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活
我前面描述的都是大一时期的生活,现在我来说大学二年级之后的生活。
《少女时代》是我在拉德克利夫学院读大学一年级时的作文汇集而成的。当时,在上柯兰老师的作文课时,我每个星期都写一篇文章。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打算将它们整理出版,直到《淑女报》的主编有一天忽然来访,他说:“本社的社长希望能在我们杂志上刊登你的传记,并且是以连载方式登出,请多多提供帮助。”
我当时以功课繁忙为由,婉转地拒绝了他,但他却坚持说:“你不是已经在作文课上写了很多吗?”
我听到他这话时,吃了一惊,问道:“啊!你是如何知道这些事的?”
“哈哈,我就是干这个的啊?”那位主编带有几分得意地笑着说。
紧接着,他又告诉我,只需将学校的作文稍加润色,就可以成为杂志需要的稿子,这做起来非常容易。于是,我只好答应把《少女时代》的原稿以3000美元的价格在《淑女报》上连载,并在合约上签了字。说实在的,当时我深受3000美元所诱,而忘记了那份稿子其实只完成了一半,更没有考虑到不写后半部可,能会带来的种种困扰。当时,我确实是有些得意忘形、沾沾自喜。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刚开始的时候,一切进展得还算顺利,可是越往后写,我越觉得棘手了。因为自己不知道要写什么才好,更何况我又不是专业作家,不懂得如何把现有的材料加以适当的加工,变成杂志社所需的文字,甚至对截稿日期的重要性也全无概念,完完全全是个外行人。当我收到杂志社发来的电报,例如“请立刻将下一章寄来”,或“第6页与第7页的关系交代不清,请立刻回电说明”等等时,我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做才好。
幸好,同班同学蕾诺亚介绍我认识了一个人,她告诉我说:“他是房东的同班同学,不仅头脑清楚,而且很慷慨,富有骑士精神,待人也和蔼可亲。如果有事相求,他一定不会拒绝的。”就这样,我认识了梅西先生。梅西先生是哈勃特大学的教授,当时他正在拉德克利夫学院兼课,但我并不知道这事。听了蕾诺亚的介绍之后,我对梅西先生有了初步完美的印象,从日后的交往中,我深切地体会到,正如蕾诺亚所说,梅西先生不但聪明、智慧,而且为人热心。他了解我的困难后,立刻把我带来的资料浏览了一遍,然后十分利落地帮我整理出来。这样,我终于能够如期交稿了。
梅西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才思敏锐、感情丰富。我来说,他既是好朋友,又是值得信赖的兄长,更是我碰到问题时不可或缺的咨询对象。如果现在所写的这部分水准不及当年,我丝毫不觉得奇怪,因为这次没有梅西先生帮我的忙。
前面曾经说过,我在拉德克利夫学院求学时,觉得最大的困扰就是没有盲文书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不够分配。当时,课外作业都是由莎立文老师用手语来逐字逐句地告诉我的,所以我经常要学习到深夜,而其他人此时此刻早已进入梦乡了。
洛奇老师与维杜老师也会在我的教科书上为我书写盲文,但有些老师一直到上课都还没有教导我该如何学习,所以我常常会跟不上进度。
红十字会如今已为盲人出版了几千册盲文书,盲人可以读到许多的书!而我当时所有的盲文书加起来也不到30本,所以对我来说,每一本都是一件无价之宝。我低着头,用自己的双手来“读”这些书,来搜集自己的论文材料,准备大小考试。每当自己在阅读盲文书籍时常常会想:“现在我即使不用别人的帮助,也可以独自学习了。”这样我就会觉得非常欣慰。
在学习方面,我可以毫不费力地阅读和理解文学和历史。这一点或许和我早先的生活经历有关,因为在进大学之前,我就接触过许多优美而富有想象力和知识性的文章。因此,我对这些课程都有很浓厚的兴趣,成绩表现十分良好。现在回想起来,真为自己的幸运而庆幸不已。
