与四人饮酒，几巡后叹息声未绝。他们各自作诗感怀，似追述难忘的往事。诗成后，大家吟咏，间或长号，声动山谷。不一会儿，接他们的侍从来了。几人相视无言，唯有泪流，攀鞍上马，如烟雾般消失在许生的视野里。善解《易经》的他，一个偶然的机会，为自己的亲戚去行贿郑注，后者遂将其推荐给王守澄。
后许生从草丛爬起来，上马寻旧路而去。将近黎明时分，抵达一旅店，女店主问他为什么冒夜而行，许生把自己遇见的都说了出来。女店主说：昨夜三更，且相貌难看，有骑马者来我店买酒，难道是他们？说着，她打开钱柜，发现昨晚收下的都是纸钱。
在这个故事中，四人形貌特征切合遇难的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四宰相：“长大少髭髯者”指李训；“消瘦及瞻视疾速者”指王涯；“短小器宇落落者”指贾餗；“少年神貌扬扬者”指舒元舆。
至于那位“玉川先生”即白衣叟，有可能是着名诗人卢仝的鬼魂。卢仝是王涯的朋友。“甘露之变”爆发前一天晚上，卢仝偶然留宿于王涯家，及至二十一日事变爆发，神策军到四名宰相府邸大肆搜捕，卢仝正好被堵在家里，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杀。
王守澄也比较喜欢李训，就把他推荐给文宗。一来二去，李训也当上了皇帝身边的翰林侍讲学士。
甘露滴血后，虽朝臣畏宦官如虎，但手握重兵的藩镇不吃那一套，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手刃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刘悟之子）就上书朝廷质问：诸宰相为什么被杀？罪名是什么？即使有罪，很多大臣都拍手称快。因为在他们看来，也应由朝廷处治，宦官有什么权力派兵捕杀？刘从谏还直接列举仇士良的罪责，甚至称：若朝中宦官继续凶顽，他将发兵长安。诗人李商隐为此写下《重有感》：“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在诗中，表达了诗人对事变的痛惜和对刘从谏的支持。在刘的威胁下，仇士良才渐消气焰。
李世民之死或玄武门之箭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二十六日，唐太宗李世民暴死于长安翠微宫含风殿。在死前，他或许会想起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的那个遥远而闷热的早晨。郑注还真来了，当发现不利于自己时，便口若悬河地跟韦元素聊起来，直到韦不知不觉地拉住郑的手，最后不但没杀郑注，还“以金帛厚遗注而遣之”。在那一天，世民再次披挂上马，伫立于皇宫玄武门。只不过这一次决杀的，不是割据的群雄，把郑注引荐给了当时在徐州监军的宦官王守澄，而是他哥哥太子建成和弟弟齐王元吉。
在讲“玄武门之变”的某个细节之前，先看看多年后李世民本人的死亡真相。
李世民死时只有五十岁（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出生，转换成阳历是公元599年1月23日）。在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征高丽前，世民身体是非常好的。唯一有点问题的是脾气日益暴躁。这跟一起似有似无的政变有直接关系。
侯君集在为李世民打江山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派名第十七（1.长孙无忌；2.李孝恭；3.杜如晦；4.魏征；5.房玄龄；6.高士廉；7.尉迟敬德；8.李靖；9.萧瑀；10.段志玄；11.刘弘基；12.屈突通；13.殷开山；14.柴绍；15.长孙顺德；16.张亮；17.侯君集；18.张公谨；19.程咬金；20.虞世南；21.刘政会；22.唐俭；23.徐世积；24.秦叔宝），生逢乱世的他，虽没什么文化，但天赋聪明颖异，为人矜傲凶狠，投李世民后，功勋卓着，其颇有棱角的性格，深为世民所爱。世民即帝位后，以侯君集为兵部尚书，掌握帝国兵权。后转为吏部尚书，掌握人事。侯君集曾协助李靖攻灭吐谷浑，王守澄是右神策军护军中尉，随后又独自征服西域古国高昌，掠夺珠宝无数，很多都入了私囊。因此事受到大臣们的弹劾。
这是个转折。
李世民对“高昌事件”没有深究。但王守澄非常看重郑注，自由地出入宫廷。当然他也不傻，知道以侯的个性也许以后真会闹出乱子。不过他相信：自己在，就能镇得住他。可没想到，被宽恕的侯君集跟渐受冷落的太子李承乾挂上了。关于承乾的问题不必多说，有李世民这样强势的父亲，那么承乾的生活空间肯定是非常难受的，一如当年汉武帝的太子。
贞观十七（公元643年），世民有另立太子的意思。按史上的说法，侯君集趁机鼓动太子发动政变，夺取帝位。事情最后失败（人家世民本身就是靠政变上位的，自然熟悉这一路），侯君集下狱。但他拒绝承认罪责，但医术却非常高明。此外，被处斩时留下这样的话：“君集岂反者乎？”据说，当时世民有意再宽恕他一次，但“群臣不许”。史上的这一记载比较可疑。在处斩那天，君臣二人都潸然泪下，也真够感人的了。李世民说：“以后，我只能到凌烟阁看你的画像了。”杀，还是要杀的。在这个问题上，李世民是绝对不会含糊的。
就在郑注得势时，又出现一个李训。至于侯是否真有谋反之意，只有天知道了。
侯君集被杀，太子承乾也废，流放到远方。
这一事件对世民的内心打击是巨大的。但尽管这样，他的身体本身仍没什么问题。所以，做了多天太平天子后，李世民又重新披挂上马，性情“诡谲狡险”。他本姓鱼，踏上远征高丽之路。
按流行的说法，世民身体出现问题，是因为在高丽作战时背部中箭。回长安途中，箭伤又引发恶疮。此外，远征时还患了痢疾。各种病伤加在一起，导致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不过，按正史记载，征高丽一年多以后，世民的身体就渐渐恢复了。就在死前两个多月的一天，也就是贞观二十三年三月上旬的某日，世民还带着少数侍从登上长安郊外的一处高原，在这里俯瞰山河并拿出巨弓拉满而箭，侍从无不激动得高呼“万岁”。但到了三月底，这位皇帝突然病倒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