我唯一觉得遗憾的是,自己没能和大学时代的教授们进行更多的交流。对我来说,大多数教授的讲课就像留声机一样,只能是机械性地听讲。虽然院长布里吉斯教授家就在我的边上,但我从没有主动去拜访过他。就连给我的毕业证签字的艾里华特博士,我也一直没有机会见。只有指导我写作课的柯布兰教授以及教《伊利莎白时代文学》的尼尔逊博士,还有教德文的帕德雷特教授等人偶尔请我去喝茶,他们在校外遇见我时也十分亲切。
由于我的身体状况和别人不一样,因此我不能顺畅地和班上的同学玩在一起,不过大家还是通过各种方式来与我沟通。班上的同学经常一块儿到外面餐馆去吃三明治、喝可可奶,他们常常围在我身旁,说些有趣的事来逗我笑,同学们还推选我做副班长。如果我不是因为必须在学习上要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以至于感到很吃力的话,我想我的大学生活一定会像其他同学一样多姿多彩的。
有一天,朋友们邀我出去:“海伦,要不要到布鲁克林闹市区的朋友家去玩?”但最后我却来到了波士顿一间满是“泰瑞尔”狗的宠物店。那些狗都很热情地欢迎我,其中一条叫托马斯伯爵的狗对我尤其亲热。虽然这条小狗长得不是特别漂亮,但它很会撒娇,站在我身边时一副驯服乖巧样。当我伸手摸它时,它高兴得猛地摇摆着尾巴,还低声欢叫着。
“啊!汤玛斯伯爵,你很喜欢海伦吗?海伦,你也喜欢这只小狗吧?”朋友们异口同声地问我,我也很干脆地回答:“是的,我很喜欢它!”
“那我们就把它送给你,作为大家送给你的礼物吧。”朋友们说。
托马斯伯爵在我身边直绕圈子,似乎听懂了大家正在谈论它。
等汤玛斯伯爵稍微安静下来了,我才说:“我不喜欢这种什么伯爵的称呼,听起来像高不可攀。”
我说出这番话后,狗若有所悟地静坐一旁,一声不响,变得沉默起来。
“你们觉得‘费兹’这个名字怎样?”这话刚说完,托马斯伯爵好像完全赞同似的,兴奋地在地上连翻了三个滚。于是,我就把这条小狗带回了康桥的家。
当时,我们住在库利兹街14号,租下这幢房子的一部分。据说这栋房子原来是高级住宅,坐落在一片美丽的土丘上,四周长满了葱郁苍翠的树木。虽然住宅的正门面对马路,但屋宇很深,马路上车辆的喧闹声几乎完全听不到。楼房的后面有一个大花园,房主在花园中全种上了三色紫罗兰、天竺葵、康乃馨等花草,因此屋子里总是充满了花的香味。
每天早上,那些穿着鲜丽衣服的意大利女孩就会来采摘花朵,拿到市场上去卖。我们常常在那些意大利少女活泼的笑语及歌声中醒来,真有点像置身于意大利的田园村落里。
住在库利兹街期间,我们结识了几位哈勃特大学的学生和年轻讲师,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并成了很好的朋友。其中一位是菲利浦·史密斯先生,他现在担任华盛顿国立地质调研所阿拉斯力口分所所长,他的夫人蕾诺亚是我最要好的同学之一。蕾诺亚对我非常友好,每当莎立文老师身体不适时,她就替莎立文老师帮助我做功课,并带我到教室去。
约翰·梅西先生也是当时的成员之一,他一度是我生活和精神上的支柱,后来他和莎立文老师结婚了。
那时候,我们常常一口气走十多里的乡村小路,却一点儿也不觉得累。有时候骑着三个车座的自行车出游,一骑就是40里,玩到尽兴才肯回家。那真是个无忧无虑的年龄啊!做什么都开心,玩什么都高兴。在年轻人的眼里,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如此美妙,照在树梢上温暖的秋阳、成群结队南飞的候鸟、为了雨季储藏食物正忙忙碌碌搬运胡桃的松鼠、从苹果树上掉下来的熟透果实、河边草地上粉红的小花,以及碧绿的河水。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赏心悦目,令人陶醉。
在寒冷的冬天夜晚,我们会租一辆有蓬马车,到处随便溜达溜达,或者去山上滑雪橇,或者到野外尽情玩耍,或者静静地坐在咖啡馆中喝那香浓四溢的咖啡,或者吃一顿美味可口的夜宵。我们的生活就像神仙般快乐。
冬夜漫漫,有时我们也会连续几天夜里围在熊熊的炉火前,喝可乐、吃爆米花,高谈阔论,探讨社会、文学或哲学上日种种问题。无论谈起什么问题,我们总喜欢追根究底。一群年轻人开始懂得独立思考,并且富有强烈的正义感,对社会上的邪恶势力、黑暗面非常看不惯,大家在爱好和平、热爱人类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纯粹的讨论多半于事无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仅仅是构建理想的乌托邦而已。青春的光彩如此璀璨,令人不敢直眼逼视,那种毫无畏惧的精神也确实令人羡慕。
记得有一次,我们徒步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那是3月,风还非常猛烈,把我的帽子都吹跑了。还有一次,大概是4月,我们也是徒步出门,忽然半路上下起了瓢泼般的大雨,我们几个人只好钻到一件小小的雨衣下躲雨。到了5月,大伙儿相约到野外去采草莓,空气里飘荡着草莓的芳香。
唉!我现在还没有到老太婆的年龄,怎么一个劲儿地回忆过去的岁月了呢!
4年的大学生活在这愉快的日子里眨眼就过去了,我们终于迎来了毕业典礼。当时曾有报纸报道过毕业典礼中的我和莎立文老师,其中还有一家报纸登了这样一条消息:“这天,毕业典礼的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当然,每位在场的毕业生都将接受毕业证书,但来宾们的目光焦点却集中在一位学生身上,她就是美丽、成绩优异却眼盲的海伦·凯勒。长久以来,不辞辛劳协助这位少女的莎立文老师也分享了她的荣誉。当主持人念到海伦·凯勒的名字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位少女不仅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所有的大学课程,而且在英国文学上表现尤其突出,因此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交相赞誉。”
莎立文老师十分高兴我能够在英国文学这一科上得到高分,这完全要归功于她。可是除了这两点事实外,报纸上的其他报导都是一派胡言。那天来的嘉宾并不像记者报道的那么多;事实上,专门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的朋友只有五六个。最遗憾的是我母亲因为生病而不能出席典礼;而且校长也只是做了例行演讲,他并没有特别提到我和莎立文老师。不仅如此,其他的老师们也没有特别过来与我打招呼。另外,在我上台领毕业证书时,并未出现如报上所说“雷鸣般的掌声”。总之,毕业典礼并没有像报纸上形容的那样盛大空前。
有些同学还因为莎立文老师的遭遇而打抱不平,他们一面脱下学士服,一面气愤地说:”真是太草率了,应该也给莎立文老师颁发学位才对。”
毕业典礼之后,老师带我离开礼堂,直接乘车前往新英格兰的连杉,也是我们计划搬过去住的地方。当天晚上,我与朋友们去奥罗摩那波亚加湖划独木舟,在宁静祥和的星空下,暂时忘却了世人的一切烦恼。那家对毕业典礼夸大报道的报纸还说,连杉的房子是波士顿市政府送给我的,那里不但有宽敞的院子,而且室内堆满了别人送给我的青铜雕塑,还说我有一间藏书数万的巨型图书室,坐拥书城,生活十分惬意。
真是一派胡言。我和莎立文老师住的怎么是那么豪华的房子呢?事实上,那是一栋很早以前就买好的老旧农舍,它四周有7英亩田地,它们被荒废许久了。莎立文老师打通了挤奶场和存放陶器的储藏室,使之成为一个大房间,就充当我的书房。书房里大约有一百册盲文书,虽然相当简陋,不过我已经觉得心满意足了。因为这儿光线充足,东西的窗台上可以摆上盆景,还有两扇可以眺望远处松林的落地玻璃门。莎立文老师还特地在我的卧室旁边搭出去一个小阳台,以便我高兴时出去走走。
就是在这个阳台上,我第一次听到鸟儿唱“爱之歌”。那天,我在阳台上享受那和煦的微风,不愿进房间,呆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阳台的南边长满了常春藤,它的枝叶绕着栏杆攀爬而上;北边则种着苹果树,每当苹果树开花时,那扑鼻的香味简直令人陶醉。
忽然间,我扶着栏杆的手感觉到微微的震动,这种震动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把手放在音乐家的喉咙上的感受一样。震动是一阵一阵的,忽行忽止,就在某一个停顿的瞬间,有一片花、瓣掉了下来,轻擦过我的脸颊落到地面。我立刻猜想大概是鸟儿飞过,或者是微风吹过,所以花瓣才会掉落的。
就在我猜测之际,栏杆又开始颤动起来。
“这究竟是什么?”我静静地站在那儿,神色专注地感受和思考着。这时,莎立文老师从窗子里伸出手来,悄悄地暗示我不要动。她抓着我的手告诉我:“有一只蚊母鸟正好停在你身旁的栏杆上,只要你一动,它就会飞走,所以最好站着别动。”
莎立文老师用手语告诉我说:这种鸟的呜叫声听上去像“飞——普——啊——威,飞——普——啊——威”。我聚精会神地辨别这种鸟的叫声,终于感受到了它的节拍与情调,还感觉
到它的呜叫声正逐渐加大加快。
莎立文老师再度传信息给我:“鸟儿的恋人正在苹果树上与它应和,那只鸟可能早就停在那儿,噢!你瞧,它们现在开始二重唱了。”
停了一会儿,她又说:“现在,这两只鸟儿已经在苹果花丛中卿卿我我地互诉衷肠呢!”
这栋农舍是我用糖业公司的股票换来的。这些股票是10年前史波林先生送给我的。史波林先生在我们最困苦时候对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第一次见到史波林先生时我才9岁,他还带着童星莱特跟我们一起玩。当时这位童星正参加《小公主》一剧的演出。此后,只要我们有困难,史波林先生都竭尽全力帮助我们,而且时常到柏金斯盲人学院来探望我们。
每次来的时候,他都会带一些玫瑰花、饼干、水果送给大家。有时他还请大家出去吃午饭,或者租一辆马车,带我们出去游玩,童星莱特也常常陪我们一起去。莱特是一个美丽又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史波林先生常常对我俩说:“你们是我最心爱的两位小淑女。”然后很开心地看着我俩一起玩耍。
当时我正在学习如何与人交谈,而史波林先生却总是不明白我的意思,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一天,我特意在反复练习说“莱特”的名字,想给史波林先生来个惊喜。然而,无论我多么
努力,就是说不好莱特的全名。我急得哭了出来。等到史波林先生来时,我迫不及待地展现我的练习成果,一遍又一遍的反复多次,好不容易终于让史波林先生懂了我的意思,我又高兴又感动,那种激动的心情至今无法忘怀。
此后,每当我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或者周围太吵闹了,史波林先生不能和我沟通时,他就会紧紧地抱住我,轻柔地安慰我道:”虽然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我喜欢你,而且永远永远喜欢你。”
一直到他去世,史波林先生始终按月寄生活费给我和莎立文老师。后来他把糖业公司的股票送给我们时,嘱咐我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卖掉它。正因为如此,当莎立文老师和我第一次踏进这屋子,开始我们新的生活时,我们随时都能感到史波林先生与我们在一起。